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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12/15/2007 1:31:49 AM
-- 中國人的野性和激情是如何消失的
（討論）
啥麽是野性，擁有那種狂野不訓的那種人性，就是野性。相反一個唯唯諾諾的人，就是沒有野性的人，好比生存在大草原的野生動物野狼，為著生存與大自然做著殊死的鬥爭，而喪失這種野性的狼則變異成為了另一種動物，一種奇特的，被人故意馴化過，野性被剝奪的曾經是狼的動物，這種動物叫作狗。野性和獸性鋒芒畢露的狼種，在受到人的刻意馴化以後，喪失了原有的那種狂野的氣質，變成了溫順的家禽。
在這個世界上，擁有強勢文明的民族。都或多或少的具備了狼一樣的野性和獸性。雄心勃勃，有這那種野蠻的侵略性，進功性。強勢的民族，都是主動出擊。而劣勢的民族卻往往是被動防守。如果說，象西方日爾曼那樣的民族是野獸的話，那毫無疑問，現代的中國人就是被消除了獸性的家禽。
在中國，沒有平等針對所有人的社會規則和秩序，一個人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與他人相處采取何種姿態，完全取決於他的身份地位。地位低者在地位高者面前是沒有絲毫的人格和尊嚴可言的，真是可鄙可嘆。
每個中國人從小就要接受嚴格的奴性訓練，從絕對服從家長和老師開始學起，進而是領導/上司。中國人的成長歷程就是一個接受精神閹割的過程。等到他們步入社會，除了極少數另類外，絕大多數都成為了完全沒有人格與自尊、完全適應等級秩序的精神太監。一個全部由太監組成的民族是無法實現自由民主的，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人們正常的人格、自尊與自律的基礎上的。
同樣，我們很難想象這些沒有人格與自尊、見了高位階者就如同哈巴狗一般極盡忠順諂媚之能事的中國人，會為了任何事爆發出真正的憤怒。因為這種源自內心的真實情感，在他們20余年來所接受精神閹割的歷程中，即使沒被消磨殆盡，也是深深埋藏在心底，非絕對安全的場合，輕易不敢露出示人。
中國人內心的麻木，對藝術文化的麻木，就源自於內心的激情，和靈魂中的熱流，在每個中國人的幼年時，就遭到了中國儒教文化無情的摧殘。扭曲了中國人的靈魂，對藝術和文化徹底喪失了欣賞能力，造成了靈魂深處審美觀的墜落。對於美的追求，中國人總是有著一種天性的麻木不仁。
其實，在最古老的中華大地，最早的古華夏民族，那時候的人民，和現代的其他人民一樣，也是一只充滿了侵略性，進攻性的野狼。作為這樣一種狂野不馴的生物，那時候的古代華夏人，靈魂中充滿了那種，原始的，富有激情的那種 亞當和夏娃的原始野性。正因為內心的熱烈，靈魂中的激情是那樣的洶湧澎湃。古代的華夏人充滿了對美的追求。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這麽一個故事，最原始的古代華夏人不能以原始的工具創造出充滿生命力的紅色，於是他們獻出了自己的鮮血，以自己的鮮血創造了紅色。紅色就是華夏民族的象征，它象征了生命力和犧牲的情操，愛情的本意就是犧牲的沖動。生命力和愛的情操就是古華夏人的象征。紅色體現了這樣的精神。
我們大家通過發掘出古代的文物，那個時代的文物。雖然過了數千年，人們還是為它們的藝術價值感到震驚。為啥麽，因為那個時候的古華夏人，靈魂和世界上的人民是一樣的健全。內心和靈魂深處充滿了野性的激情。那個時代的人，對於美的追求，是現代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的。
但是，象這樣一個賦予了狂野特性的民族，不符合古代統治者的利益，因為難以管轄。所以說，一些古代統治者的????，為了馴化華夏民族，剝奪他們內心的野性，摧殘他們的靈魂。結果創造出了一種把狼馴化成狗的精神邪教，儒家。為啥麽，因為古代的統治者他無法把每一個人都關進監獄，那麽為了管理和制服人民。就必須馴化和強行剝奪他們於身具來的先天野性。那麽就需要依靠那種無形的東西。儒家的學說，最大的特點就是要強迫人服從規矩，服從那種等級森嚴的禮節。啥麽王管家長，家長管兒孫，一級一級的管下去，每一個下級都必須象上級無條件的服從。在這種精神邪教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華夏人的野性喪失了，內心的激情，對美的追求都被謀殺了，華夏人從狼被訓成了狗。那種屈辱的服從，那種卑怯的妥協在華夏民族的靈魂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偉大的華夏人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靈魂遭受了地獄般的摧殘。終於墮落成了今天這種中國人，直到今天，儒家那種摧殘人性尊嚴，剝奪人性內心的原始激情，毀滅人對美的追求那種殘忍的酷行，在華人世界裏還非常的橫行。
作為華夏民族的子孫，今天所謂的中國人。其實應該對這種地獄般的精神邪教進性根本性的清算。我在想，被這樣摧殘過的中國人，到底還有沒有希望呢？到底中國人還能不能象古代華夏人那樣再一次優秀偉大呢？？如果說人類的靈魂是有可塑性的，那麽既然能被破壞，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就不能醫治那破損的心靈。我以為，只要有正確的領導，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
關鍵這裏面需要大量有思想深度的文人，用鋼筆作為武器，無情的抨擊挑戰，儒家這種精神邪教所鼓吹的那種教條。第二，需要有藝術家，創造那種大起大落，充滿了亞當和夏娃那種原始野性的，激情澎湃的文學，影視作品 ，在這種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在儒家邪說在正義的思想家的抨擊和挑戰下。經過幾代人的功夫，中國人才能擺脫了靈魂上的枷鎖，獲得了自由，這時的中國人才是一個自由的人，而不是人的奴才。被圈養在狗窩的狗再次回到了野性的大自然，再一次從靈魂燃燒起那種原始的激情。也只有這樣，中國人必然能恢復古代華夏民族的特質，再一次大起大落，狂野不馴。成為了一個優秀偉大的人民。
