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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11/24/2008 1:08:37 AM
-- 願中國以後不再出現“不明真相的群眾”
| 願中國以後不再出現“不明真相的群眾” |
| 東方早報 2008-11-23 |
| 11月22日上午7點，北京豐台區宛平城地區居民發起萬人簽名活動，呼吁地鐵14號線在宛平城設站，以緩解該地區居民的出行壓力。據11月23日的《京華時報》報道，截至記者發稿，簽名者已達4000多人。此次活動的發起者介紹，他們已通過網絡聯絡各小區的活躍業主，成立活動小組，簽名活動將持續兩天，並擇日把簽名條幅送往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希望政府考慮市民的實際需要。
宛平城居民的種種努力，均以不影響公共秩序的形式出現，因此是對自身表達權的合法與理性的利用。毫無疑問的是，這起民意事件，需要政府部門以極大的坦誠與智慧來面對。 所有的群體性事件都不是孤立、突然出現的，而只能是一個動態發展的結果。就在11月12日晚，溫州市街頭上演一場執法者與流動攤販間的沖突。攤販聚眾掀翻執法車，阻擋機動車道。而據《青年時報》報道，沖突當日上午，三名自稱流動攤販代表的男子曾找當地執法局要求“談判”，提出希望能繼續擺攤，攤販可成立公司自律，但遭到執法局一口回絕，暴力事件隨即發生。從近來各地發生的出租車罷運事件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在罷運之前，出租車司機也曾以各種方式表達訴求，只是當他們發現這種表達毫無作用之時，才開始罷運。怎樣面對民意訴求，一再成為一些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決定條件。 對一些群體性事件，許多論者都認為應建立必要的溝通表達渠道。然而不論是宛平萬人簽名，還是溫州攤販要求“談判”、罷運司機以各種方式表達訴求，都表明並不缺乏一種溝通的可能，而是相關部門缺乏一種願與他們平等對話和協商的誠意。重慶罷運事件發生後，重慶市政府明確表示市交委“長期疏于管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為明證。難道相關部門真的可以對民意訴求置若罔聞，或是相信手中的權力可以解決一切嗎？ 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多被當地官方解釋為“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所致。但如果我們對類似事件有一個整體的觀察，將能夠發現，許多參與者原本可以不被“別有用心者”所蠱惑，原本不必成為“不明真相的群眾”。以“11•17”甘肅隴南事件為例，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亦非驟然而起。從17日9時30分，數十名拆遷戶到隴南市委上訪，到當天20時前後事態升級，至少有整整一個工作日的時間可以避免事態惡化，但卻沒能避免。這也意味著，如要盡可能不去制造“不明真相的群眾”，那麼政府部門的工作就必須富有誠意，能夠讓群眾真正接受。也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會被“別有用心者”所利用。 宛平城居民最終會不會成為“不明真相的群眾”？答案就在政府部門的回應與行動中。至少從宛平城居民以理性的方式進行萬人簽名活動來看，群眾並不總是那麼毫無理智，也並不總是那麼輕易被煽動利用的。相關部門應當呵護這種富于理性的良好氛圍，以最大的坦誠、最有效的溝通、最積極的互動，來回應居民的訴求，並真正解決居民的實際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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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11/24/2008 1:26: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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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要做自己經濟的主人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國要做自己經濟的主人 與其借錢給美國，不如投資本國經濟 為擺脫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決定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國內需求。時代周報發表的文章認為，這一決定有潛在風險： "中國以五千億歐元作賭資，試圖快速從出口經濟轉為國內消費。但問題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習慣節省和大量出口的國家能否一下子變成消費國家。不僅消費者要改變態度，結構也將發生巨大變化：千百萬人必須在几個月的時間內從工廠轉到建筑工地工作。 這很難做到，更何況去年以來，北京政府試圖人為加速進行另一種結構轉變。它為南方的工人規定了較高的工資標准，想以此迫使生產汗衫、水桶和浴巾的廠家把工廠遷往西部。最近破產的玩具生產廠家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它們的破產并非美國危機造成。政府想通過這一動議使更多的工業立足西部貧困地區，為相對富裕的南部省份創造發展高新科技的空間，但現在的出口危機可能將使這一變革半路夭折。結果是南方千百萬人失去原有工作，卻找不到新工作。" 時代周報文章指出，"北京的戰略家們也知道，中國將繼續依賴美國，美國將繼續依賴中國。如果美國跌倒的時間長，跌得沉重，美國可能把中國一起拉下水。如此看來，美中兩國坐在一條船上。"文章接著寫道： "如果奧巴馬要為美國制定一項振興經濟的巨大綱領，他就必須在國外舉債，使自己依附于世界其它地區。中國振興經濟的一攬子計划雖然可以減少中國的依賴性，但沒有一個重新強大起來的美國，中國也沒有力量拯救世界，因為中國國民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成份明顯低于10%，還太弱小。 盡管有這些共同問題，但是中國不受人左右。中國振興經濟的綱領受到歡呼，它表明中國政府不相信美國的危機會很快結束，也証明中國的經濟政策將發生徹底變化。過去，中國把美國作為帶動自己經濟發展的熱水器。中國借錢給美國，使美國人購買中國產品，這是中國過去許多年經濟奇跡的核心。這一做法風險很大，但贏利很高。 現在疑問增多了。