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ek Scissors, Ph.D., is Research Fellow in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两方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是自49年以来以及经济改革之初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场面。他们针对经济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主要的辩题是国家的角色问题。自从92年小平南巡后，国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促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放权，但新左派阵营中的王绍光和胡鞍钢不这么认为。1993年，他们两人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中国政府真像王、胡说的那么软弱，还是坚持无论如何政府都该在经济中放手，以解放市场。但政府却不愿轻视王和胡的意见，他们的报告促发了94年1月的税务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责任分开，这一措施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在不断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学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场、回退到前苏联经济模式。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一个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伴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甘阳把新左派称为“新政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现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中产阶级后，自由才可能到来。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学术圈中最重要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并促进了最高领导人对全球化的认识。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但中国还是该拥抱加入全球化的进程。

新左派则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相反，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自由主义经济家（也称主流经济学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停滞下来，不平等和低效率都会出现，因而，诸如私有化之类的改革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另外，自由主义经济家警告，对个人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会导致产权改革的减速，恶化投资环境。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

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家为管理层收购股权而辩护，但公众舆论强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讽刺的是，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和新自由主义者更近——后者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倾向于批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物权法。2004年，中国宪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使这个说法有实际的定义，需要一个完整的物权法。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学者巩献田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他声称，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这是“违宪”的。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巩献田的公开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促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政府明确物权、卖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受到新左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权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国重要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家，他们说，肯定物权法（特别是私人所有权）保护了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和私人企业家的物质利益。它会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它还会帮助私有经济防止经济犯罪，如他们员工的侵吞。

该法案本来是计划在2005年通过的，但由于这些反对意见，上了立法日程却又被拿了下来。物权法的最终版本包含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而制定的补充条款。虽然在修正后得到通过，但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次——一个法律建议案因汹涌的公共意见而延迟通过。

总的说来，在市场和国家、国际和本土、西方和东方这些二元对立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为前者辩护，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义者相信，从长远看自由市场会支持增长，支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争取政治权力，而激进的左派则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们站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一边。虽然两方阵营的学者都占据了顶级研究结构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视。

党的宣传机器既不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左派唱一个调，也不与主张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者合拍。政府曾支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引人瞩目的批判。2007年7月，长期任职《读书》主编的汪晖和黄平被解职。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对两人的一系列攻击。

虽然和执政党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公共论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是他们观点交锋的主要战场。学术性刊物的出现使学者们能彼此分享观点、辩论关键问题，并影响决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视为中国自由化的关键，如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难以想象的。互联网被广泛使用，政府再难以垄断信息来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团体以及私人智库组织的研讨会都有助于传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过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讨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刚开始之际，这些讨论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圈中，他们的文章被视为艰深、晦涩。现在，他们的争论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网民。

其次，辩论的中心已经从对理论的关注，转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第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辩论已经变得激化。他们的争论不再仅是“茶杯里的风暴”。实际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常用语。

并且，如今有各种各样的途经来传播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平面媒体上，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敏感的话题频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因为在网络上思想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确会成为对共产党的挑战。然而，目前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讨论对改革产生的作用还是积极的。

第一，这些讨论使公众注意到了重要政策变化产生的后果。例如，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利用 “乌有之乡”网站这个平台，来质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议程。他们着重指出了这种路线的负面社会影响，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农业、民、农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两年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全国人大的日程。在过去几年，领导层强调了政策要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平衡的以发展为中心。

第二，这些讨论给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从70年代末期开始，决策过程比以往公开，开始受到来自政府机构之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有效性的公开辩论影响了公众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来了政策的变化。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3年有关国家能力的报告，被视为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证明是有帮助的。

崔之元对“股份合作制”的观点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4年，崔之元写了篇文章，主张继续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种劳资合作关系。一位高层领导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允许“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集权化决策方式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优点——它使得激进（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较为容易落实，只要能说服最高领导层。

第三、虽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辩论还是促成了很多新思想、见解和路线，可供决策层择优录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领导人继续了“不断试验”的思想——一种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还接受了市场会驱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而新左派则让领导层注意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他们去寻求能把合作和竞争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用汪晖的话说：“在过去，政策是由政府内部制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创新）是由社会而来。”

最后，思想讨论也拓宽了决策者的视野。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讨论已经渗透到官方话语。例如，“社会公正”这一词，在90年代被广泛讨论，现在成了官牍中的常用词汇。中国人喜欢争辩：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了决策者，还是决策者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传声筒，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不管答案如何，这些思想讨论都成为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为当局扩大了政策的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