但是，儒家對中國人的摧殘畢竟達到了數千年之久，要想治療好中國人破損的靈魂並非一照一夕可以完成。中國人如果真能出現大量有思想性正義感的文人，去無情的挑戰那個謀殺人性的邪教，又出現了象古龍那樣的小說家，不斷寫出了那種大起大落，野性十足的作品。我想中國人康復也需要幾代人時間。但是，只要去認真的做，還是有希望的。/送交者: dudelai 2007年12月14日於 [天下論壇]
-- 發佈時間：12/15/2007 1:4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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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下崗女工巴黎跳樓身亡（圖） 2007/12/14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startimg-->  發送圖片到手機，劉春蘭學習法語的學生証 美麗城位于巴黎市區東北部，屬于10、11、19和20區的交會地，各國移民和多元文化在其間混雜交錯。以美麗城地鐵站為中心，方圓几百米內遍布著花花綠綠的中文牌匾。據非正式統計，這里生活著4萬多名華人。兩個多月前，來自中國撫順的51歲的非法移民劉春蘭，為了躲避警察，在地鐵站沿拉維烈特大道向北5分鐘路程內的一棟五層臨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在法國，這一事件成為了最具轟動效應的新聞之一，劉春蘭的悲劇被法國人普遍地與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殘酷”的新移民政策聯系在一起。薩科奇總統要求法國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過，悲劇并非只發生在巴黎。11月17日，劉春蘭的骨灰被裝在一個藍色袋子蒙著的罐子里啟程回國。兩天后，在撫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中，骨灰回到家鄉，并最終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園公墓。此時的撫順，對于劉春蘭所熟悉的下崗工人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會”資助劉春蘭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后事，他們在一份公報中解釋：“劉春蘭離鄉背井的夢想和理由是為她25歲的獨生子張宇虓提供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給他提供一間公寓以便讓他能夠結婚。” “飢荒全部還上了” 事情發生在9月20日下午3點多，當時房客李萍剛剛回到41號單元。這里有門禁但沒有密碼，推門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國人。不長的過道昏暗狹小，邊上擺著几個垃圾桶。繞著蜿蜒的樓梯爬上二樓，正對面有一扇深紅色的房門，透過昏黃的燈光，依稀可見門上油漆掉落后的斑駁痕跡。 在門后，“房東”聶文奎正在給自己剪頭發。聶文奎跟劉春蘭是老鄉，都是遼寧省撫順市人。在這里，“房東”的意思是最先租下這處公寓的人，然后他又把房子按鋪轉租給后來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這間屋子搭鋪的，正在因為她的一個沒有証件的朋友被警察帶走而憂心忡忡。“你吃點東西吧，別上火。”同屋的劉春蘭勸慰李萍，給她端來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飯。 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劉春蘭聊天。兩人于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歲的李萍從沈陽過來，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經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門。聶文奎過去開門。李萍聽見來人在門口用法語隱約說道：“警察……護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門口坐在桌子旁，看見聶文奎與兩個法國便衣警察在聊什么。 劉春蘭基本不懂法語，但聽出了是“玻利絲”（法語“警察”的諧音），滋溜一下鑽進了廚房。 事后，她的三姐劉冬蘭回憶起劉春蘭打電話時說過，她怕警察：“她跟我說，在這里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給警察知道的話，就要被送回國了。我當時就說，你要是被送回來就回來唄，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當旅游一次回來好了。她說，她出國欠了7萬多塊錢，回來的話找什么工作來還清啊？身體再不好，也得做下來。”在電話中，劉春蘭不止一次對家人說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 事發當時，李萍亦起身去上廁所。過了一會兒，聽到了警察下樓時“咚咚”的聲音，聶文奎說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廚房喊了一聲，“警察走了，你出來吧。”可是沒人答應。李萍走進廚房，不料廚房沒人，窗戶是開著的。