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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報社社長：破除“民主迷思” (http://bangtai.us/bbs/dispbbs.asp?boardid=3&id=1439)
-- 發佈時間：1/12/2009 11:16:24 PM
-- 北京日報社社長：破除“民主迷思”
| 北京日報社社長：破除“民主迷思” 2009/01/1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2009-1-12<--sk--> 梅寧華 <--sk--> 現在理論界有一種“泛民主化”的傾向，把民主的標准單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觀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民主迷思,是對西方民主的迷信。 其一，民主迷思的一種表現是把民主的作用絕對化。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政權組織和權力運行的方式，它在凝聚民心、凝結民智、整合民意等方面的確有著重要作用。不過還要看到，民主不是萬能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運用得不好，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所謂的“大民主”。但這種“大民主”以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為終結，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近年來台灣地區黨派之間相互攻訐，不擇手段，成為“劣質民主”的反面教材。歷史上，民主失當導致社會動蕩、政治混亂的例子屢見不鮮。18、19世紀，在法、德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階段，其民主發展反復波折、時起時落，甚至還出現通過民主選舉恢復專制制度的歷史奇觀。 由此看，民主和任何制度一樣，既有優點，也有不足。民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也可能導致議而不決﹔既可以實現多數人的權利，也可能造成“多數人的暴政”﹔既可以推進公眾政治參與，也可能破壞政治秩序……所以，簡單地把民主當作一個招牌，對推進民主啟蒙、民主建設并無太大積極意義，關鍵是我們在什么意義、什么層面上，全面、客觀、理性地認識民主以及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運用民主。 其二，民主迷思突出表現在把西方民主形式絕對化。按西方的觀點，兩黨制、多黨制屬于民主范疇，其他形式的政黨政治則不民主。這個論斷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支點，多少年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也是此論的支持者。但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這一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 在一個現代國家，政黨數量的多少與政體的民主程度并無必然聯系。在兩黨制或多黨制條件下，上台執政的政黨只代表相對多數民意，不可能對全體人民負責，其施政必然不顧及甚至損害不支持它的民眾，這能稱為民主，能反映和代表全民族的民意嗎？顯然不能。美國的共和黨代表了保守派和軍工集團的利益，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民主黨及其所代表的民眾反對的，但這并不能阻止美國的戰爭行為。在許多實行兩黨或多黨制的國家或地區，這種兩黨爭斗、人民和國家利益被忽視的情況并不少見。這絕不是民主所要求的結果。 對于兩黨制和多黨制民主形式的實質，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么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這種形式并不能表現出多大的優越性。近年來，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虛假性、弊端日顯，選舉中出現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和選民的政治冷漠現象，可謂是對其所謂優越性的一個絕好的諷刺。 在兩黨制和多黨制條件下，三五年一選舉，為達到某政黨利益，惡質爭斗不可避免，階層、種群沖突不可避免，在發展落后的國家造成動亂不可避免。因此，對兩黨制和多黨制，絕不能迷信。 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的執政黨，是一個擁有七千多萬黨員的大黨，她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代表著全國、全民族的整體利益，有著最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黨員包括了我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代表著不同階層的民意。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更是匯聚了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通過這種政治形式集中社會各界的意見和智慧，執政黨據此協調各方利益、統籌全局，使民主得到充分地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同于過去蘇聯實行的一黨制，也不同于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它既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又肯定了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平等合作與協商關系。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從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為加強黨的領導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保証，與其他政黨制度相比，更適合我國國情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把西方民主模式絕對化，迷信西方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只能誤入歧途。 其三，民主迷思還表現在把西方的直選絕對化。有觀點認為，沒有西方的直選、競爭性選舉就沒有民主，只有實行西方的競爭性選舉或直選才是真正的民主。有人甚至主張把競爭性選舉作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突破口。 應當看到，選舉制度是人類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它不僅可以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比較充分的表達，而且使這種表達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監督。但還要看到，競爭性選舉不是民主發展的惟一模式，并不意味著“一選就靈”，其本身固有的缺陷決定了它并非在所有國家、所有發展階段都是醫治社會百病的良方。競爭性選舉模式不僅易導致權錢結合，而且容易把分歧公開化，不利于形成社會共識、維護社會穩定。直選和競爭性選舉的神話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破滅的現實促使我們走出對民主的迷思。 西方國家在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模式的時候，把本該形式多樣的政治體制簡化成一人一票的競選，簡化成兩黨制，這本身是對民主的最大傷害。不論是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還是直選，不過是西方國家立足自己國情對民主形式的一種探索，對其中蘊含的權力制衡、權力監督等理念，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加以吸收和借鑑，但切不可將這些形式神化并照搬到我國的民主實踐中來。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立足國情、循序漸進，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民主之路。 第一，走中國式民主之路，是立足我國國情做出的科學選擇。選擇什么樣的民主形式，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國情和現實需要。