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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2/7/2009 12:25:28 PM
-- 讓中國智庫“為五斗米折腰”
讓中國智庫“為五斗米折腰”
2009/02/07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中國目前有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兩千多個，專職研究人員３萬左右,工作人員接近３０萬，隊伍龐大，魚龍混雜，整體的“投入產出比”非常令人生疑。中國的未來，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智庫預測與決策的質量，應將智庫的改革列入議事日程，而改革的思路就是市場化，不論官方機構還是民間機構，一視同仁，統統讓它們直面冷峻的市場，通過市場化運作，達到優勝劣汰的目的。民間智庫，比如以企業注冊的法人機構，本來就直接面對市場，基本上不存在這類問題，它們面臨的問題反而是與官方智庫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地位。科學技朮類智庫，這方面的問題也相對小一些。因此，改革的重點是官方和半官方政策研究型智庫，這也是中國智庫的主體。
第一步，制定基本經費的划撥標准。作為起點，可以綜合考慮現有財務狀況以及實際作用大小。這一步的難點在于觀念的轉化，量化難度還是第二位的。量化工作可以交給智庫們完成，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基本經費划撥標准，首先列出一定時段內該機構的經費划撥數據以及課題完成質量，接下來，選定１０個級別相當的智庫，各智庫選派一個小組參加評估，所有小組集中起來，各自根據統一提供的資料獨立提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經費划撥數額，去掉兩個最高值，去掉兩個最低值，取剩下６個的平均值，這個平均值用一個統一的系數調整后就成了日后國家實際划撥的資金數﹔擔當該課題的這１０個智庫，其評估值與平均值的符合程度計入它的“成績單”，該“成績單”也是撥款數額的依據之一。
這一評估的結果不會對各自現有的撥款數量產生太大的影響，因為是個相對值，最后還要用一個系數平衡至現有的實際值。很顯然，某些吃閑飯的機構在這一輪就首當其沖被直接淘汰，比如對華爾街金融風暴做出“只是美國的問題，對中國影響不大”的研究機構，成績單上就是一個大污點，要扣去很多分，成績差的會在市場競爭中淘汰，除非他能“痛改前非”。機構內部，也會在資金杠杆的作用下，撬掉一些閑人與庸人。建議下發統一人才評估標准，該標准輕資歷，重才能，讓機構得以順利裁去游手好閑的人以及能力低下的人。那些常年不干活，或者預測與決策水平低下的人，管他正高副高如何“著名”，留著有害無益，趁早裁掉。比如社科院強調４％是中國通脹承受極限的“某著名經濟學家”，在真實值達到８．７％以后，應該打報告請求單位允許自謀出路，除非他的成功紀錄足以沖抵這個錯誤﹔對于國際沖突走向經常做出錯誤判斷的“國際問題專家”，管他出自什么目的，愿走不送。
政府撥款只是為了過渡，下一步就是讓他們自己賺錢。各智庫通過招投標獲得課題，官方民間一視同仁。課題難度、機構等級、投標金額、信用記錄等共同組成打分標准。各智庫的前途直接與業績挂鉤，因為國家財政划撥的金額將逐年減少，直至為零，各智庫最終將走向獨立化、專業化、市場化。
對于智庫的經費來源，有些人推崇美國智庫的多渠道、接受社會捐贈的優惠政策、特別是免稅政策，筆者認為，照搬這一做法在中國很容易走樣，還不如讓其走向完全的自食其力。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曾經直言要為特定的財團說話，對“社會捐贈”政策的寬松化，在中國很容易演化成對重量級機構與人物的賄賂，將智庫定義為“非營利機構”還不如直接定義為企業性質的“贏利機構”來得可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中國經濟水平不高，短視和浮躁在所難免，他們更傾向于“短平快”的賺錢模式，能佐証這個觀點的例子比比皆是：炒股，快進快出，與其說是投資，不如說是投機﹔生產商，制造假冒偽劣不利于長期發展，但它是短平快項目，添加三聚氰胺就是出于“先撈一把，不管來日”的心理。如果寬松智庫的捐贈政策，我敢保証，一定會有很多人寧肯機構關門也要先撈一把。下面用兩個具體的事例對運作模式作一粗略的說明。
比如這個課題：朝鮮進行核試爆后，半島的戰爭風險是加大還是減小？
假設中標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這兩家的結論都提交到高層做最后的定奪。結論無非是這么几個：必然爆發戰爭、戰爭風險加大、戰和概率各半、戰爭風險減小、不可能爆發戰爭。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結論越靠后越正確，得出這種結論的智庫在信用評估時會得到加分，以后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基于此，各智庫將竭盡全力作出最准確的預測。
如果將“戰和概率各半”的值定為０，則數軸兩邊就出現了正負值，而兩邊的絕對值可以是１和２，也可以是３和４甚至是３和５，這就需要一個評估機構在招標前給出該課題的絕對值，因為課題難度不一樣，沒有一個智庫能保証永遠不出錯，也沒有一個智庫永遠都是做出最准確的判斷，一次成功捧上天和一棍子敲死一個人都是錯誤的，所以成績高低需要用數字表示，一連串的成績之和是招投標的最重要依據。
再舉一個決策的例子，就說扔鞋子吧。客觀地說，溫總理的反應是相當棒的，中國沒有入侵英國，中英關系目前也不錯，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在外交場合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溫總理個人的親民風格眾所周知，劍橋大學是世界頂尖學府又處于紳士國度，故一般不會有應對扔鞋子的預案，一切只能靠現場應激反應，現場的人報以掌聲，我愿伸出大拇指稱道。假設溫總理的應對是９０分，那么，這已經接近應激環境下的最高分，但如果有應急預案，則有可能達到９６分。
現在我們假設智囊機構對中國總理訪歐全程作了規划，其中包括應對扔鞋事件的如下語言選項：
１、強調個人形象：大雪天的，快穿起來，別凍著。
２、側重國家政治利益：這種卑鄙的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
３、趁機推銷中國鞋業品牌：你喜歡這個款式？我可以讓工作人員幫你到李寧那兒訂做一雙。
４、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嗯，離目標相差１米多，基礎太爛了，姚明肯定不愿收你為徒。
５、…………
分數值由評估機構招標前給出，實際得分根據事后的效果評估，得分的客觀性可以參考撥款數額辦法。
有些人抨擊中國一些智庫“為五斗米折腰”，我倒覺得這個問題不那么重要，甚至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要讓它們“為五斗米折腰”，因為只有業績才能確保它的發展，智庫自然會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選擇后者。誠然，政策性研究難以完全脫離政治，但過于攀附某種政治思潮會增大預測與決策的錯誤機會，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非常不利，獨立、專業尤其是成績才是智庫的利益所在、生存根本。
夏河年
《聯合早報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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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2/7/2009 12:49: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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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中国春运老大难如何彻底解决？