李萍探頭出去，看到許多人圍在下面，她一露頭，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趕緊朝聶文奎喊：“壞了，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聶文奎說：“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樓下家居用品店里的突尼斯大媽正站在店門口，看見劉春蘭從二樓的窗戶里先把拖鞋扔到樓下，然后赤腳踏到窗外。“當時她走在我店鋪的雨搭上。晃了几下，就一腳滑了下去，頭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沖上去抱著她喊：‘太太，你沒事吧？’她努力掙扎著半睜了一下眼睛，應了一聲便不省人事了。”兩名法國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樓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劉春蘭嚇了一跳，趕緊打電話叫救護車。劉春蘭已經傷重昏迷，被緊急送到了喬治﹒蓬皮杜醫院。 事實上，劉春蘭根本不需要逃跑，兩位法國警察的任務并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們事后解釋，當日前去該住處的目的是給“房東”聶文奎送一張法院傳票。在塞納﹒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聶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國非法移民，被抓到拘留中心后，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鋪取他的皮箱，而后這名非法移民報告說，皮箱內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飛，懷疑是被一起搭鋪的聶文奎偷盜。 僅僅在一周之前，遠在撫順的張宇虓還接到了來自母親劉春蘭的充滿興奮和喜悅之情的電話：“出國的飢荒（債務）已經全部還上了，從今天起，就可以掙錢給你買房子了。”另外她還說，“我已經攢了一些錢，改天給你寄回去。”然而，一個星期后的9月26日，噩耗就從法國大使館傳來。 作為昔日的產業工人和“技朮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崗女工和非法移民，劉春蘭死于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里。 賴活著，還是賭一把？ 出國的念頭在劉春蘭頭腦里醞釀了多久，她的家人并不清楚。她几乎沒跟人商量，就獨自湊齊了出國費用并辦理好了所有的出國手續。7萬塊錢的出國費用對這個一貧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筆天文數字，劉春蘭動員身邊的親戚和朋友，花了半年時間籌上這筆錢。2004年10月，劉春蘭懷揣著一本旅游護照，也帶著7萬元錢的債務，只身一人遠走法國巴黎。那天她走得有點兒悲涼，沒有一個親人替她送行。兒子要送，被她勸阻了，而她與丈夫的感情近年來又一直不睦。 在張宇虓看來，父母之間是“正常感情”。劉冬蘭則說，妹妹和妹夫感情“一般”，要不是有兒子，估計早離了。 初到法國，劉春蘭在美麗城街區警察局下屬的救濟所過夜。后經中介介紹，劉春蘭在巴黎北郊塞納聖丹尼省的維勒班特市找到了一處住處。旅游簽証快到期的時候，劉春蘭向行政當局遞交了避難申請。這個決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賭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確：為兒子掙錢。 張宇虓自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直到25歲還沒談過對象。劉春蘭賺錢給兒子買房的目的是讓他娶媳婦。 2003年，劉春蘭的丈夫張百良下崗了，原本就貧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張百良是撫順市木器廠一名普通職工，這家木器廠可以追溯到民國時代，前身是一家棺材鋪。張百良的父親、張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將近半生的時間服務于此。張百良也曾有過驕傲：他是廠子里的技朮骨干、“先進工作者”。 在木器廠工作了30年的張百良，第一次獨自面對社會。對他來說，失業后的再就業培訓、政府的生活補貼，從來都僅僅是出現在政府的工作報告里。 同樣的厄運，此前8年就曾在這個普通的家庭出現過一次。1995年，劉春蘭從撫順市服裝二廠下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場經濟殘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裝和紡織業則是這個城市里最早經受市場經濟考驗的行業。劉春蘭好強、有主見，也曾有過自己的榮譽：連續几年被評為這家企業的“技朮革新能手”。 自謀出路的劉春蘭第一次體會到社會競爭的殘酷。四十多歲几乎是一個毫無競爭力的年紀，她替縫紉店做過針線活，一個月能掙四五百塊錢，隨著年齡的增長，視力下降，只能干類似護理老人、飯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減，最少的時候只有一百多塊。 張百良的失業讓這個家庭徹底沒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廠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體力活，下崗后只能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賣水果，一天干10個小時，碰上好運氣能掙十几塊錢。 貧困的接力棒開始向下一代傳替。由于家庭貧困，自從17歲初中畢業，張宇虓就進入了社會。8年間，他做過服務員、網管、寵物店職員，工資最高時也不過每月600元。劉春蘭認為張宇虓到了該成家的年紀。 