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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2/2008 1:36:15 AM
-- 中國轉型“面臨重重陷阱”
中國轉型“面臨重重陷阱”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國轉型“面臨重重陷阱”
BBC/中國的奧運之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關于奧運經濟和"后奧運"的種種辯論、分析中，不管是樂觀還是悲觀，都直接或間接承認，今后的挑戰更艱巨。
由于支撐中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的政策和社會環境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學者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今后將不再有同樣的效力。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裴敏欣認為，在通過30年努力把自己從低收入國家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通往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路途將更艱難，警惕"轉型陷阱"至關重要。
裴敏欣說，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階段，但必須看到，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都是相對較容易取得的。
而現在，政府說的“深化改革”，需要對付的基本上是難啃的硬骨頭。
他在接受“中國叢談”采訪時表示，今后十几年中國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攀升過程中，將面臨政治、經濟政策和社會陷阱，以及他所稱的"綜合"陷阱。
政府再定位“很迫切”
他認為，政治挑戰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轉型，是從以發展為中心到以服務于公眾為中心的政府責任的轉變，真正實現“小政府大社會”。
發展型的政府在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攀升時是合適的，但在下一個階段就不適用了。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利益分配日益不平衡，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顯著退化。
有學者指出，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經濟發展速度問題，而是社會不公問題、社會服務問題。
與此相左的一種意見認為，中國保持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是最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固。
裴敏新認為，這是個兩難問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從近期而言是重要的政治任務，但如果繼續沿襲已經被証明有很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政治成本的政策，將后患嚴重。而后患之一就是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
政府再定位“最難”
裴敏新認為，政府職能的轉型必然涉及利益再分配，而這就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權力的運用、民眾權力如何得到體現、民眾權益如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
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意味著需要目前體制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主動改變“游戲規則”，讓過去三十年發展中未能享受高速發展利益的群體更多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裴敏新指出，這不僅涉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利益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執政高層內部會有分歧。
而貧富差距構成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陷阱。
貧富差距“趕超”拉美
以貧富差距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墨西哥的水平。根據過去五年的趨勢判斷，貧富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
貧富差距構成發展途中的陷阱，是因為它除了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長期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失衡、內需疲軟、增長無法持續。
拉美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歷提供了明顯的証據。
貧富差距曾經是對毛澤東時代“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的反動，對中國經濟的騰飛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如果貧富差距由于政治權力的分配而變成痼疾，那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障礙。