中國的國家基金富足，基金的掌舵者投資美國銀行和美國投資公司，他們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投入的資金化為烏有。過去几周，北京負責人在激烈地討論最佳途徑：是繼續用貸款支持美國欠債式的資本主義對中國更為有利、還是把金錢直接投資本國更為安全？政治局的決定不利于美國。雖然中國將繼續借錢給美國，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會告終，但是北京發出的政治信號很明確：我們更為相信自己的經濟，而不是你們的經濟。" 德國之聲<--endmsg-->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08: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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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人一年承担了多少“三公”费用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yzyjune<--sk--> 一、每100元的财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于官员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即“三公”费用的 到2005年，我国公款吃喝的数字已经不是2000亿元或3000亿元，而是6000亿元（见2007年3月18日的《法制日报》）。 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见2007年３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由于没有更新的数字，按照我国近几年财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过20%计算，2005年公款出国费用应该超过4000亿元，但2005年也就按4000亿元计算。 根据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所搜集的官方数据计算，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务用车400万辆，公车消费为4085亿元。假设2005年公车消费没有增长与2004年持平还是4085亿元（实际是增长的。公车费用应该包括换车费用。据媒体报道，仅换车的费用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4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高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规模是500亿元）。 那么，上述三项费用则共计为14085亿元，占了2005年财政收入31649．29亿元的44．5%。但是，我国还有大量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成为单位的自留资金。这部分资金，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一年约有9000亿元，因而2005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应该说有4万亿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14085亿元支出占了财政收入4万亿元的35%。这就是说，我国每100元的财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于官员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 二、我国每人一年承担了多少“三公”费用 2005年我国公款吃喝的数字是6000亿元，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是130756万人，那么，我国人均一年承担的公款吃喝费用是458.87元。 据中纪委、公安部、察监部、审计署最新的一份公车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到2007年11月30日，我国公务用车为5221755辆。一辆公务车一年的费用含司机工资、福利、保养维修、汽油费、折旧等全部费用，约为20万元，因此，我国公车费用每年为10443.5亿元。仍按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是130756万人计算，那么，我国人均机年承担的公车费用是798.7元。 公费出国费用没有看到新的数据，仍以每年4000亿元和全国总人口130756万人计算，那么，我国人均一年承担的公费出国的费用是305.91元。 综上，我国每人一年承担的“三公”费用是1563.48元。 <--endmsg-->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09: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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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十大无耻言论新鲜出炉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华亲爱家 一、在谈及为什么要把杨佳母亲王静梅当做精神病患者加以收容时，北京警方人士解释道：“上访者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通常都会出现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等心理刺激反应表现”。 二、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出席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中,斥维护自己物权的民众为刁民,称官方“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三、奥运会开幕式的《热爱祖国》童音独唱，被怀疑为对口型假唱。