為了給兒子一個體面的婚禮，劉春蘭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國。賴活著還是賭一把？三姐劉冬蘭說，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孩子是個閨女，她也會出國，在撫順根本看不到解決生活困難的希望。 盡管劉春蘭干的是巴黎最底層的工作，收入卻是她的姐姐不敢想象的。將近三年的時間里，劉春蘭還清了全部的7萬多債務，每年兩三萬人民幣的結余，讓遠在撫順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許多初到法國的非法移民都會申請難民資格，初次申請往往容易獲得三四個月甚至一年的認可，每個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歐元資助，并可以享受醫療保險。但到了2005年1月份，劉春蘭的難民資格申請被拒絕，從此變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endmsg--> |
-- 發佈時間：12/15/2007 1:40: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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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窮撫順到窮巴黎
李艷跟劉春蘭住上下鋪，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機會其實很少，況且自己都顧不上的時候，哪里還能來得及想別人。聽說劉春蘭后來找了個阿拉伯男朋友，本來還想著結婚，但后來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徑。今年的8月，劉春蘭委托三姐，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
三年中，她以最貧窮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貧窮的城區。美麗城有一個名為“巴黎超級市場”的超市，經常在晚上六點扔掉過期食品，許多人等候已久，這時就上前撿些東西回家。劉春蘭在電話里告訴過家人，自己也會在這里買面包吃，“有時候在超市門口撿到的東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臥室里，房客總共8個人。室內擺著3張上下鋪，其中有兩張男女合住的雙人鋪。最里面的一張橫擋著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線只能從床鋪空隙中依稀透射進來。每個床鋪上都有用布頭蒙起來的窗帘，遮得嚴嚴實實。一張小桌靠在左邊的牆面，形成和對面床鋪間的一條狹窄的過道，走過時必須側著身子。
穿衣鏡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沒有窗戶，牆壁都因濕氣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為老化而漏水。
在撫順，她的家人的處境與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積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擺設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樣：結婚時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張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響的冰箱和老式的電視機，是下崗前張百良在舊貨市場上分別以100元的價格買的。這個家在7樓，天黑以后他們摸黑上樓梯，只是為了省下一個月兩塊錢的電費。
在巴黎，41號單元樓邊的牆壁上貼滿用中文寫的各種招工啟事，有招餐館女招待的，有招清潔工的，也有尋人教中文的。在這一點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標准上，撫順還比不過美麗城：張百良和張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啟事。
巴黎的小房間里，除了床鋪之外几乎一無所有﹔撫順房間的衣柜頂上則有一把吉他，是劉春蘭年輕時的最愛。“窮巴黎”與“窮撫順”之間是有管道相連的。作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撫順經歷著長久的轉型陣痛，由于生活困頓與機會的匱乏，這里有著成千上萬的出國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劉春蘭性格活潑開朗，會彈會唱。以前在工廠上班時，每逢禮拜天家庭聚會、朋友串門，她就會撥弄撥弄吉他，下崗后，這把吉他在衣柜頂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積了厚厚的一層塵土，琴弦也斷了，從那時候起，這個家里就再也沒有過歌聲。
回憶起和妹妹當年在鄉下的田埂上抱著吉他自彈自唱的情景，劉冬蘭流露出少有的興奮。
劉冬蘭的丈夫陳玉林2000年下崗后在勞務市場打散工。家里揭不開鍋，劉冬蘭給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來要掙回大米錢。蹲在勞務市場直到晚上七八點，陳玉林也沒有活干。“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根本沒人要。”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劉冬蘭給丈夫記過賬，陳玉林下崗后最多的一年掙了4000塊錢。
