有人說民族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實體；也有人相反說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兩種說法巧妙地避開了為“民族”下一個確切的定義。這是因為人們發現，民族是一個如此難以把握的對象。盡管語言、人種、領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來定義民族，但都無法將民族完好無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民族”在定義上無法確定性，甚至使人產生了民族虛無主義的結論。但是空洞無物並不意味著沒有價值，畢竟歸屬一個易于確認的群體是人類的自然要求。這樣的群體，無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級、宗教、政黨、國家以及民族。

     帝國時代的中國，號稱“漢字文化圈”，歷來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帝國，只是到了清末才被納入“民族國家”這件歐化的緊身衣。因當時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漢人中心思想逐漸以古代的華夷之別的形式得到復興。但漢人中心又會迫使少數民族獨立分離，所以民國漢人掌權後，一改民族革命的論調，使用“五族共和”的詭辯公式予以補救，企圖用黃帝崇拜來代替清帝崇拜，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下策。

      從上述可知，國家的團結需要君主。沒有活的如光緒那樣的賢君，就要了一個死的如黃帝那樣的傳說人物，否則就會有袁世凱這樣的亂臣賊子、毛澤東這樣的汪洋大盜，出來欺世盜名，甚至魚肉百姓，在自我毀滅的同時也糟蹋了中國的百年歷史。

      ──你說聯邦好還是邦聯好？

      ──我看還是“劉邦”好。當然這個“劉邦”不是那個古代的市井無賴，而是現代的立憲的君主︰古代的劉邦能締造“大漢”、鑄造“漢族”；現代的立憲君主可以從黃韃子、白韃子、紅韃子之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僅恢復政治中華、地理中華，而且恢復文明中華、精神中華。現在，經過了歷時百年的共和浩劫之後，國人終于意識到，君主制當然只能是“建立在憲政基礎上的君主制”，不再是一個荒唐的復闢夢，因此這確實是“一個理性的選項”。尤其考慮到︰中國從來都沒有現代意義的君主立憲制，所以君主立憲制在中國不是一個“復闢”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創新”。

      在立憲君主制的意義上，有人已經逐步認識到，“信不信，君主制國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王從聖﹞，于是得出結論說︰“實現了民主的國家，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如盧森堡、挪威、丹麥，比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還要好。而英國、日本也比美國更加穩定。”

      即使在沒有實現民主的國家，君主制也比共和制要好一點好︰如沙特、科威特、摩洛哥、約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幾個阿拉伯君主國，就比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這幾個阿拉伯共和國，為好。泰國比越南強不用說了，也比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要強，因為泰國是君主制度的。最落後的國家，如以前的柬埔寨、尼泊爾等也比最落後的共和制國家要好。何況二十世紀的柬埔寨就是被1970年發生的共和國革命給毀滅的；而二十一世紀的尼泊爾則正在毛派的推動下走向共和國形式的社會毀滅。

      那麼中國呢？中國向何處去？在上述共識之上，現在有人提出了以下的觀點來探討中國的出路︰

      1、“我有妙計︰既能實現民主，又能兩岸統一！實現民主的最大困境是大陸的執政者不願意放權，也不敢放權。不願意放權，那是因為特權利益太誘人了。因此，要想民主沒有壓力實現統一那是不可能的。冷戰以後，民主在全世界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完全能夠認識到，民主是唯一的出路。剩下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們不敢下台。齊奧塞斯庫、米洛舍維奇、薩達姆等人的下場是讓人觸目驚心的。這使他們越發不敢放權。一旦放權誰能保證不被清算，不被報復？畢竟，過去侵犯人權的經歷實在太多了。但是這樣一來，整個國家的發展就陷入了僵局之中。人們無奈地、默然地等待著那麼一天，體制崩潰和爆炸的那一天。在這個過程中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有多少生靈會被涂炭。即便一個已經實現了民主的國家如台灣，也實際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黨派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斗得你死我活，魚死網破；制度被沖得七零八落，國家被鬧得四分五裂，人民被折騰得筋疲力盡、苦不堪言。”