民主政治模式的確立必須建立在對國情的清醒判斷的基礎之上。這是一條方法論，也是一個歷史邏輯。就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點來講，國外現行的任何一種民主模式都不適合中國，美國的不適合，英國的也不適合，用國外的民主模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那都是不可能的。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式民主之路。曾經有人試圖引進西方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試圖用西方的三權分立來改造中國的民主政治。這完全是脫離中國國情的，根本行不通。 我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文化尚不發達，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有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結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歷程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又經歷了“文革”的曲折。目前，經濟體制改革正邁向“深水區”，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利益結構不斷分化，利益矛盾日益凸顯，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這些都是我國的現實國情。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走自己的路，在有利于和諧穩定、有利于經濟建設、有利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進行，而不能單憑良好的愿望一蹴而就。 立足國情，走中國式民主之路，一個重要前提是保持國家和社會穩定。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穩定住，使人們能夠在一個穩定的環境里和諧發展，這是對我國民主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要求。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匆匆忙忙地搞、脫離國情地搞，就會破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就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在亞洲、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所帶來的社會動蕩有目共睹。在民主政治發展中試圖通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來改造中國的民主政治，到頭來只能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社會動蕩，也正中西方敵對勢力的下懷。這就是不能用國外的模式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走中國式民主之路，必須遵循民主政治建設的規律。中國式民主之路是一種漸進式民主之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僅不能脫離國情，還要受歷史規律的制約。 走中國式民主之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方法論，不是教條，因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無論何時、何事、何種條件下，都不能搞教條、搞崇拜。有的學者處處用西方的民主模式、理論來套中國，在方法論上這實質是一種洋教條，洋教條也是一種迷信、一種崇拜。民主政治建設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破除各種各樣的教條和崇拜，我們才會更加自信和實事求是，民主政治建設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要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基礎之上漸進、增量而行。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我國改革的路徑總的來說是漸進式的，先易后難，增量推進。這種漸進式的路徑選擇，在改革中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改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改革深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証明，漸進改革、增量推進是一條符合國情、高效穩健的改革之路。 走漸進式民主之路，堅持“三個有機統一”。經過長期反復探索，在我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偉大實踐中，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起來，這是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特色之路，也是建設中國式民主的根本規律。這一規律既是我國人民在追求民主之路上長期奮斗探索的結果，也是我國人民政治經驗和智慧的結晶。“三個有機統一”從根本上回答了在當代中國如何走中國式民主之路的問題，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必須一以貫之，長期堅持。 第三，走中國式民主之路，要樹立中國主體思維，樹立自己的理論自信。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民在物質、文化、政治、社會和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思想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逐漸樹立起了自己的理論自信。改革開放伊始，一些學者唯西方是從，“崇洋”一度成為一種時髦。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揭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行不通，搞洋教條也行不通。現在，理論界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主體意識，一種更為客觀、更為理性的理論思維，一種不被西方的觀點、思潮所左右的理論主體思維，這背后是一種理論自信。上述對民主的思考正是建立在思想理論界的這種理論自信之上。只有通過對目前流行的一些觀點進行理性辨析和大膽質疑，才能打破民主迷信，打破西方對民主話語的壟斷，更加堅定地走中國特色民主之路。 中國對民主政治模式的選擇，不能聽別人的安排，只能靠我們自主地選擇、自主地探索。這就要求我們在民主政治發展中，一定要樹立主體思維。主體思維是與客體思維、靜態思維和單向思維相對應的一種思維方式，它要求我們一切從自己的國情、黨情出發，思考問題，做出判斷，堅定選擇。主體性思維不僅是一種思維方法，更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我國的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而是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如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樣，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堅持中國主體，堅持中國特色，走中國式民主之路。(作者：北京日報社社長） |
[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1/14/2009 12:42:05 AM編輯過]