轉型“綜合陷阱”
關于中國的“主義”，曾經有“姓社姓資”的辯論，近來出現“國家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還是“市場資本主義”的討論。
裴敏新認為，考察中國經濟生活中影響力最大的因素，人們會不無憂慮地發現國家資本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的因素很強。
他說：“最主要還是一個權力分配問題”。
他認為，轉型陷阱的出現，最關鍵的問題是市場改革沒有到位、國家的權力和執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過分強大。
他說，今后除了在技朮層面解決人口結構問題、消費不足、貧富不均等問題，更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如何從一個以政府為主的政體轉型為以社會為主的政體。
以社會為主，意味著政府要逐漸從許多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活動中脫離，同時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并讓社會團體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能。
裴敏新指出，這就需要繼續機構改革、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以及發展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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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2/2008 1:40: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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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舉國體制”的資源錯置與社會不公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舉國體制"的資源錯置與社會不公
BBC透視中國
何清漣<--sk-->
中國政府為北京奧運做出巨大投資
北京奧運盛宴結束，中國終于用金山銀海堆出了"金牌第一大國"，這很讓中國政府受到鼓舞，于是官方人士放話，今后還要堅持體育的"舉國體制"。因此，我想討論一下舉國體制的兩大弊端：資源嚴重錯置與社會不公。
資源錯置：教育、公共福利與奧運金牌孰輕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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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座山有多重？以教育為例，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蘇在"兩會"上提交的調查表明，西部貧困農民家庭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另一項調查中，接受調查的110戶陝西合陽農戶中，11人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所有家庭都負債累累，從數萬元至十几萬元不等。此類情況不獨發生在青海與陝西，是全中國中下階層的共同惡夢。
政府的衛生公共投入減少，使中國醫療體制的公益性嚴重缺失。歐洲國家在醫療方面的公共投入，約占整個國家醫療衛生投入的75％左右﹔東歐等轉型國家約占70％左右﹔印度近年來在53％－57％之間。中國的衛生公共投入遠遠低于上述國家，近年來徘徊于45％左右（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其余為社會投入），公眾個人投入占國家衛生總投入55％左右，負擔很重。因此有病不敢就醫者，在城市約有五六成﹔在農村則有七成以上。而因病返貧的家庭，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都有不少。
到底是支撐面子的奧運金牌工程重要？還是教育與公共衛生這些有關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會有不同的選擇，中國政府放棄了民生，選擇了面子工程，這種資源嚴重錯置，只會發生于缺乏納稅人博奕機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社會不公：舉國體制養育了體育利益集團
中國人對體育舉國體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奧運會舉辦前夕。當時中國網絡上流傳一篇文章"警惕奧運金牌的陷阱"，作者在文中展示了驚人的數字：雅典奧運會"備戰"4年，中國花費了200億元。如果中國隊在雅典獲得30枚金牌（事實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億元，"可謂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在雅典奧運會中國鳴金收兵之后，另一篇"一枚奧運金牌7億元？體育舉國體制的冷思考"問世，引發了國內對體育舉國體制的熱烈討論，參與者認為，教育與民生比金牌體育重要，國家的財政開支應該用在刀刃上。
《南方周末》當時發表了一篇對北京2008年奧組委執委和亞奧理事會體育委員會主席魏紀中的采訪，魏認為雅典奧運組辦之所以獲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條是，希臘政府把體育場館建設放在了后邊，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
