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反黑30年︰現在官員也成為黑社會組成部分

望東方周刊

　　從過去30年的經驗看，每10年為一個階段，黑社會組織和黑社會犯罪，都會從局部開始一次質變

　　《望東方周刊》記者山旭 | 北京報道

　　“在我記憶里，‘文革’後最早提到黑社會的是彭真。”上世紀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的董仲行，這樣向《望東方周刊》回憶。

　　70年代末，隨著政治和經濟的開放，曾經因高壓管制而穩定的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萬起為基數，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萬多起。

　　城市中的團伙犯罪尤其突出，多次出現震驚全國的重大刑事案件。

　　1979年9月9日，數十名犯罪分子在上海控江路當街搶劫打砸過往車輛，隨後攻擊民警並將一名女青年的衣服扒光。

　　兩天後，40多人在天津竄擾32條街巷，封鎖道路並實施打砸搶。

　　30周年國慶後的第9天，數名犯罪分子在北京核心城區連續搶劫3起。

　　針對嚴峻的治安形勢，剛剛復出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彭真，在1980年前後的一次全國公安廳局長小型會議上指出，當時的犯罪團伙就是黑社會。

　　與今天不同，80年代初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與經濟利益結合得並不緊密，“還是以流氓團伙為主，搶劫也是出于經濟目的，但還是有很大不同。”董仲行的同事、曾任負責經濟犯罪的刑偵局副局長的劉德仁告訴本刊記者。

　　為解決80年代初嚴峻的治安形勢，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要求下，全國開展了第一次大規模“嚴打”。其間，全國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查處團伙成員87.6萬人。

　　在運動的第三年，即1986年3月，公安部明確把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列為最主要的三個打擊重點之一，是為全國一次打黑行動。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當時在錦州破獲了一個5人犯罪團伙，其中4人是鐵路公安民警和保衛干部。8年時間內，這些人結伙作案38起，單位領導全然不知。

　　它預示著在黑社會性質犯罪中，存在警匪勾結這樣一種極其危險的傾向。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從過去30年的經驗看，每10年為一個階段，黑社會組織和黑社會犯罪，都會從局部開始一次質變。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新的轉折點。”何秉松說。

　　“黑社會”的提法太“大”

　　從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曾經歷了一段黑社會犯罪的空白期。一方面由于物資匱乏，遏制了以攫取非法利益為目的的犯罪，在普遍貧困基礎上的平均主義，縮小了人們之間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消除了人們結成犯罪幫派、謀取非法利益的動因。

　　此外，強有力的管制，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發生，“應當強調，當時干部和官員的廉潔，保持了政治上的純潔性，對遏制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產生，也有不小的作用。”何秉松說。

　　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治安形勢也在變化。

　　僅在1979年8至10月的兩個月間，北京、天津、上海就發生凶殺案99起，強奸案141起，搶劫案616起。

　　“當時主要還是浮在社會上的壞人，他們也是打擊的重點。‘嚴打’初期取得那麼大成果也是這個原因。”董仲行說。

　　對于“黑社會”這個說法，公安部內部進行了討論，認為這樣講太“大”了，應加以限定，即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不過在當時並未公開。

　　董仲行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他們認為，黑社會組織的危害性要低于嚴重暴力犯罪團伙。這一判斷來自國外經驗。比如在日本，黑社會組織如果不犯罪，警方並不進行打擊。

　　何秉松也認可，這一時期只存在少數黑社會性質組織。

　　但在南方，隨著邊境的開放，港澳黑社會分子開始向內地滲透、吸收成員。到1982年，深圳已查實黑社會組織成員76名。1989年，深圳查獲潛入的港澳黑社會組織46個，成員280多人。

　　港澳黑社會組織的進入，使內地松散的犯罪團伙開始具備完備的組織結構。在深圳查獲的一個以青少年為主的團伙，有10條幫規，設“幫主”1人、“護法”2人、“少爺”7人，由“少爺”分別負責7個“堂口”。

