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本方式查看主題 - 邦泰 (http://bangtai.us/bbs/index.asp) -- 黃河兩岸 (http://bangtai.us/bbs/list.asp?boardid=3) ---- 不能讓民主亂了性/司馬南“西式民主亂性論”引發網上熱議 (http://bangtai.us/bbs/dispbbs.asp?boardid=3&id=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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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27:49 AM -- 不能讓民主亂了性/司馬南“西式民主亂性論”引發網上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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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33:08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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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33:27 AM -- 四、鏽蝕的團結 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后,中國雖然形成了以一個以市場交換為主導的財富創造機制,但具有強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結構卻紋絲不動。與計划體制相比,市場機制的財富創造能力成級數放大,于是,傳統政治結構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現級數放大效應。這毋寧是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沒有阻止貧富分化,而且主導和加劇了這種分化。這實際上是中國1990年代后期以來貧富劇烈分化的內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由舊式政治結構主導的“新”的分配機制趨于定型化。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這個機制初步發作的社會后果。也就是說,今天中國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偶然現象,而是一種體制化的結果。在這種體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贓結構之外的龐大人口,隨時都有可能被拋離于游戲之外,而這個體制為他們設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種僅僅能(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標准。中國各省設立的所謂“最低保障線”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近乎殘忍的標准。如果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以及精英階層繼續對這種危險的社會分化熟視無睹,一遇天災人禍或者經濟危機的洪流,中國龐大的底層人口將徑直被驅趕到只能鋌而走險的生存絕境。事實上,一個社會貧富分化的危險性從來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窮人有多窮。當有人一點都不臉紅地吹噓自己在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候,中國為窮人確立的貧困標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這個標准只是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美元標准的1/4左右。撇開世界銀行的這個“國際標准”不談,任何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離餓死還有多遠?而這正是當今中國貧富問題最為凶險之處。在中國的都市人口及上層精英那里,經濟繁榮不但習以為常而且理所當然,但在那些主流媒體看不見的底層那里,生存危機卻無時不在,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這個社會實際上已經非常脆弱。不幸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卻仍然生活在“繁榮永無止境”的幻覺之中。 越來越多的証據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極其險惡的程度,并且馬不停蹄地不斷刷新經濟史的記錄,中國經濟學家鄒恆甫甚至轉引民間調查機構的數據認為:“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按照一般的標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數就屬于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中國0.59的基尼系數很可能意味著一部分人已經陷入人間地獄般的身存災難。對于亞洲的經濟奇跡,克魯格曼先生曾經有形象的描述:亞洲的奇跡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靈感創造的。如果這個說法的確是准確的話,那么以血汗澆灌中國經濟神話的“汗水階層”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結局卻非常諷刺,他們獲得的回報被壓縮到了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最底線。 更加值得我們警惕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正在以代際的形式向下迅速傳遞。位于中國城市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名貧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飯卡消費記錄只有 8.35元。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之中,沒有人發現這位女生是以撿剩饅頭才能勉強度日的。這個故事曾經震驚了許多人。然而,這個看上去似乎十分極端的故事并不孤單。有資料披露,從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間,中國首都某大學月生活費低于150元的貧困生的比例從16%激增到41%。作為新一代人的一個抽樣群體,大學生中的貧富差距不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來整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現實,也是對中國社會未來階級圖景的一種勾畫。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那么未來的中國社會將肯定不是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溫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進。 中國的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并不僅僅只是在危機時刻才會顯示出它的政治打擊性,經常的情況是,它只是給一個脆弱社會結構的最后一擊。而在這之前,它往往會以一種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經濟形式表現出來。在中國,它就是消費能力的長期低迷。自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為“原因不明”的內需不足而深感困擾。表現在宏觀上,則是消費率長期低于正常水平。更為反常的是,中國的消費率不僅沒有追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不斷顯著下降。到2003年,中國的消費率已經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這個數字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遠遠低于發展階段相似印尼、菲律賓等國。現在,那個“不明”原因終于開始浮出水面,許多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源自于中國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几乎沒有消費能力的底層社會。這個在改革時期創造了最多財富的底層,被不由分說的剝奪了應得的份額,成為在消費上無足輕重的階級。 在一個國家,當GDP的1/4供養著99%的人口,而1/3的GDP卻被僅僅1%的人口占有的時候 這個國家低得離譜的消費率就不是什么難以索解之謎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逆向異動的服務業比率(這個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為窮人是消費不起什么服務的。對于中國低迷的內需和畸形的經濟結構,一向喜歡發表驚人之言的中國學者王建解釋到:“中國從產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經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國家,但是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征。