2004年的討論還觸及舉國體制的另一個問題，即重獎舉國體制培養的金牌運動員究竟合不合適。我今天想討論如何解決舉國體制產生的這種社會不公。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既然是全國稅收支撐的舉國體制培養出這些金牌運動員，金牌投資者"全國人民"應當分享金牌帶來的經濟效益。但"全國人民"此時卻成了一個名義上分享金牌榮譽的集體名詞，而非實體，甚至沒有代理人。倒是"全國人民"投資養活的體育界，不僅享受公務員待遇，還圍繞著金牌運動員形成了一個個利益集團，包括運動員、國家體委、運動員所在的隊及"培養"其出道的家鄉體委在內，均可分享"奧運金牌工廠"產出的一切利潤，而真正的投資者"全國人民"在利潤分成時卻處于缺位狀態。
我認為，"全國人民"至少應當參與利潤分成，用來建立一個基金會，為體育的舉國體制轉型預作准備。無論如何，這種資源錯置、漠視民生的制度安排不應當再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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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2/2008 1:40: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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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關注中國審計風暴 民眾期待能“摧枯拉朽”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國際先驅導報
“審計署敢于觸碰和揭露那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反映了中央反貪反腐的決心，但建立廉政法治還需要時間”
<--sk--> 繼四年前李金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掀起震動一時的審計風暴之后，今年3月才上任的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蕭規曹隨，對貪腐依然不留情面。
8月27日，劉家義在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2007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審計報告）。
劉家義的首份審計報告顯示，通過對53個政府部門的審計，查出各類違規違紀資金達569億元，其中中央部門的問題資金近300億元，有88人因違規違紀而被逮捕或判刑。這次審計還發現，銀行和金融部門違規違法的問題較為突出，涉及的資金也最大。
在報告披露后，國外媒體均在第一時間給予了高度關注。
海外輿論關注中國風暴
“中國審計署在年度報告中說，中國中央政府部門濫用資金45.2億美元。”8月28日，美聯社率先披露了審計報告的信息。
《華爾街日報》也在當天詳細介紹了審計報告的內容，并認為“解決貪腐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最為嚴峻棘手的問題，貪污腐敗嚴重影響到中國社會及政治穩定。”
英國廣播公司（BBC）在《中國審計報告再揭“問題資金”》的文章中認為，“中國官員承認腐敗是中國面臨的巨大難題，但中國在這方面卻表現不佳。”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則刊登了題為《中國審計發現政府資金濫用非常普遍》的文章，文章指出，近些年，中國審計出來的濫用資金規模非常大，几乎涵蓋政府所有部門，“然而，審計署很少公布涉案官員的姓名及挪用細節，打擊腐敗旨在讓各級政府更加負責，政府透明開放是中國政府的重點。”同時，該報還指出，“几年前，很難想像，這么大規模的挪用資金會被審計和公布﹔中國正處于政治改革進程中。”
香港《星島日報》網站則嘗試解讀中國官員“集體腐敗”的原因，該報把中國所面臨的腐敗問題歸根于“小金庫”，“所謂小金庫，也就是中國各級官員可以自由支配的公款，是當今中國官場腐敗的明顯標志之一。”
光靠審計署反腐還不夠
長期以來，審計報告都是一把反腐利刃，用劉家義的話說，“審計工作作為國家的‘免疫系統’，有責任更早地感受風險，有責任更准確地發現問題，有責任提出調動國家資源和能力去解決問題的建議。”
但是，要制約現行腐敗，僅依賴于每年一次的審計報告是遠遠不夠的。
“反腐敗是很多種手段的綜合，審計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是針對各機構資金財政問題的監管手段。”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執行主任袁瑞軍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不過，作為審計署本身來講，它有著本身的職能限制，因此就決定了不可能只單靠審計就徹底解決反腐問題。”
審計署審計出的問題，可以也必須通過與執行“整改”和“問責”的相關部門協同作用從而最終達到保衛國家財產的目的。對于目前所面臨的一些法律仍不完善，影響到“整改”和“問責”的執行問題，袁瑞軍認為，“我們要做的是去找出這些不完善的法律法規，強化制度建設。這樣才可能在審計風暴之后推動一場問責風暴。”
民眾期待“摧枯拉朽”
在袁瑞軍看來，反腐需要政府各部門內外的共同作用，“不僅是審計署，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以及全社會都應該行動起來。只有將官員與群眾組織起來才能真正形成現行反腐的力量，從而最終達到反腐敗的目的。”
“有人說審計風暴雷聲大雨點小，審計時高高舉起，處理時輕輕放下，三拖兩拖沒有下文。盡管如此，審計署敢于觸碰和揭露那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反映了中央反貪反腐的決心，但建立廉政法治還需要時間。”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英國《泰晤士報》也在8月29日發表文章稱，審計報告揭露貪腐現象并予以懲處是中國政府具有責任感的體現，“這是一種信號，代表著中國政府正在逐步實現開放化和透明化”。從另一個角度看，雖然審查并公布存在問題的單位對于審計署而言是件困難重重的事情，但是“這是中國政府改革發展的必經之路，為此只有付出才可能得到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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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9/2/2008 1:42: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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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奧塞梯問題，中國是贏家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南奧塞梯問題，中國是贏家