      2、“擺脫中國這一困境的理智辦法，就是在國家之上或曰政治實體之上、黨派之上，建立一種權威，節制黨派及其造成的政治實體之間的斗爭。不僅促成執政黨派與在野黨派達成妥協，也促成不同的執政黨及其國家和政治實體達成妥協，共生共存。”這個思想雖與西化派的“國家主權至上理論”背道而馳，但確實是兵不血刃地解決中國死結的最佳方案。但是，到哪里去找這樣一個權威呢？在日本建立民主的過程中，美國充當了這樣一個權威；在西德建立民主的過程中，美法英充當了這樣一個權威。在柬埔寨，聯合國與中國、美國、甦聯、法國、印尼、泰國等共同充當了這樣一個權威。但是要想讓偌大的中國接受這樣一個權威，似乎比登天還難。然而，中國有中國的幸運。真是天助有夏！我們有與大陸幾乎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台灣、香港和澳門。港澳台三地均有良好的法治傳統，民主比較成熟，經濟也很發達。如果我們能借助港澳台，共同構築兩岸四地之上的、超越黨派的權威，中國人是能接受的。這需要理智！更需要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崇高品德！一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驚呼︰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如今，當中國正走在為民族發展開創千年基業的偉大時刻，中國人，你準備好了嗎？政治家，你有這樣的文明胸懷和歷史視野嗎？”

      3、“有一種方案很難被人們接受，那就是君主制。實際上這是中國實現民主和兩岸統一的一個絕好的方案。這個方案對于擺脫實現民主和兩岸統一的困境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在君主以及台灣和香港澳門的共同保障之下，使現時利益集團免予被報復的憂慮。也讓台灣放心，台灣的現有地位和權益沒有受到侵犯可能。比如，可以組建由君主牽頭，由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成員組成的中國民主和統一的委員會。同時，君主制將為實現更大範圍的中國統一提供條件，比如外蒙古，在共戴一君的前提下納入中國，中國為外蒙在天津或秦皇島提供專用出海口和碼頭，並修築烏蘭巴托的鐵路。中華民族的更大範圍的統一就是可能的。”

      4、甚至具體的道路也有了︰“君主從歷代衍聖公後裔中選擇。現在，中國最後一任衍聖公就在台灣，可以讓台灣放心。”      上述的種種議論表明人心所向︰在中國境內實行民族平等、在中國境外實行種族平等，就需要某種君主制度。

      “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在君主制度息事寧人的示範下，一切人類才能“在自然秩序面前具有尊嚴”。承認生命的本質所具有的尊重秩序的共性，並不等于抹煞秩序和人生的戲劇性。排斥生命的內在尊嚴和世界的內在秩序──就無法產生新的中國人。不承認生命的內在尊嚴和世界的內在秩序──就無法建立一個具有尊嚴和秩序的中國。不論一個中國人他原來的種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究竟如何，只要他承認生命的內在尊嚴和世界的內在秩序，就應該得到接納。這決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問題；而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

      不應排斥“少數民族”積極參與中國文化，不應排斥“外國人”積極參與中國文化，否則，一個新的中國民族及其文明是難以形成的。新的中國民族不是現存中國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頭換面，而應具有全新的質地、全新的形態、全新的功能、全新的心靈。全新的心靈要求全新的質地──僅從現存中國居民這堆原始材料中，很難延伸足量的上等貨色。所以，中國必須堅持內外之分，堅持不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與外部文化訂立可恥的“城下之盟”。我的意思是，外來文化的勢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彌而難以自保的地步，中國就應當有一天不與它真正和解。中國可以接納它們，但決不向投降，更不會把它們當作真理予以膜拜，而要一直抵抗下去。要通過一直的堅忍，不被其表面的榮華與富足所誘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所屈服一樣。中國拒絕步其後塵，成為它的精神僕役，1950年代的的夢魘應該一去不返。

      譬如遭到圍困的城市，即使終于陷落，但多堅持一天，就意味陷落以後的結局有所改觀。文天祥雖然被殺死亡，可是他的犧牲尤其是他的堅持、冥頑不靈、忍耐精神，在歷史上引起了持久的反響，並對後來的英雄施行了有力的催眠。

      由于時局的不斷演變，有一天中國的子孫們發展了祖先的優勢，彌補了其劣勢的時候，他們就能成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這樣的奠基者，或是中國種族上的子孫，或是中國文化上的子孫，而後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都遠遠超過前者。

      中國人民不喜歡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總是習慣于跪著祈求，最後導致起義領袖變成了新的暴君。中國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氣象時，才會以王朝更迭的信念開始支持造反，而實際上這並不是西方意義的“革命”，只是中國意義的治亂相循。

      這樣的民族習俗，決定了中國的統一和中國的穩定，最終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基礎上。

      我的感覺是︰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君主制，中國不僅不再可能獲得統一；而且連獨立都很難維持下去。最後只能被全球化的浪潮完全吞沒，就像埃及人那樣。埃及人就是因為法老制度的瓦解而消亡的。先是亡于亞述人、波斯人，然後亡于馬其頓人、羅馬人，最後亡于阿拉伯人。

      中國人，為了避免亡國滅種的埃及式命運，請建立新的君主制度︰君主立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