面对民众的质疑，奥运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不得不“透漏”：《歌唱祖国》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并解释说，“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四、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猥亵11岁小女孩之后，气急败坏地说了几句话：（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脖子又能怎么样。”（三）“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五、汶川大地震，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学生葬身于劣质教学楼之下。民众要求追究贪官恶吏责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无耻文人余秋雨撰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谴责贪官恶吏,反而批评民众：“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六、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的“词二首”。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七、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央视精心打造的主持人白岩松，在谈及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分配不公时，说了这样一段高论：“我们不要均贫，我们不要仇富，否则结果就是大家都穷，我们应该支持一部分先富起来。”“白岩松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初可能有人钻了空子，富裕来的不那么合法，可是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富人的收入大多合理合法”。 八、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身为人师的范美忠，在大地震到来时，逃之夭夭，却不以为愧，反以为荣，撰文《那一刻地动山摇——５·１２汶川地震亲历记》为自己辩护：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 “我这些话在回去上课之后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 九、中国当前楼价下降。一些官员为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楼价下降，自己与房产商千丝万缕的猫腻关系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竭力主张抢救楼市。他们抛出的理由：“一旦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十、三鹿奶粉事件被揭露之后，有关高官表示，三鹿集团在确认奶粉的品质出现问题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向政府报告，应承担很大责任。这就把劣质奶粉事件的责任卸到三鹿身上。而三鹿集团则声称，此事件是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三鹿集团的这种言论，是把责任往奶农身上推，使无辜的奶农成为劣质奶粉事件的替罪羊！ <--endmsg-->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0: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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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阳禁毒大队长酒后驾车肇事致1死2伤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新华网郑州11月23日电（记者李丽静）河南南阳11月22日快速反应，快速处置一起民警酒后驾车致群众1死2伤肇事案，得到社会认同。 11月21日19时30分左右，南阳市宛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董立酒后驾驶一辆墨绿色越野吉普车，在该市滨河路与明山路交叉口处，与一辆马自达轿车发生刮擦后未停继续前行，被刮擦的马自达轿车随后在后面追赶。董立驾驶的越野吉普车行驶至滨河路白河大桥西20米处时，从后面撞上了一骑自行车带小孩的男子，造成骑自行车男子受重伤，12岁小孩当场死亡，该吉普车前车牌掉落现场。之后，该吉普车继续向东逃逸，又在滨河路体育场门口从后面将一骑人力三轮车的男子撞伤后再次逃逸。 “11·21”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南阳市公安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查缉预案：由市局110指挥中心协调城区警力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交警各勤务大队密切配合，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及时与当地电台联系，发动群众举报线索；组织警力在城区排查肇事逃逸车辆，勘察三个现场，向上级领导汇报案情、开展工作。 21日晚21时20分左右，一群众举报：天山路一家属院发现有一辆与通报特征相似的车辆。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初步鉴定该车为肇事车辆，并找到董立家属。经电话联络规劝，23时左右，董立向公安机关投案。 经确认，董立所驾驶的豫Ｒ06316越野吉普车是借他人的，牌照是套牌。董立当晚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被刑事拘留。 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市长朱广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连夜作出批示：要做好事故的善后和安抚工作，确保受害者家属思想稳定；要加快工作进度，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迅速依法从重从快进行处理，向社会各界和受害者家属有个交代；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情况，进行公开公正透明执法。 