回憶起下崗后的生活，劉冬蘭忍不住辛酸的眼淚，覺得“活著就是個負擔”。買三毛錢的菠菜，早上起來給丈夫熬一頓，晚上回來熬一頓，劉冬蘭自己空一天的肚子。為了節省開支，她將一日三餐改為早晚兩餐，10年來，這個生活習慣一直保留。
“終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劉冬蘭才領到了每月680塊的退休金，家里終于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過來的，最害怕過年過節、人情事務，拿100塊錢都困難。”劉冬蘭說。
“好消息”接踵而至：從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陳玉林可以領到每個月400元的生活補貼，條件是他一個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這得歸功于丈夫原單位撫順石油三廠的同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這些沒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崗職工們頻頻去北京上訪，事情終于在兩個月前有了轉機。
劉春蘭自己的家庭同樣貧苦若此，急需她的“輸血”。有人事后為她算過一筆賬，節省一點過日子的話，每個月120歐元搭鋪費和80歐元錢伙食費基本就夠花了，而做保姆每個月能掙六七百歐元。作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銀行開戶，領到工資后馬上就通過西聯匯款寄回國內。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會副會長董力文解釋說，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國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這里，劉春蘭的生活與其他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別無二致。她撿垃圾，到跳蚤市場去賣。
在巴黎領取遺物時，劉冬蘭在妹妹的包里翻出來一大堆撿來的襯衣襯褲。她把它們全部扔掉了。
借了7萬元，還了7萬元
在法國《解放報》記者和匯集協會的幫助下，張宇虓和三姨劉冬蘭、舅媽陳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國，處理親人的后事。當張宇虓費盡周折來到母親生前住過的小屋時，他哭了。
3年前，劉春蘭穿著從二姐那兒借來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劉春蘭“穿”著三姐帶去法國的鞋子回到家鄉。她的家人說，在這3年里，劉春蘭沒有一雙屬于自己的鞋子。
劉冬蘭回憶說，“我只知道她剛出來那會兒做過一段時間的保姆，替別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檢查出來身上有糖尿病，后來邊打工，邊看病，今年年初時又打電話說，她挺長時間沒有找工作了，身體沒力氣。”李艷說，在劉春蘭出事之前的那段時間里，巴黎的風聲特別緊，劉春蘭除了下樓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門。劉春蘭的家人還說，劉春蘭甚至在2006年一度動過回國的念頭。
劉春蘭還是堅持了下來，盡管因為害怕被遣返而時時生活在恐懼當中。最終，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艱難的身后事。
張百良說：“再怎么艱難，生活也得繼續，不是嗎？”劉春蘭的死給這個家庭帶來的悲傷，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張百良甚至沒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著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個月前，張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門的工作，每月600塊的收入足以令他滿足。為了省下40塊錢的月票錢，每天他騎自行車上下班，來回兩個小時。抽煙的費用一個月3塊錢就夠了：煙絲兩塊，卷煙紙一塊。豬肉漲價后，就沒吃過。
劉冬蘭沒敢把妹妹的死訊告訴年近八旬的母親，她擔心母親接受不了這個打擊有個三長兩短。
這一決定中包括了非常現實的經濟考慮。“母親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著她的退休金。”
在這里，“啃老”是普遍現象──老人至少還有穩定的退休金，而下崗失業的中年人卻沒有任何穩定的經濟來源。在這樣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著穩定收入的斷絕。
在巴黎，董力文尋訪劉春蘭在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發地點貼上海報尋人，但一個多月以來毫無收獲。事發當天的目擊者聶文奎和李萍都已經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們更是跑得無影無蹤，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艷、李晶姐妹還留下來。行蹤不定再加上東北移民群體之間的疏于交流，使得劉春蘭在法國的三年生活變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對劉春蘭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況：借了7萬元錢，來了﹔還完了7萬元錢，死了。