聯合早報/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星期五表示，中亞國家在南奧塞梯問題上對莫斯科給予的支持，是俄羅斯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不過，分析家認為，俄羅斯的“好斗”，令他國感到擔心，無形中讓已在區內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中國獲益。
莫斯科的強硬態度，使它日顯孤立，這種形勢對中國有利，它很有可能在俄羅斯后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梅德韋杰夫是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后的記者會上發表講話，他說，俄羅斯維和部隊按國際的合法標准，結束了格魯吉亞的“野蠻侵略”。
中國、俄羅斯、以及前蘇聯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四個共和國，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中俄和西方國家都對這四個中亞國家的丰富能源心存覬覦。
合作組織成員在上星期四發表聲明說，格魯吉亞爆發戰爭后，俄羅斯作出努力維護那里的和平，但聲明并沒有譴責格魯吉亞，也沒有對莫斯科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決定表示支持。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峰會上俄羅斯希望聲明中，加入譴責格魯吉亞的字眼，但遭到中國的阻撓。
北京一向對支持他國的分離主義運動有所顧忌，因為在中國，西藏和新疆也同樣面對這樣的問題。此外，中國也不愿意和其他國家結盟，破壞它在外交上的立場。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的分析家說，中國一向保持中立，它無意投入俄羅斯的陣營。
中國雖然向中亞國家示好，但一直保持低調，謹慎推進，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
貧困的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數條破舊不堪的公路，在獲得中國投資和技朮援助下已經修復。這和俄羅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莫斯科雖答應協助電力供應不足的塔吉克，重新推展興建羅根（Rogun）水力發電廠計划，但到最近還未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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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9/2/2008 1:43: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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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致楊佳案祕密審判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陳小平：酷刑致楊佳案祕密審判
陳小平/據新華網9月1日報道，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9月１日上午對致６名民警死亡、３名民警和１名保安受傷的被告人楊佳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依法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楊佳案是國人和輿論高度關注案件。自該案７月１日爆發，輿論對楊佳殺人多有同情。是什么因素導致楊佳殺人？這是目前楊案的一個最大關注點。迄今為止，上海當局有選擇性地公布的一切信息只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審法院認定的“公安民警對楊佳的盤問依法有據，而楊佳因無理要求未獲滿足，遂起意行凶報復。”
既然當局通過司法審判程序認定公安對楊佳的盤查合法，楊佳殺人乃行凶報復，為什么上海當局只選擇性地公布了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閘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邏民警盤查楊佳的4分鐘錄音？而整個盤查錄音時間是6小時。為什么８月２６日開庭審理“楊佳故意殺人案”時上海當局要搞祕密審判，連《解放日報》、新華社上海分社這樣的喉舌亦被拒門外，法院甚至取消了當日所有庭審。為什么９月１日宣判也搞祕密宣判？迄今為止，上海當局沒有對這一普通刑事案件如此這般祕密審判、祕密宣判進行任何解釋，為什么？
從現在信息看，上海當局在想盡一切辦法封殺辯方信息。從祕密審判到祕密宣判，再到官方新華社披露的判決報道，其中看不到辯方解釋楊佳殺人的任何辯方意見。從已經報道的法院判決看更是罔顧正義，一邊倒支持上海公安，連客觀陳述辯護方辯護意見這樣簡單的要求也沒有做到，上海當局到底要掩蓋楊佳案的什么真實信息呢？鑑于上海當局對楊佳案高度黑箱作業，剝奪楊佳的公平與公開審判權，在此我提出上海當局為什么要對楊案祕密審判的三點看法：