南阳市公安局也连夜召开党委紧急会议，市长助理、公安局局长马学民明确指示，虽然这次事故是一起纯粹的交通事故，是董立的个人行为，但公安机关决不姑息、护短，一定严肃查处、严肃追究。市局督察支队要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工作全程录音录像并跟踪监督。 22日上午和下午，南阳市公安局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并在下午紧急召开由全市公安局长、政委、纪委书记参加的专题会议，通报事故案情，汲取经验，总结教训。 网监支队于22日8时许在互联网上及时公布了案情基本情况，有效杜绝了社会各界的猜疑和谣言的传播。对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网民的跟帖大多数持赞同和欢迎态度。 南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认为，以往涉及公安民警的违法违纪恶性事件，因公安机关处置不及时或处理不透明等原因，致使猜测谣言四起，轻则招来社会各界的一片讨骂声，毁坏政法队伍形象，重则形成群体性事件，致使政府无法收场。这次事故却由于公安机关快速反应，处置得当，并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得到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各界的谅解和信任。下一步，公安机关要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迅速依法对肇事民警进行处理，给社会各界和受害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endmsg-->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2: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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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批酒”体制，茅台前总经理乔洪案详解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领导批酒”体制，茅台前总经理乔洪案详解 《财经》记者周琼/自乔洪赴任茅台之后不久，对他的举报就接连不断，最终于2007年10月3日被批捕。 “国酒”茅台的“领导批酒”体制，难以避免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11月18日，天气阴冷，时有小雨。贵阳市南郊一家监狱医院的病房里，前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519，下称茅台股份）总经理乔洪在等候他的审判结果。 20天前的10月28日，乔洪案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乔洪被指控在任职七年时间内受贿1442万余元，此外尚有折合人民币84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乔洪对大部分指控均予以承认。他在随后的个人陈述中称，其受贿的主要原因是手中权力太大，诱惑太多。 乔洪案的爆发，令贵州茅台及其内部鲜为人知的利益纠结前所未有地展现于外部世界。人们由是得以窥见，作为中国资源垄断型企业的代表，茅台有着何等独特而复杂的面目—— 它是中国民族品牌的得意之作，其市值几乎占贵州省上年GDP总量的一半；建厂54年来，它依然靠一条破旧不堪的三级公路连接126公里外的遵义市，却经历了连续九年高速增长且成长为中国股市中深受追捧的第一高价股。 但与此同时，这个优质上市企业却呈现出一个旧式国企的诸多癌变症状：因落入当地政府及内部人控制的泥淖，使得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由于缺乏人才与可行方案，虽有巨资在手却依然远离世界品牌之梦、多渠道发展之梦及资本运作之梦…… 熟知茅台内情者告诉《财经》记者，乔洪案不过揭开了茅台管理漏洞下的冰山一角。尽管从业绩上看来，这次撞击并未对茅台这艘巨轮产生实质性伤害。然而警钟已然敲响，原本拥有巨大能量的茅台，其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力正在无序的管理中大量损耗。如今这艘巨轮能否转身，则不仅在于内部控制者的自新意愿，更取决于贵州省委政府的改革决心及外部环境。 案发“赴韩游” 现年55岁的乔洪原是茅台集团第三号人物，曾为贵州官场“少壮派”代表——30岁出头即出任毕节地区纳雍县县长，此后平步青云。1996年通过公开招考，乔洪被录用为贵州省轻工厅副厅长，主管糖酒行业。2000年初，贵州省轻工厅即将解散，乔洪被安排至茅台股份任总经理，从政府官员变身企业管理者。 在上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的助力下，茅台在全国建成了近7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构成的销售网络，并在每个省份设立贸易公司以协调市场。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剧增至2006年的62亿元。 自乔洪赴任茅台之后不久，对他的举报就接连不断。最终，乔洪于2007年4月30日因涉嫌受贿，被贵州省纪委的人员带走，随后数日被正式“双规”，并于2007年10月3日被批捕。 根据官方说法，乔洪是涉嫌在2002年的一次公司活动中受贿而被“双规”。当时适逢韩国主办世界杯足球赛，茅台股份由总裁乔洪领队，组织了约200人的公司中高层及优秀经销商赴韩观战。活动交由茅台股份的山东经销商姜国武经办。姜国武后于2007年3月在山东被拘，随即供出在此次赴韩活动中曾受贿，牵扯出乔洪。 一位知情者告诉《财经》记者，当时旅行社给姜国武的韩国游报价为每人2.3万元，“但姜国武给茅台的报价为3.7万元”。从中渔利近300万元的姜国武，随后与领队乔洪分享了部分“好处费”。 一审控辩争议不大 事隔一年半，“乔洪事件”在贵州仍然是个敏感话题。 10月28日，乔洪案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虽是“公开审理”，但只有手持法院及检察院核发的旁听证者方可入内，多家媒体记者被拒之门外。 上午9时许，乔洪被带入法庭。