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弦

     中國大陸近期群體性事件增多，6月28日貴州瓮安發生燒毀警車和警局事件，最近云南孟連500多名群眾圍攻民警。群體性事件頻發既有國內改革不斷深入日益觸及各方利益的內在原因，同時也與奧運前媒體的開放報道有關。

　　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因為拆遷、礦產開發、企業搬遷、土地補償等導致一些老百姓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一些地方政府和個別領導人的官商勾結更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老百姓的不滿和壓抑可能因為某個偶然事件而爆發，最后演變成群體事件，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成為群眾發泄不滿的直接對象。

　　正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指出的，瓮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是瓮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因此，中國目前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是經濟利益沖突而不是政治性的矛盾。

多國政局動蕩的傳導

　　大陸頻發群體性事件還有國際背景。近來，美國次貸危機擴散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加上全球通脹及油價、糧價高漲，多國出現糧荒和油荒，民眾生活受到影響，不滿情緒上升，一些國家民眾紛紛上街示威游行，多國政局出現動蕩甚至發生政權更替。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和網絡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世界和中國周邊動蕩會發生傳導和波及效應。中國民眾整天看到外部動輒游行示威，打砸搶燒的場面，難免會受到刺激，進行模仿。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發還有奧運情結。一方面中國向外界承諾開放新聞自由，允許境內外記者自由采訪，几萬名記者聚集中國，搜索新聞線索。中國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都會被媒體放大報道，任何地方的警民沖突會立刻引起媒體關注，因此不排除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因為媒體放大炒作而感覺增多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為確保奧運順利舉辦，要求各地方政府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化解民眾怨言，營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一些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沒有及時解決的百姓可能因此抓住機會，希望在奧運前制造一些群體事件以引起國內外媒體關注和中央政府的重視，從而敦促地方政府和領導迅速解決其關心的問題。

要提高處理能力和技巧

群體性事件的增多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如果各級地方政府和官員能夠從群體性事件中吸取教訓，及時化解矛盾，妥善處理善后事件，則將有利于樹立政府的威望和聲譽，贏得民心，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反之則可能使政府形象和聲譽受損。
　　當前，中國百姓對各級政府的信任度與政府的級別几乎成正比，政府的級別越高，百姓的信任度就越高。在這樣的背景下，由高一級政府組成的事件調查組如果不能公正客觀調查事件根源，嚴懲事故責任人，并從根本上解決民眾的不滿，那就很可能引火燒身，導致民眾對基層政府的不滿延伸到上級政府，影響的將不僅是地方政府形象，也損害了中央政府的聲譽。

　　因此，對于各種群體性事件，中國要注意以下几點：一是基層政府應提高處理各種群體事件的能力，不能按傳統的堵、壓、瞞方式來對待，要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處理事件當事人，讓真相走在流言前頭，爭取民眾尤其是網民的信服。

　　二是要借鑑其他國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和示威游行在成熟的法制國家是家常便飯，但多數都能以平常心對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國地方政府學習借鑑。但對于暴力襲擊事件，警方也不能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三是中央政府要加強督導，嚴查地方領導責任，不為地方領導的失職和腐敗背黑鍋。

作者是北京學者/辣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