第一，上海當局可能為刻意掩蓋楊佳殺人案真相而對楊佳案進行祕密審判和祕密宣判。楊案一審中的被告辯護人辯護與被告人的最后陳述是楊佳有機會面對世人間接和直接陳說自己為什么殺人的最后機會，顯然，當局通過祕密審判和祕密宣判，讓楊佳失去了陳述自己看法最后機會。如果是基于隱瞞楊案真相而對楊案祕密審判，那么，上海司法當局與上海公安當局便是沆瀣一氣，罔顧程序正義。
第二，中國公安預審的一個通常做法是想方設法讓犯罪嫌疑人認罪伏法，從而減少預審難度，而對楊佳這種視死如歸者，促其認罪難度相當大，如楊佳在預審階段已認罪，當局不僅可以証明楊佳無理殺人，給被害干警家屬些許安慰，更可化解輿論與民情對楊佳的同情。而從目前情形看，楊佳顯然據不認罪，拒絕懺悔。由于上海當局無法讓楊佳認罪，當局將眼光轉向楊母，這種迂回策略也是公安預審階段常用手法。由于楊佳與母親關系不錯，當局便找楊母幫忙促子認罪，這也可以解釋楊母自楊佳案發之后為什么失蹤。可以說，上海當局控制楊母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控制楊母的另一個可能性是進一步封殺楊佳殺人真相。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能提供楊佳殺人案的有價值信息者就是楊母。如果因楊佳不認罪而對楊案祕密審判，那說明上海當局懼怕楊案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對消弭楊案對公眾與媒體產生的影響缺乏信心。
第三，由于楊佳據不認罪，拒絕懺悔，當局可能對楊佳施以酷刑。中國公安濫用酷刑早不是新聞。一審法院認定“公安民警對楊佳的盤問依法有據，而楊佳因無理要求未獲滿足，遂起意行凶報復。”如法院這般所說，當局完全沒有必要對楊案祕密審判，祕密宣判。當局如此這般對楊案祕密審判和祕密宣判的一個最大可能性解釋是上海當局在楊案預審與促其認罪中曾對楊佳施行酷刑，（在該案中，上海公安當局完全可能假設多人涉案，而從報道看，楊佳并沒有透露任何共犯者名字，此點構成另外一個對楊佳施以酷刑推測性理由）由于當局不想讓媒體和公眾目睹楊佳被施酷刑之后的身體情形，因此對楊案從審判到宣判都以祕密方式進行。
自政工干部王勝俊出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目前的中國司法界彌漫著一種史無前例的“講政治”氣氛，在這種背景下，司法的公正性被打折扣是必然的，具體到楊案，通過講政治而使公平審判、公開審判原則被打折扣是顯然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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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9/2/2008 1:43: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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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評華國鋒功過的呼聲：理解那一代人的無奈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重評華國鋒功過的呼聲：理解那一代人的無奈
亞洲周刊江迅／中共前領導人華國鋒病重時，一批老干部要求重新評價華國鋒功過，呼吁當今青年一代‘理解老一代的苦悶、辛酸和無奈’，認為華國鋒執政時對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起了積極作用。
曾被全中國人民稱為‘英明領袖’長達四年多的華國鋒，八月二十日十二時五十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歲。三個月前，華國鋒病情趨重，中共黨內出現一批老干部要求中央重新評價華國鋒等政壇老人功過的呼聲，呼吁當今青年一代‘理解老一代的苦悶、辛酸和無奈’，‘我們有幸生在夢魘已逝的年代，但能理解那一代人曠古未有的悲哀嗎’，‘走進那個時代，設身處地為其人其事想一想，還能選擇什么路，也許可以心平氣和地理解他們’，‘若能充分理解這種境遇和心態，才能真正了解那老一代所處的時代’。
華國鋒是毛澤東欽定的中共接班人，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聯手中共另一位元老葉劍英，一舉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結束長達十年的文革動亂。不過，由于他堅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的執政理念，被批犯了‘極左路線的錯誤’，于一九八一年淡出中共政壇而几近銷聲匿跡。
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逝世后，中南海虛化地稱他‘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評述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共稱逝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通常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華國鋒的評價無疑低多了。
長期來，官場和民間始終將華國鋒視為當年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不過，前不久，中共一批老干部回憶華國鋒執政中南海時的言行，都是以往從未披露的，從中可見在他提出‘兩個凡是’后，他的執政理念也在逐漸變化。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同全世界近八十個被稱為‘修正主義’的共產黨斷絕了關系。早在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南共聯盟）是第一個被中共戴上‘現代修正主義’帽子和第一個中斷了兩黨關系的共產黨。粉碎‘四人幫’以后，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對南斯拉夫政策作出一百八十度調整，邀請鐵托訪華。