这是2007年4月以来他在公众面前的首次露面。他身着草绿色囚服，比过去略显矮小，脸上保持着平静而克制的表情。能容纳150人的旁听席分上下两层，满满当当坐着当地公检法系统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两三位党报记者。乔洪的妻儿及老父均未到庭。 历时九个小时的庭审，重点指控、审查及辩论了四方面内容：一、乔洪单独受贿情况；二、与其弟乔建华共同受贿情况；三、乔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四、其弟乔建华的公司偷税漏税等问题。 据检察机关指控，从2000年底至2007年3月，乔洪利用担任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分管广告、供应、销售的职务之便，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广告商、经销商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弟乔建华收受21人共计114次贿赂，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442万余元，其中包括有经销商提供1万英镑供其子乔木到英国上学；此外，乔洪尚有折合人民币84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乔洪案庭审的旁听者称，10月28日的庭审对“赴韩游事件”并未重点提及，只称姜国武曾数次行贿乔洪，但金额不大，加总约几十万元。检方还指控乔洪之弟乔建华在此次赴韩游活动中认识了经销商方卫兵，促成方卫兵在陕西办了两家茅台专卖店，后方回赠乔建华“感谢费”。 据旁听者介绍，起诉书指控乔洪单独受贿的内容极多，“念了一两个小时才念完”。从行贿人员类别看，21个行贿者中，有30％左右是茅台的广告代理商，其余70％左右主要是茅台经销商；从行贿金额看，来自广告代理商的“攻势”最猛，乔洪收到的约半数贿款来自广告代理商。一位茅台中层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乔洪作为总经理，主要分管销售及广告业务。“对于茅台酒的销售，公司几位重要领导都可批字；对于广告发放及代理权的审批，则以乔洪审核为主”。 起诉书显示，对乔洪行贿金额最巨者为38岁的上海恒昌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铭（女，江苏海门市人）。据《财经》记者调查，胡铭向乔洪行贿始于2000年末，当时乔洪就任茅台总经理之职不过数月。在乔洪的一次上海之行中，胡铭到乔洪所住的酒店拜访，试探性地给乔洪送去3万元现金和一个皮夹，乔洪笑纳。此后七年中，胡铭向乔洪行贿39次，累计行贿人民币369万元、美金14万元，另有礼品若干。据知情者透露，无论大小节日，胡铭从不错过行贿机会，平均每两月行贿一次，单次送钱金额最高者为36万元，间或还不时赠送名牌化妆品、名牌衬衫等礼物。 当日庭上，乔洪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基本认同，仅对21名行贿者中的三笔贿款提出异议，称所收之钱早已主动上缴纪委。但控方指出，乔洪是在得知相关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后才上缴贿款，不能视为“主动上缴”。据悉，这三笔贿款均出自经销商，其中两笔为总额50万元的现金，另有一笔为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 此外，乔洪对检方关于他伙同其弟乔建华共同牟取非法利益的指控亦提出异议。 检方指控，乔洪在职期间，茅台酒经销商陈晓明、方卫兵及林坚三人共向乔建华送“好处费”218万元，以感谢乔建华透露茅台酒要涨价的消息，令他们可提前低价囤酒，再高价卖出。检方认为乔洪作为乔建华的“特定关系人”，可被认定为这218万元的共同受贿人。 乔洪当庭辩称，他对乔建华收人钱财之事并不知情，亦未予认可，不应列为共同受贿。他同时对检方称其将茅台酒涨价消息泄露给乔建华的说法提出异议，“茅台要涨价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我在对外接受媒体采访也公开说过这件事，根本不需要‘泄露’给乔建华。” “乔洪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一位熟知乔洪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乔洪在家中居长，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在当地烟业集团工作，妹妹为公务员，惟有四弟乔建华无固定职业。熟悉乔家的这位人士称，乔建华性格急躁，时有粗暴言行。 据乔洪及其辩护律师的陈述，目前控方掌握的大部分事实均是乔洪主动供认的。据称，乔洪在“双规”期间，曾不停给贵州省领导及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及交待情况。有知情者称，去年5月，乔洪被“双规”后不久，其妻子和儿子亦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乔洪主动并大量交待自己的行贿情况，主要原因即希望以此为条件，争取令家人早日脱身，同时亦为自己的判决获取有利形势。 乔洪的起诉书显示，除巨额存折，乔洪还被查出拥有15套房产。不过检方尚未对这些财产的性质定性。“大家对此还有争议。”一位熟知乔洪的人士称，这15套房产中，“有三套是乔洪的合法财产，另有一些是用乔洪的合法收入购置的。”目前，这些房产的使用权均已被冻结。该人士称，不排除法庭将在查明情况后发还给乔洪家人。 “批条权”诱惑 在庭审结束前，乔洪被允许作一个简短的陈述。上述旁听者告诉《财经》记者，乔洪在庭上的每一次发言均显得沉着冷静、逻辑清晰，宛若自己的第二位辩护律师。 乔洪说，茅台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企业，他在位时，权力太大，“面临的诱惑也太大了，茅台一年的销售额是80亿-90亿元，这意味着每天有成百上千万的钱物从我手上过账。”他坦承自己当了几年老总后，人生观及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一两万元（指对他的行贿款）只不过是小数目”。 “听起来，乔洪对茅台制度漏洞的谴责更甚于对他自己受贿事实的悔恨。”另一位旁听者说。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3: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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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乔洪从茅台集团得到的个人合法收益在国企领导人中并不算低。