2009/02/07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铁路部门都要运送旅客多达数亿人次，列车调度、车票出售、安全情况等都是全国上下关注的问题。面对年复一年的春运问题，到底该如何彻底解决呢？文章作了分析，摘录如下：
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铁路部门都要运送旅客多达数亿人次，列车调度、车票出售、安全情况等都是全国上下关注的问题。
今年由于学生放假时间离春节较近，加之金融危机使民工返乡人数攀升，春节前铁路部门每天发送旅客人次均超过去年节前客流的高峰，“一票难求”的现象愈发突出。
1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春运买票难”做出批示：铁道部要开动脑筋化解矛盾。面对年复一年的春运问题，到底该如何彻底解决呢？
火车运输依然严重滞后
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清朝后期。清政府建有铁路9100多公里；国民政府在1927到1949间共修建铁路6300余公里；日本占领期间从1931到1945年也建筑铁路约6700公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只有铁路约26000公里。而到2007年底，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78000公里，通车里程位于世界第三位。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不过相比其他国家，许多方面依然不容乐观。例如：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倍，铁路通车里程却比印度少将近20%。在西方发达国家，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公路里程接近1公里。美国的国土面积虽略小于中国，但有超过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公路通车里程650多万公里，每平方公里0.718公路。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每平方公里也有0.75公路里程。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交通所存在的差距，加之人口数量庞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买票难的现象，特别是在春节期间。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中国交通所存在的差距也是动力，为投资需求留下很大空间。因此，加大交通设施投资建设，用发展的观念来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是最根本的途径。
当前，因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侵袭，中国部分企业和工厂被迫倒闭，失业率上升，沿海地区情况较为明显。据最新统计，2008年中国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数百万应届大学生也面临就业困难。
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许能提供一种参照。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公司破产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在亲历了这场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要用“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经济问题，即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手段，创造就业，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回升。
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用了这一宏观调控的理论，着力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修筑铁路、公路，经济逐渐得到恢复。随后，欧洲各国也相继采取凯恩斯的理论调控经济，随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又一次繁荣。
抓住当前时机进行扩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的理论在中国有所讨论，中国决策层也曾借鉴这一理论，并参考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是中国巨大投资潜力并没有被深刻认识，所以总是会出现经济热热冷冷的现象。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存在着很多不足。因此，这次的经济危机也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提供动力和历史性机遇。现今中国面临的不单单是交通问题，其他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还远不够完善，尤其是农村地区依旧十分落后。这都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
目前，欧美经济出现低迷，恢复尚需时日。国际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大幅下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有了很大发展，积累了较多财富，又有充足的劳动力，此时正是中国加大基础建设的有利时机。也是为百姓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扩大内需的大好机遇。但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至关重要的问题。
经济发展最终需要的是内部需求拉动，首先从加大投资做起，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要从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大力修筑公路、铁路。同时，要发展诸如汽车、飞机、轮船等相关的交通工具行业，形成良性发展链。
在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了更多应付危机的经验。面对此次世界性的危机，中国政府正在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合理统筹，通过政策调控，将投资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其效果也是可以期待的。(赵子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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