在巴黎，張宇虓回憶起母親的最后一個電話，“我已經攢了一些錢”。但是，他沒有在她的遺物中找到這筆錢。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剝奪。身無分文的劉春蘭最終還是為兒子留下了一筆錢，不是靠她的貢獻和服務，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國的影響力。這筆善款來自匯集協會、普通法國人、傳媒機構和世界范圍內更多的與聞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參贊。
劉春蘭留下來的箱子里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塊手表、一部手機、毛衣、外套、牛仔褲和一雙鞋。
從窮撫順到窮巴黎
李艷跟劉春蘭住上下鋪，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機會其實很少，況且自己都顧不上的時候，哪里還能來得及想別人。聽說劉春蘭后來找了個阿拉伯男朋友，本來還想著結婚，但后來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徑。今年的8月，劉春蘭委托三姐，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
三年中，她以最貧窮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貧窮的城區。美麗城有一個名為“巴黎超級市場”的超市，經常在晚上六點扔掉過期食品，許多人等候已久，這時就上前撿些東西回家。劉春蘭在電話里告訴過家人，自己也會在這里買面包吃，“有時候在超市門口撿到的東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臥室里，房客總共8個人。室內擺著3張上下鋪，其中有兩張男女合住的雙人鋪。最里面的一張橫擋著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線只能從床鋪空隙中依稀透射進來。每個床鋪上都有用布頭蒙起來的窗帘，遮得嚴嚴實實。一張小桌靠在左邊的牆面，形成和對面床鋪間的一條狹窄的過道，走過時必須側著身子。
穿衣鏡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沒有窗戶，牆壁都因濕氣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為老化而漏水。
在撫順，她的家人的處境與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積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擺設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樣：結婚時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張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響的冰箱和老式的電視機，是下崗前張百良在舊貨市場上分別以100元的價格買的。這個家在7樓，天黑以后他們摸黑上樓梯，只是為了省下一個月兩塊錢的電費。
在巴黎，41號單元樓邊的牆壁上貼滿用中文寫的各種招工啟事，有招餐館女招待的，有招清潔工的，也有尋人教中文的。在這一點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標准上，撫順還比不過美麗城：張百良和張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啟事。
巴黎的小房間里，除了床鋪之外几乎一無所有﹔撫順房間的衣柜頂上則有一把吉他，是劉春蘭年輕時的最愛。“窮巴黎”與“窮撫順”之間是有管道相連的。作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撫順經歷著長久的轉型陣痛，由于生活困頓與機會的匱乏，這里有著成千上萬的出國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劉春蘭性格活潑開朗，會彈會唱。以前在工廠上班時，每逢禮拜天家庭聚會、朋友串門，她就會撥弄撥弄吉他，下崗后，這把吉他在衣柜頂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積了厚厚的一層塵土，琴弦也斷了，從那時候起，這個家里就再也沒有過歌聲。
回憶起和妹妹當年在鄉下的田埂上抱著吉他自彈自唱的情景，劉冬蘭流露出少有的興奮。
劉冬蘭的丈夫陳玉林2000年下崗后在勞務市場打散工。家里揭不開鍋，劉冬蘭給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來要掙回大米錢。蹲在勞務市場直到晚上七八點，陳玉林也沒有活干。“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根本沒人要。”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劉冬蘭給丈夫記過賬，陳玉林下崗后最多的一年掙了4000塊錢。
回憶起下崗后的生活，劉冬蘭忍不住辛酸的眼淚，覺得“活著就是個負擔”。買三毛錢的菠菜，早上起來給丈夫熬一頓，晚上回來熬一頓，劉冬蘭自己空一天的肚子。為了節省開支，她將一日三餐改為早晚兩餐，10年來，這個生活習慣一直保留。
“終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劉冬蘭才領到了每月680塊的退休金，家里終于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過來的，最害怕過年過節、人情事務，拿100塊錢都困難。”劉冬蘭說。
