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 <--sk--> 歐洲其他“后馬克思主義者”也殊途同歸地提出了相似的見解。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現代社會中，政府無法單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貝馬斯（Jurge Habermas）則確立了國家──公民社會──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三元結構論，并系統論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legitimacy）。
<--sk--> <--sk--> 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大力開發社會資本，建立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社會資本的本質是一種支持性的社會資源，其主體是社會網路資源和關系結構。按照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S. Coleman）的界定：社會資本屬于社會結構的一個方面，其形態包括義務與期望、資訊網路、規范和有效的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等。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要務就是打破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為主導、社會網路共同參與、民眾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注重開發社會資源，構建跨行業的社會網路，扶持各類民間智庫的發展，改善與准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關系﹔以政府為主導充分整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源，不斷提高政府對社會資本的有效調控能力。
三、“公民社會”的全球化
<--sk--> <--sk--> 隨著資訊化與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公民社會”已經全球化。國際因素對國家利益的影響日益深刻和復雜，人類已進入“后國家治理”時代。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Joseph S. Nye）認為，在當今時代，國家實力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文化實力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第三維”實力，文化引力可以引導其他國家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
<--sk--> <--sk--> 美國卡內□□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新著《魅力攻勢──中國軟力量如何改變世界》中則把“軟實力”界定為“軍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顯然，科蘭茲克的定義要比約瑟夫的理解寬泛得多。2007年11月6日，由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領導的跨黨派“聰明實力委員會”推出了“聰明實力”（smart power）報告。“聰明實力”是結合“軟實力”與“硬實力”之所長，超越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與此同時，美國官方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級研究員Peter A. Petri在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建議，美國在處理與亞太國家關系時，應該進一步整合非政府力量，應該重新審視傳統的“軟實力”運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