一九七七年八月，華國鋒和一個月前剛恢復職務的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去機場迎候鐵托。正式會談一開始，華國鋒說：‘過去我們吵過架，黨的關系中斷了，現在要公開稱同志，恢復黨的關系，有一個轉彎子的問題。對國內、國外都需要做些工作。兩黨可以先恢復內部聯系，經過雙方努力，再正式恢復關系。’一年后，華國鋒出訪南斯拉夫。華國鋒這次出訪，是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訪問莫斯科之后，中共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引起國際上強烈反響。訪問后，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又出現一次訪問南斯拉夫的熱潮。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部長朱良回憶說：‘中南友好關系的發展，兩國最高領導人的互訪和大批代表團、考察團的互訪，對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起了積極作用。華國鋒同陪同人員在內部議論了這次訪問的收獲。’
華國鋒出訪時的一位主要陪同人員回國后曾作了傳達。朱良回憶說，華國鋒認為，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發揚民主，調動地方、基層工人群眾的積極性。華國鋒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對外經濟合作完全開放，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等，看來也沒有損害國家主權。南斯拉夫認為，吸收外國貸款有利，因為利率低，歸還期限長，而且美元貶值很厲害。’
<--sk-->
華國鋒說：‘看來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華國鋒還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同中國同類的工廠、企業相比，它們的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很多，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中國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朮，又由國家壟斷出口。華國鋒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擴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他說：‘我贊成省委書記們出去多看看。’他還要副總理紀登奎在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時，把訪問中看到的、聽到的和議論的，什么都談。
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現任北京《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杜導正接受采訪時說：‘趙紫陽對華國鋒有兩句話的評價：一是他是個忠厚的人，二是粉碎“四人幫”立了大功。后來那么對待華國鋒不公平，不過趙紫陽也說，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大的黨，從華國鋒各方面的條件看，他不具備領袖的格，但他畢竟是有功的，是一代人的代表。’
杜導正說，對華國鋒不公平主要是要承認他的功績，后來的做法好像中國共產黨領袖里沒有這樣一個人似的，中共黨史上沒有這么個人物，他畢竟當過中共中央主席，卻好像沒有這么一回事，‘消失’了那么多年，這太不公平了。他是個老老實實的人，雖然緊跟毛澤東那一套，但他有功，應該給他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他不公平，他當然不高興了。
華國鋒是一九八零年九月被免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出任。九個月后，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從此淡出政壇而深居簡出。雖然他還是中共十二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七大開幕式，他作為特邀代表坐上主席台，卻都只是擺設而已。他長年在家讀書、練書法，寫下自己生涯的回憶，生活簡朴，很少與人交往，不談論現實時政。不過，几乎每年毛澤東誕辰日和忌日，他都會率領家人去瞻仰毛澤東遺容。
二零零四年，華國鋒的好友張根生在《炎黃春秋》第七期，發表《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長文，這是難得一見的華國鋒談話錄。華國鋒說：‘我先提議請葉帥（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七十九歲了，你年紀比我小二十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志，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后，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說：‘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華國鋒曾是一個重要的名字，卻也是一個從顯赫到沉寂轉換得最快捷的名字。在毛之后的那段不確定的時期，他成為一個頗具重要性的符號。但他注定只是一個過渡性角色。由于他根基太淺，也沒有能力和意愿帶領中國走出毛時代，他的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很快就被強勢而果敢的鄧小平所取代。’