-- 發佈時間：1/12/2009 11:19: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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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在“值得纪念的一天”上吊自杀 （图） 2009/01/1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林彪画传》作者舒云专稿／1991年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头版写下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这一天，政治局任命她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又写了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次日凌晨3时30分，值班护士发现江青上吊身亡 1989年3月30日，江青回到秦城监狱，被检查出咽喉癌。江青有过癌症经验，建国初她曾因癌症到苏联做过子宫切除。这回医院建议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不想成为哑巴。 <--startimg-->  發送圖片到手機，江青之墓。（舒云摄） 11月，江青再次保外就医。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在北京酒仙桥附近为她选了一幢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护士，为江青治疗。 1991年2月15日，江青高烧不退，化名李润青住进医院。等她退烧后医生再次建议咽喉手术，江青还是拒绝。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头版写下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政治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江青又写了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 5月14日凌晨3时30分，值班护士发现江青用几块手帕连结成绳，系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自杀身亡。 江青一生曾多次尝试自杀。1976年江青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想到自杀： 1984年9月，江青要求去毛泽东纪念堂被拒绝，她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 1986年5月，江青用几只袜子结成绳套，自杀未遂；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江青要求组织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吞下50片安眠药； 1989年11月，江青想回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或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被拒绝后，江青用右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1991年清明节，江青要求去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李讷带一卷白纸，她要送给毛泽东一个花圈。还是被拒绝，江青撕碎了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酒仙桥。 这一次自杀江青如愿以偿。 但是，江青自杀的消息没有马上公布。 1991年6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首发江青上吊自杀的消息。 新华社6月4日从北京发出电讯稿：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 |
-- 發佈時間：1/12/2009 11:20: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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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改革的注脚 2009/01/1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随着美国金融海啸的不断深化、蔓延，波及全球，中国自然也没有幸免，依靠出口经营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特别是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遭受重创，大量外省务工农民工提前返乡，其实等于失业。主政广东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腾笼换鸟”的思路，即不救助濒临破产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企业，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加速产业升级，淘汰落后的生产力。温家宝总理则倾向鼓励、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因为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比重的中小企业，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吸纳了大多劳动力，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补充，而且事关稳定。 两种带有争论的主导意识的激荡，让人想起1996年朱镕基推行分税制受到东南诸省抵制后，亲自下广东作地方领导的工作，当时的结论是即使实行分税制，广东财政损失并不多，所以就同意了，广东的环节打开了，其他诸省也就跟着办了。 虽然这两件事情风牛马不相及，但在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环节，也深刻影响着其他事业的推进和发展。当然，这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自推行郡县制以来就充满着矛盾和演进，每一次兴衰都伴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不断弱化，不是地方势力强大起来就是中央权力被弱化比如外戚或者宦官专权。两千年来的政府作为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内化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也就成为了一种所谓的历史路径依赖，当然现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国内宪政建设一百年，这种历史路径依赖的影响力不是很强了，但是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沿革也体现着民主的成熟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 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官民两极对立，中间缺少缓冲，一旦矛盾激化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充满着暴动和破坏，将在大治和平时期建立和积累起来的社会物质和良好的秩序毁坏殆尽，这样周而往复的演绎了几千年。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深刻，战乱苦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民性。今天，在迈向全球化和进行国家建设中如何确保以制度来维持安定团结、民主、繁荣将成为政治改革的内涵。 在政府间建立契约机制 在西方源远流长的社会契约思想，即基于人们的合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从而保障发展自己的权利。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平等主体的合意，社会契约思想实质上包含了通过协商机制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政治规则，民主的、正义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 而所谓的政府间的契约，是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契约，它是在共和体制下如何维护中央的一元领导和地方的适当自治之间的平衡的一种方式。根据上述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人到一方主政，即表明他与一方民众建立了权力契约，而中国民众对宪法的不关心不了解以及不知道怎么利用宪法极大制约着这一关系的建立。西方人看来，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服从宪法，就是在保障自己的权利。