据《财经》记者了解，乔洪任职之初，茅台集团尚未实行年薪制，而是按贵州省政府对国企领导人确定的目标考核制，一年的报酬总计在20万元左右。2003年起，茅台集团通过高管年薪制方案，乔洪的年薪被提高至50万元左右。茅台股份2006年年报首次明确列出高管层报酬数额，作为总经理的乔洪，年薪与董事长袁仁国一样，为90.18万元。 不过，有熟知茅台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茅台集团与茅台股份的高管层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近半数高管在集团公司领薪，所核定之薪酬远低于在贵州茅台领薪的高管。为平息纷争，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要求核心高管层将自己的薪水取出后，按职务情况平分。因此，事实上，乔洪真正拿到的年薪应比年报上所列之数字略低20万元左右。 乔洪当年在贵州省轻工厅的一位同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对乔洪而言，来茅台任职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2000年在机构撤并前，省轻工厅领导安排乔洪去茅台工作，听说乔洪不太想去。”他表示，乔洪在任轻工厅副厅长之职时主管糖酒行业，其后又参与了茅台兼并习酒厂的部分工作，对茅台比较熟悉。“也许是太熟悉了，他觉得外来干部要在茅台站稳脚跟比较困难。”他分析，令乔洪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当时的茅台高层还没有搞年薪制，仅实行目标责任制，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二十万元，“乔洪可能未必放在眼里”。 但乔洪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茅台是一艘航空母舰，充满了巨大能量。”他希望自己能打开茅台的能量释放通道。 在乔洪看来，茅台的巨大能量根植于茅台酒自然垄断性的特征。 多年的实验结果证明，受特殊的水源、气候和微生物环境影响，离开茅台镇，就生产不了茅台酒。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告诉《财经》记者：“并不是茅台镇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生产出茅台酒，能生产的大概只是2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 但优势的另一面即是茅台的包袱与障碍。受诸多条件限制，茅台酒产量有限，2000年以前茅台酒的销售基本实行计划配给，“没有批条就搞不到酒”。即使在上市七年后的今天，茅台酒的销售仍依循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操作手法。按照乔洪在庭上的供述，“60％左右的酒按年度计划分配给各经销商及重要的终端客户；另有40％的酒由领导审批决定。” 知情者称，茅台股份及其母公司茅台集团公司同一班高管人员同时在两个平台上任职，只是具体职务有所不同。现年70岁的季克良仍是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任贵州茅台上市公司董事。季原本1999年就已到退休年龄，但作为“老领导”及“明白人”，季克良在茅台可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因此连续五次被贵州省委组织部延任。 据茅台内部人士称，季克良在批条的问题上谨小慎微，“他主张腾出身来管理全局及技术指标，尽量不批酒”。但事实上，在现有销售及制度模式下，季不过是把批条权下放到其他高层手中。 展开茅台的权力路线图，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最受瞩目的茅台酒批条权分属茅台集团公司及茅台股份的几位核心高管，下属销售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亦可在一定数额限制之内少量批条。茅台酒“批条”多年来可由上述人等“一支笔决定”，“特殊情况下曾要求三位主要领导（即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茅台股份董事长袁仁国及总经理乔洪）共同批字决定，但这种情形并不多”。 乔洪以原主管部门的上级领导身份调任茅台，“在批酒的问题上基本不受监管”。销售高峰期，常可见到经销商或特殊身份者在乔洪或其他高管门前排队等候批条。 除了批酒权，还有广告审批、物资（包括各种生产物资、办公用品、员工福利用品等）采购、基建项目发包、人事安排等多项审批权，分属集团及公司的近十位高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亦有相应权限。 根据茅台股份2007年年报，公司当年仅广告费投入即高达3.055亿元。以前几年的广告费支出亦在3亿元左右。乔洪案中，“送钱”最多的上海恒昌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铭除向乔洪行贿，还向茅台原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广告策划室主任许飙行贿16次，金额共计153万元人民币和8万美元。 “茅台集团内部管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内控机制。”贵州省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求变有多难 《财经》记者获悉，此次涉及乔洪案的21名行贿者在缴清相应罚金后，已全部恢复正常生活与工作。其中行贿金额及次数最多的上海广告商胡铭被处罚金50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茅台高层中，除原茅台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广告策划室主任许飙，其余人员未受牵连。 “贵州在查处和判决此案的过程中，采取了保护茅台发展的态度。”一位接近当地法院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涉案经销商均为茅台核心经销队伍成员，有的人已跟随茅台逾十年。 