產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而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產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只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產出,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雖然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業結構和產值結構的矛盾”,但在我們看來,它與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先,消費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結構。在如此低迷的消費率之下,要想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鴉片一樣地不斷提高投資率(包括不計成本地吸收FDI)。這進一步扭曲了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而提高投資率雖然能夠在短期內維持速度,但會形成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而為了推銷這些過剩產能,就只能以剝削本國下層人民以及掠奪本國自然資源為代價,用極其低廉的價格向國際市場傾銷。這又加大了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可見,中國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資率,畸高外貿依存度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惡性循環過程。而其總源頭,則是中國國內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衡。換句話說,中國怪異的產業結構不過是中國國內異常分配結構的外在表現。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主要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率已經被推至極限位置,低勞動成本以及剝削本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所謂比較優勢也已經被擠壓至極限位置(中國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民工荒”現象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提醒我們,持續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一片喝彩聲中正在迅速沖擊它的終點。而最近兩年中國經濟令人詫異的強勁表現,很可能就是這種模式盛極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縷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經濟調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們已經揭示的,在中國,這種經濟調整將首先意味著作為源頭的分配結構的調整,意味著與分配結構共生的政治結構的調整。沒有這種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就很難有實質性的調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的分配結構按照官僚集團的政治“意愿”被不斷深化,已經相當體制化。對這種分配結構進行外科手朮,無異于又一場革命。近20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發誓,要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但無論從產業結構還是從增長模式來看,他們非但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而且讓中國經濟深深的卷入了一種無法退出的結構鎖定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還遠遠沒有理解這樣一個隱蔽的線索,即:在相當程度上,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中間過程之后,所呈現出來的最后結果。當現存的經濟結構無法支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對政治的倒逼效應就會開始。這種倒逼效應是以激烈還是以溫和的方式展開,則取決于政治結構的適應能力。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樂觀。 嚴重的分配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著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著中國的經濟增長。20多年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杜撰了一個非常牢固的謊言。他們將平等和效率描述為一對天生的敵人,言之鑿鑿地認定,平等會導致效率損失。仿佛平等多一點,效率就會少一點。這個可疑的理論假設不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權貴們蓄意解釋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搶劫和盜竊就是應該允許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這樣一個極端: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條件。按照這個邏輯,為了達到經濟增長,我們不僅應該容忍不平等,甚至應該主動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繆爾達爾就在《亞洲的戲劇》中斷言:“均等化的增加將比在西方國家更多的幫助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而中國學者秦暉也曾經以中國早期農村改革為例証,雄辯地証明過,公正和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是中國早期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關鍵祕訣。事實上,憑借常識,我們也能夠推論: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游戲規則一定會比一個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游戲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平等可以增進信任,信任可以促進合作。沒有潛在的基本信任作為基礎,合作不可能,競爭也不可能,甚至連社會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論從這種競爭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義,一個社會就從核心處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團結。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不能從他們置身的那種秩序中獲得他們認為基本公平的回報,他們就不可能信任這種秩序,而當他們不信任這種秩序的時候,這種秩序就絕對不會是有效率的。除非他們受到了某種強制。而強制的秩序,不管是計划形式出現的,還是以某種受到操縱的市場形式出現的,都不可能表現出長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發出來的破壞性則可能是長期的。在中國,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無處不在的政治腐敗所培育的,正是這種對社會信任具有毀滅性的陰暗文化。這種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種合作或者競爭秩序,從而使它們趨于無效。在當今中國社會,對在改革中確立的競爭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緒正在廣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這種秩序的現象隨處可見。就此而論,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從最基礎的源頭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當嚴重的不平等已經將中國社會鏽蝕、離析到如此地步的時候, “中國經濟還可以高速增長20年甚至50年”的高談闊論卻仍然在被四處傳播,我們很難理解,這些“中國奇跡“的傳教士們的信心究竟從何而來? 袁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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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35:43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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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37:23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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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9/14/2008 1:37:5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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