賀衛方認為，華國鋒對毛澤東還是感恩戴德的，毛家人和他是一個群體。他下野時，鄧小平對他的態度有點過了，歷史地看，他也很難在毛死后，馬上開始破除個人迷信。整個社會思潮的扭轉需要一個過程，不應該太苛求他。當然也有人說華國鋒是有意識打壓鄧小平，阻止鄧重新走到前台。這如果有事實依據的話，那就是另一種評價了。假如他到了另一個世界能與毛再相見，他會向毛怎樣描述過去三十多年的中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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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2/2008 2:09: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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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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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當1990年伊拉克大軍跨過科威特邊境時，薩達姆心中最大的依仗無疑是美蘇勢力在中東的平衡：誰都不愿意看見對方一強獨大。結果他失算了，戈爾巴喬夫并沒有表現出他預料的強硬，中東從此成為美國的后花園。
今年8月7日深夜格魯吉亞軍隊對南奧塞梯發動突然襲擊時，薩卡什維利所依仗的，是西方的強硬和俄羅斯的軟弱。結果他也失算了，西方確實展現了強硬，但普京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軟弱。于是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正式成為了獨立國家，其過程已難以逆轉。
在實力足以與美國對抗時，前蘇聯退卻了﹔在國力被大幅削弱，與美國已不可同日而語時，今日俄羅斯卻展現出不惜與整個西方抗衡的鋼鐵意志。可見，不管在哪一類博弈中，人都是決定性的因素，尤其是領導者。
在南奧塞梯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羅斯和西方都演繹了什么叫做“雙重標准”：俄羅斯反對科索沃獨立，反對車臣獨立，卻支持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支持科索沃獨立，在實際行動上支持車臣獨立，卻反對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科索沃、車臣、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情況大同小異，但俄羅斯和西方卻針對不同對象分別采取了不同態度。在這里，沒有什么理念的堅持，有的只是對利益的執著。
凡是西方支持的，俄羅斯都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俄羅斯都支持。反之亦然。這僅僅証明：俄羅斯與西方，在東歐與中亞地區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從科索沃到南奧塞梯，事態的發展証明了：在主權、獨立等問題上，沒有是非標准，只有強弱標准。強者堅持的，就是“正確”的，注定要成為事物的發展方向。強者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采取雙重或多重標准，并且始終表現得義憤填膺、義正詞嚴﹔而弱者哪怕是始終堅持同一標准，也仍然會被指責為“錯誤”，乃至是“犯罪”。
有人說，中國不能支持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因為中國自己還存在台獨、藏獨、疆獨等麻煩。其實，中國不能表態支持南奧塞梯獨立的原因，不是自己內部也存在同樣的獨立問題，而僅僅是因為中國迄今還算不上強國，只能勉強說是經濟大國，尤其在台灣問題上還深深受制于美國。如果中國足夠強大，美國無力干預台海局勢，中國就可以一面支持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的獨立，一面堅決反對台獨、藏獨和疆獨，并且在每一個方面都振振有詞──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比自圓其說更容易的事情了。
以“人權”等“普世價值”為旗幟，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或支持某一地區獨立，冷戰后，這已經成為當代世界霸主美國的特權和“專利”。在南奧塞梯問題上，俄羅斯的“僭越”，顯然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但卻讓其他人看到了世界從此走出“單極”的曙光。憑借兩大戰略武器，冷戰后的俄羅斯開始再次重返強國舞台。這兩大利器一是僅次于美國，可以毀滅全球多次的核武庫﹔二是可以左右許多國家經濟命脈的巨大石油、天然氣資源。這是俄羅斯敢于蔑視WTO的底蘊所在，也是它敢于對抗西方的底蘊所在。
有此兩件重器在手，沒有誰敢輕視俄羅斯。但俄羅斯之所以能成為當代強國，還有一枚籌碼至關重要，那就是俄羅斯領導者普京的能力和品格──普京憑個人之力，將俄羅斯的優勢發揮到了極限，或者說他放大了俄羅斯的綜合實力。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或許領導者才是最重要的“軟實力”。
俄羅斯重新展現強硬，將冷戰后形成的單極世界撐開了一條難以縫合的空隙。這個由“美國意志”（虛擬的“普世價值”只是其表現形式之一）一力主導的世界結構，開始有了松動、撕裂乃至崩塌的苗頭。僅僅一個俄羅斯，還不足以將國際秩序帶向多極，還需要許多國家的共同努力。
只有當中國這樣的國家也真正成為強國，越來越多的國家擺脫“美國意志”的操縱時，當代國際社會的多極時代才會降臨。在此之前，今天卻是中國自冷戰終結以來最好的時期，國際社會呈現出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即夢寐以求、卻始終可望而不可及的格局：俄羅斯站在前方，中國站在后方或側面，對面是越來越孤單的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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