同理，中央荐举地方行政人选，即在相互间建立契约，因为契约体现着对宪法的尊重，这样可以建立以法治而不是以人际为依归的政府间关系；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地方的适当自治和中央的一元领导，即权力不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出现紊乱，改变的只是契约的形式和建立契约的法的精神。 而且，政府行为是公众行为，具有体现法律意志的意义，建立契约有利于突现民众的主体性，发扬宪政精神。政府间权力架构通过契约形式形成，营造权力松动，造就自由思想的空间，活跃民众的自我意识。 所谓社会契约直接以宪法的内容为保障。而政府间的契约则以合同法和合同协议书的形式体现并据此作为相应的保障。这种契约尊重法律、公之于众，约束政府行为，体现民本思想。 民众参与 西方发达国家以实行民主选举作为政治权力基础，因为权力来自人民，任期内施政则相应受民众的监督和国会的制约，这样优选出的从政者必须清廉能干，不损害公众利益也不谋求私利，承担民众的期待并对民众负责。 中国国情与西方有所差异，政治体制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正在逐步探索如何将西方民主思想内化到制度建设中来。 政府施政须接受检验，那么民众的评选评议就成为相当适合并且成本不高的一种方式，定期组织民众对政府施政成绩进行评议，每张评议票提供若干对政府满意态度选项，公开、公正、透明的统计评议票，以得票数最多者作为政府成绩。并参与评选政府中亲民、得力、可信任的公务员，形成民众对政府人员的奖惩机制，体现民意。 再次，民众须具有利益表达渠道，建立政府和民众平等、对话、协商的机制，让民众参与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活动中来。同时，为了避免官民两极对立，须发挥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媒介的作用，只有建立了具有主体性精神的公民社会，形成矛盾的缓冲，从能建立起真正的宪政。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与否在于行政与司法是否分离或者行政能不能干预司法。如果司法独立，第一就是行政的合法性由司法裁决，第二大法官的产生机制不应同于行政班子的产生机制，使两者没有同质性。 在确保政府间契约的法制化和维护公民参与评议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司法的独立则已经是必然的要求了，而对于如何保证司法不受到外部干预，就是大法官的产生机制了。对照西方发达法治国家大法官的产生办法，基本凸现社会力量在维护司法上的重要性。因此，法学社会团体公推和立法机构推荐相结合成为需要考虑的途径了。 司法独立还和司法部门的社会开放程度紧密相关，司法的权力依然是来自公民社会，它必须不断地从社会和人民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时，法律的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化、司法仲裁成本的降低都会极大推动和维持司法的独立性。 宋广磊 |
-- 發佈時間：1/12/2009 11:24: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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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女警察为何要怒杀公安副局长公公？ 2009/01/1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黑龙江女警察为何要怒杀公安副局长公公？ <--sk--> 今年8月份，也就是奥运前夕，黑龙江省海伦市发生一起伤害案，凶手竟然是海伦市公安局一名女警察，被伤害的是公安局原负责刑侦的副局长高祥友——女警察的公公，副局长公公为什么被儿媳用刀捅了？一时间在海伦市大街小巷传的沸沸扬扬。 <--sk--> <--sk--> 据海伦市市民说，高祥友儿子、儿媳均在海伦市公安局上班，儿子高雪峰在公安局技术科上班，小两口平常感情不错，案发那天不知何因，儿媳妇和公公高祥友发生矛盾，接着用刀通向高祥友的身体要害部位，险些丧命。到底公公和儿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另有隐情，外人不得而知。 <--sk--> <--sk--> 据邻居介绍说，高祥友当时被儿媳妇捅的流血不止，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之下，本应立即送往医院抢救治理，可是又被刚赶回家中的儿子高雪峰给打了一顿。 <--sk--> <--sk--> 据医护人员介绍，高祥友被伤害之后送到海伦市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到了肝脏，再差一点就没有治疗的希望，后来在医护人员精心调治下，高已脱离危险期。 <--sk--> <--sk--> 令人奇怪的是，高祥友被捅以后至今未到公安局报案，也没有做法医鉴定，海伦市警方也未对此案进行调查处理！有市民说，这起伤害案已构成刑事犯罪，公安局不依法介入显然不合情理。 <--sk--> <--sk--> 目前，高祥友身体正在康复中。 <--sk--> <--sk--> 据知情人说，此案发生以后，高祥友儿媳妇和他儿子高雪峰正在闹离婚。 |
-- 發佈時間：1/12/2009 11:27: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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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成为中国大学贿赂资本 2009/01/12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环球网 日本《产经新闻》1月10日文章，原题：“科举之国”政治家和大学的粘连 在中国，持有硕士、博士等高学历的年轻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批评说，学历正在成为大学提供的贿赂。与古代科举制度下“学而优则仕”的情况不同，如今，学历成了政界与学界“粘连”的温床。 当初，为了推进改革开放进程，邓小平提出“干部知识化”。对于希望获得提升的共产党干部而言，高学历就变得很是重要。 去年夏天因贪污被捕的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就是一位高学历干部。他只用了2年就拿到了四川成都的西南财大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京上班而他学校所在的成都却距北京1000公里以上，这些都引起了国民的怀疑。 王益在金融界和教育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博客中批评说，大学方面可能是把学历作为贿赂给予王益的，应当调查王益为大学牟取了何种好处。葛剑雄教授自己也指导博士生。他表示，据他所知，在很多高官获得学历的过程中，都有权力和金钱的介入。 河南省郑州市一位大学副校长对《半月谈》杂志承认，他们学校为多位高官授予了博士学位。他表示，学校的业务需要教育、财政等很多上级机关的支持，这样做也是为了不被削减预算。 中国缺乏客观评价官员的指标。因此，希望获得提拔的干部。通过给学校增加预算和人事变动等好处，获得作为“回扣”的高学历,以作为提拔的资本,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世态。 <--endmsg--> |
-- 發佈時間：1/14/2009 12:42: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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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报转向？中国官媒惊现呼吁言论自由文章 2009/01/1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BBC中文网报导／中国官方媒体之一《北京日报》1月13日登载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 北京日报文章指出，一个言论在发表之前是无法为其定性的。只有在公之于众之后，"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文章还列举马寅初和张志新因言获罪的历史教训说，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 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理论在1957年遭中共最高当局批评，被定性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结果导致中国在上个世纪多生育至少三亿人。由此带来"计划生育"又因矫枉过正而在加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张志新对"文革"质疑的言论也被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招致她被割喉枪决。 