一位熟知茅台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乔洪事发后，茅台在“廉政建设”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比如对大额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发包要求启用招标程序等。 但这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茅台目前对酒的“批条”管理尚没有改革计划，“供不应求，只能计划为先，并且茅台作为‘国酒’，政府官员方面的需求是没有定数的，不得不留出一些量来批条。” 他表示，老牌国企茅台的现代企业管理之路还极为漫长，关键要看地方政府的决心。在此前提下，方可谈及内控制度的完善、稀缺性资源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如何定价等管理议题。 作为西南地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茅台还承载着贵州省的诸多区域发展梦想。除了茅台自身的发展，贵州省重大项目一旦缺钱，茅台亦常以省“二财政”的身份根据政府指令投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贵州微硬盘项目的失败，茅台2003年-2004年间依据政府指令对该项目的1.5亿元投资及其后的1亿元借款至今无法收回。 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告诉《财经》记者，茅台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世界名牌。“茅台必须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也成为名牌”。然而，手握47亿元现金的茅台并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及可行的方案。 据悉，贵州茅台总经理之职至今未找到合适人选，仍由董事长袁仁国兼任。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4: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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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群体性事件报道“脱敏” 受到海内外舆论关注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新网 二十二日，停运两天的汕头出租车恢复运行，相隔千里的云南大理客运司机罢运迅速平息，以往讳莫如深的群体性事件，如今成为社会焦点新闻，占据各种媒体的显著位置。继突发事件报道放开之后，如此规模的群体事件报道“脱敏”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国际知名媒体争相报道中国放宽负面报道。 过去一周来，接连发生的群体事件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化解和处置。相关事件的及时报道和连续追踪带来的并不是过去假想中的社会恐慌和动荡，相反，却使激化的矛盾在舆论监督中得到了高效、令民众满意、合理合法的消解。中国正在日益重视发挥舆论监督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推手作用。 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在新闻开放和透明度上日渐形成更为自信和宽容的运作方式。中央高层亲自部署，引导、落实官、民、媒体形成舆论监督的合力，为构筑一个健康、完整的社会体系架起第三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领导人的亲自推动下，新兴媒体的监督正成为其中的一股特殊力量。这股力量在当前各种新闻事件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从新近的深圳林嘉祥事件、“周老虎”终获缓刑，到此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东北仓储粮失窃事件，民意监督的眼睛无处不在，汇聚成中国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 胡锦涛今年六月在考察人民日报并与网民互动时说，自己很关注网络，并将“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作为把握实情、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他讲到媒体要通达社情民意，在互动交流中形成社会共识，充分认识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肯定和支持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发挥更大舆论监督作用。 与新兴媒体相对，中国的传统媒体也在以卓有成效的专业素养，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下，增强舆论监督的能力。在近期的各地“罢运”风潮、杭州地铁塌陷事故、陇南群体事件中，各地专业媒体的报道可圈可点。而在刚刚宣判的郴州腐败窝案背后，一个个媒体记者的名字在郴州人民心中反复诵记，正是他们的不懈与探究，保护了民间“举报联盟”，最终掀倒庞大的腐败官网。而传统媒体和记者对“封口费”事件的自觉反省，体现了在舆论监督的快速上升时期，监督者的自我修复和矫正能力，以及打破以往的思想束缚和灰色“潜规则”的强大意志。 一直处于信息垄断地位的政府，如今开始成为最迅速的信息提供者。今年五月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甘肃陇南群体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不仅无瞒报，更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介绍情况。各地“罢运”风潮，当地主政官员与当事者面对面沟通，并将全部内容实时公开。杭州地铁塌陷事故，面对不停追问的媒体，新闻发言人失控落泪。官方与媒体的互动配合，及时纾解了积郁于民间的质疑和怨气，为事件的妥善解决赢得了民心和效率。 事实上，这种决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力的做法，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未来的治理信心与决心。