“好消息”接踵而至：從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陳玉林可以領到每個月400元的生活補貼，條件是他一個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這得歸功于丈夫原單位撫順石油三廠的同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這些沒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崗職工們頻頻去北京上訪，事情終于在兩個月前有了轉機。
劉春蘭自己的家庭同樣貧苦若此，急需她的“輸血”。有人事后為她算過一筆賬，節省一點過日子的話，每個月120歐元搭鋪費和80歐元錢伙食費基本就夠花了，而做保姆每個月能掙六七百歐元。作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銀行開戶，領到工資后馬上就通過西聯匯款寄回國內。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會副會長董力文解釋說，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國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這里，劉春蘭的生活與其他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別無二致。她撿垃圾，到跳蚤市場去賣。
在巴黎領取遺物時，劉冬蘭在妹妹的包里翻出來一大堆撿來的襯衣襯褲。她把它們全部扔掉了。
借了7萬元，還了7萬元
在法國《解放報》記者和匯集協會的幫助下，張宇虓和三姨劉冬蘭、舅媽陳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國，處理親人的后事。當張宇虓費盡周折來到母親生前住過的小屋時，他哭了。
3年前，劉春蘭穿著從二姐那兒借來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劉春蘭“穿”著三姐帶去法國的鞋子回到家鄉。她的家人說，在這3年里，劉春蘭沒有一雙屬于自己的鞋子。
劉冬蘭回憶說，“我只知道她剛出來那會兒做過一段時間的保姆，替別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檢查出來身上有糖尿病，后來邊打工，邊看病，今年年初時又打電話說，她挺長時間沒有找工作了，身體沒力氣。”李艷說，在劉春蘭出事之前的那段時間里，巴黎的風聲特別緊，劉春蘭除了下樓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門。劉春蘭的家人還說，劉春蘭甚至在2006年一度動過回國的念頭。
劉春蘭還是堅持了下來，盡管因為害怕被遣返而時時生活在恐懼當中。最終，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艱難的身后事。
張百良說：“再怎么艱難，生活也得繼續，不是嗎？”劉春蘭的死給這個家庭帶來的悲傷，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張百良甚至沒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著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個月前，張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門的工作，每月600塊的收入足以令他滿足。為了省下40塊錢的月票錢，每天他騎自行車上下班，來回兩個小時。抽煙的費用一個月3塊錢就夠了：煙絲兩塊，卷煙紙一塊。豬肉漲價后，就沒吃過。
劉冬蘭沒敢把妹妹的死訊告訴年近八旬的母親，她擔心母親接受不了這個打擊有個三長兩短。
這一決定中包括了非常現實的經濟考慮。“母親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著她的退休金。”
在這里，“啃老”是普遍現象──老人至少還有穩定的退休金，而下崗失業的中年人卻沒有任何穩定的經濟來源。在這樣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著穩定收入的斷絕。
在巴黎，董力文尋訪劉春蘭在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發地點貼上海報尋人，但一個多月以來毫無收獲。事發當天的目擊者聶文奎和李萍都已經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們更是跑得無影無蹤，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艷、李晶姐妹還留下來。行蹤不定再加上東北移民群體之間的疏于交流，使得劉春蘭在法國的三年生活變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對劉春蘭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況：借了7萬元錢，來了﹔還完了7萬元錢，死了。
在巴黎，張宇虓回憶起母親的最后一個電話，“我已經攢了一些錢”。但是，他沒有在她的遺物中找到這筆錢。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剝奪。身無分文的劉春蘭最終還是為兒子留下了一筆錢，不是靠她的貢獻和服務，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國的影響力。這筆善款來自匯集協會、普通法國人、傳媒機構和世界范圍內更多的與聞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參贊。
劉春蘭留下來的箱子里沒有一分錢，只有一塊手表、一部手機、毛衣、外套、牛仔褲和一雙鞋。
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