文章指出，按言论自由的原则，类似马寅初和张志新这样的挑战权威的言论也应获得自由。文章最后呼吁，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都享有自由表达和发表的权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呼吁中国真正实现获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了，但在一个官方主要媒体上出现这样的呼吁仍属罕见。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去年4月《北京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曾引发一场广受关注的有关言论自由的论战。4月3日，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的长平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文章对比了中西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西方报道的强烈反应。 文章问道，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4月11日，《北京日报》属下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文峰"的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批评了长平所谓"言论自由"等观点。文章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 在那之后，一些激进的中国网民甚至将南都长平称为"大汉奸"。前不久，海内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联名签署《08宪章》，呼吁落实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08宪章》主要发起人刘晓波随即被当局实施软禁。其他联署人也遭国安部门问话，整个签名活动被当局定性为"国内民运分子勾结海外敌对势力颠覆政府的阴谋"。 现在，还很难判断《北京日报》刊登沈敏特的文章是否显示中共内部在舆论控制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抑或文章所说的"言论自由"是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 附：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北京日报 “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但很多同志对此理解并不深入。比如，“荒谬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谬言论哪能给言论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这“陷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判定一个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荒谬’言论，使您能事先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是“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说出就能判定言论荒谬。 否则，您只能掉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陷阱”。 我在此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一个常识:某一言论（这里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而非狂喊乱轰的攻击漫骂）在没有公之于世以前，无法判定其荒谬与否，无法判断其是进步还是反动。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公之于世，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争鸣。 循此要引出的一个相关的常识:某一言论出来了，大家也着意思索了、努力辨别了，却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质；尤其是那些当时看来有点另类，或为当时的多数人所不能认可的言论，常常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真理，或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谬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忌是有“权威”出来当“真理裁判”，用一锤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谓是与非的结论，然后大家响应号召，一哄而起地“热烈颂扬”或“口诛笔伐”。之所以称之为“大忌”，是因为对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永该铭记的突出例证之一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若不是迅速判定其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若不是一拥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减去三亿；而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也许要延后承受一个世纪以上。如今每日每时要面对的就业安排、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等，无不和人口压力相关。 永该铭记的又一个突出例证是张志新对于“文革”置疑的言论。若不是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若不是当时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条例”，造成割喉枪决张志新的旷世悲剧，而是每个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同时上与下的关系不是“最高指示”和“紧跟照办”的关系，而是被监督和监督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响，如文化断裂，道德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种种惯性，至今在一些领域还处于艰难消除的过程之中。 可见，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其中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排除任何权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标准。于是，我们懂了马寅初的言论，懂了张志新的言论，懂了和他们的言论相反的言论是什么言论；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论自由，去实现中国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去保护中华民族安全、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绕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点滴的进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价。 最后还要点明一事:恰是反对马寅初、张志新言论的言论，曾经享有了最大的言论自由；而按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今天仍应给予这样的言论以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真理是不能认识和发展的。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而不是付诸行动和实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发表的权利。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我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规定。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