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放缓的严峻现实下，各个国家内部的旧病新伤都会随之泛起，如何科学应对、科学发展，是摆在主政者面前的共同课题。中国决心拿出勇气和信心直面未来，以民意为依归，斯诚可取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4: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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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名句拓本高价出售 （图）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名句拓本高价出售 明报/在11月中旬的北京秋季拍卖会，一幅“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当代刻石拓本被“高价收藏”。 据报道，这幅作品是“北京新潮艺术家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流行语中受到举发”而创作的，该作品的出现，“表现文坛氛围日趋宽松”。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阻止北京戒严不果、辞去中共总书记的前夜曾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对学生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 <--startimg-->  發送圖片到手機，一幅“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当代刻石拓本被“高价收藏”（资料图片）<--endmsg--> |
-- 發佈時間：11/24/2008 2:15: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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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出租司机罢工，不只一个弱势群体 2008/11/2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继各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之后，前几天总工会提出在出租车行业设工会的建议，旨在在出租车行业劳资博弈面前，能畅通出租车司机诉求的渠道。初衷固然好，但建议就算落实了，真正是否能起凑效还有待考验。而且，在众人把目光瞄向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之间矛盾时，似乎忘了这背后还牵涉到其他利益的较量，最明显的就是出租车司机和黑车的利益之争。 份儿钱太多，不满垄断，黑车太多，是这波罢工潮中出租司机的共同埋怨。然而细查一下就不难发现，黑车太多或许是他们罢工真正的也是最大的动因所在。毕竟出租车垄断和份儿钱太多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事，再说这个机制内所有的车租车司机都一视同仁，人人平等，虽然不甘心一个月的辛苦钱大半部分进了别人的口袋，但还是可以忍。但黑车造成的刺激就大不一样了。自己为了获取这个运营牌照，每月必须上交那么多份儿钱，而你不仅一分钱不交，还成天跟我抢饭碗，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猖狂，是可忍孰不可忍。兰州的出租司机罢工就明摆地说不整顿黑车就不上工。其实司机们的诉求合理合法，从情感上也不难理解，这种诉求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未尝不是一个大垄断环境下造就的另外一种垄断排他的心态。 而相较于在现有体制下名正言顺的出租车，那些不被承认，随时都担心着被有关部门打压，还得罚款的黑车族，或许更弱势。黑车为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最终车翻客亡的悲剧不是没发生过。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黑车是随着出租车一起诞生的一点不为过。在对黑车这么多年的打压管制下，黑车族不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还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至让既得利益格局里的合法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拿起手中的唯一武器，以绑架消费者的利益的罢工方式奋而反抗的，足以说明，黑车的顽固存在肯定有他的理由。 笔者住在东五环的传媒大学，对这一点就深有体会。只要晚上十一点半停运的一号地铁线和十点半停运八通线不能实现无缝隙对接一天，聚集在四惠站外的那些没有出租牌照的车辆就会继续繁盛下去。 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却不被允许存在，在这种不被承认随时有可能被打压的朝不保夕的窘境中，宰客，自毁名声的短视行为频频上演也就不足为奇。 在这场出租车司机以绑架社会利益的方式向政府施压的罢工事件中，降低管理费成为可能，也无一不是对体制外不被承认的更弱势一方的主动出击。假设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响应出租车司机的诉求，彻底取缔了非法黑车，先不说这期间需要耗费多少的行政成本，却也休想给广大没有私车的消费者一个既满足需求，又价格合理的出租车市场。等把异己驱逐，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有事好商量，两两联手下的，得到的结局无非是本来就不合理的垄断的巩固，而这种联手下终极的受害者只剩下消费者了。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任何一场利益角逐中，最弱势也最需要政府保护的群体。 市委书记出面也好，建立行业工会也罢，都无非是刺激——反应模式下的作为。而只有真正从源头着手，打破出租车这一没有垄断理由行业的垄断，才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而这需要政府壮士断腕的无比大的决心和勇气。 作者:唐雅娟 <--end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