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論雜志《中央公論》今年9月號以《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為題，刊登了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日裔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該刊專訪的文章。福山在談話中重點談及西方，特別是日本應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文章摘要如下。

更多國家鐘情“中國模式”

福山在專訪中說，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源于延續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可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這種傳統達到西方難以企及的歷史高度︰一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機器和軍隊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歐洲那樣由封建領主或教會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體制，官員由公正、普遍的考試制度選拔，而非西方或中東那樣由世襲或門第操縱；三是政治對人民負責，體現“民本主義”，強調當政者對人民負有道義責任，而非西方那樣在特權階層內部進行權力分配。

上述政治傳統不僅使中國在歷史上保持長期統一、穩定與先進，而且在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各個階段均體現出積極意義。二戰後東亞“四小龍”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實現經濟騰飛，其中有著明顯的中華文明痕跡，執行了一條由權威型政府主導的發展路線。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鐘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近年來，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步伐明顯加快。人們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選，但其實質應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責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來，圍繞“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上升，市民社會開始萌動，而中國政府也在正面回應民眾的訴求，履行信息公開及對民眾解釋說明的公共責任。考察中國國情可以預見，中國今後的民主法制建設不太可能全盤引進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務實漸進的方式，圍繞環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基層官員腐敗等具體議題，通過政府與民眾之間頻繁互動、磨合，逐步實現制度的進步和升級。

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中國亦需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實踐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礎上實現新的融合。應將中國納入多邊框架

中國崛起是一個國際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權力將從西方向中國分流。任何國家都有自利性，新興大國亦不例外。約束新興大國權力欲望的最好辦法就是構築多邊秩序，規範權力轉移的進程，因此需要將中國納入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多邊框架中，尤其美日應積極參與多邊框架的制度化建構。

現在世界上流傳 “G2”說法，認為中美雙邊框架比多邊框架更有效。這種說法脫離了全球化時代各國普遍聯系、相互依存的基本現實，因而是荒謬的。比如要改變中美經濟關系不平衡、促使中國擴大內需，單靠中美雙邊磋商而不借助“G20”、IMF等多邊機制，是不可能產生建設性成果的。又如中美討論安全問題，但兩國之間沒有任何制度化的安全條約關系，美國不可能離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的同盟關系與中國達成安全協議。中美關系確實重要，但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依靠多邊機制的支撐。

亞洲多邊機制建設尤其是地區合作方興未艾，美國扮演何種角色備受關注。亞洲與多邊秩序應由亞洲人來建立，這樣會更有效。美國應通過與亞洲國家的同盟關系為多邊機制提供外部保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日本越融入亞洲，日美同盟就越重要，就越有發揮作用的廣闊空間。

亞洲的重心在東北亞，中日韓合作應成為亞洲多邊機制的核心。中日韓合作已邁開步伐，今後應進一步機制化，三國領導人應更加頻繁地見面並解決實質問題。中日韓合作的經濟動力巨大，政治障礙不小，尤其民族主義和歷史糾葛影響彼此互信。三國應認真面對這些課題，避免讓20世紀的問題影響21世紀的合作。
結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