　　境外黑社會滲透與境內犯罪團伙，成為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源頭。

　　1982年，深圳市頒布了《關于取締黑社會活動的通告》，這是中國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黑社會”這一概念。

　　首次公布黑社會性質犯罪情況

　　因為造成治安情勢惡化的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並未減少，反而有所發展，第一次全國“嚴打”高壓態勢下治安情況的基本好轉，成了暫時現象。

　　公安部門的公報顯示，1987年起，全國刑事犯罪發案數逐年激增，1990年查獲犯罪團伙數量和團伙成員，較1986年都增加兩倍多。

　　“這種形勢加速了犯罪團伙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轉變，我國黑社會性質犯罪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1989年和1990年，是這種變化的轉折點。”何秉松說。

　　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團伙急劇增多，並且愈益向黑社會組織演化”，“較之1983年嚴打前的流氓團伙，危害性明顯升級”。

　　這一年，哈爾濱公安機關查獲了 “喬四”等三大集團，這也是中國第一批被公眾熟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喬四’集團是一個典型。”劉德仁說，過去查犯罪團伙，沒有人想到保護傘。“以暴力為主的流氓集團想進一步壯大，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實力；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後台和保護傘。”

　　查辦“喬四”案時，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處級、科級干部各5人。而三大集團中也不過只有47人被處以刑罰。

　　“喬四”案進一步警告著警匪勾結、涉黑腐敗在日後的泛濫。

　　面對日趨嚴重的團伙犯罪，特別是黑社會性質犯罪，1992年6月，公安部負責人在談話中指出，“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一些犯罪團伙正在向黑社會組織演化的趨勢。他們內部組織越來越嚴密，利用公開職業作掩護”，“實際上已經成為現階段社會條件下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這些團伙犯罪的新特征，已與80年代以暴力犯罪為主的團伙犯罪有很大區別，並成為90年代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主要特點。

　　當年10月，公安部專門召開了打擊團伙犯罪研討會。據劉德仁回憶，這次會議確定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6個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擁有經濟實力、尋求保護傘。

　　這些特征，也成為其後若干年中國警方界定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根據。

　　1996年4月，中央再次開展“嚴打”。根據後來公布的成果，4個月查獲犯罪團伙13萬多個，成員67萬多人；其中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900多個，成員5000多人。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公布有關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破獲的台灣“四海幫”黑社會組織滲透案。該幫會策劃將總部遷到上海，並為此在廣州、青島、廈門等地設立了聯絡員。

　　到底有沒有“黑社會”

　　在黑社會性質犯罪日益猖獗的情況下，有關中國是否存在黑社會組織的爭論，始終未息。

　　1995年5月，在公安部“有組織犯罪理論研究小組”成立會上，不同意見者爭論激烈。

　　何秉松等人認為，不能排除中國出現典型黑社會組織和黑社會犯罪的可能。

　　會後，兩方都通過著作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當年年底，由遼寧省公安廳、公安部第四所研究合作的課題《國內有組織犯罪及對策研究》出版。

　　這部書的作者認為，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只存在“黑勢力”犯罪。理由是，境外典型黑社會組織斂財的毒品、賣淫、賭博等渠道，在中國不可能公開化，黑社會組織就無法憑借經濟實力形成強大的社會勢力。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境外多黨制促使政治派別借助外力，使黑社會組織容易向政治領域滲透。而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的政治體系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此外，中國傳統上對非法組織的敏感等，都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出現黑社會組織。

　　而在何秉松一方，由多位法律界專家及中國公安大學有關人士組成的課題組，出版了《中國有組織犯罪研究》。該書預測，2000年以後，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向黑社會犯罪組織轉化，並最終發展成為跨國犯罪組織。

　　何秉松警告說，香港、澳門警方都曾一度低估了黑社會犯罪的嚴重性，縱容了黑社會勢力的發展，以致造成嚴重危害。甦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最初對猖獗的黑幫活動也進行保密，沒有公開揭露和打擊。這些都在客觀上助長了黑社會勢力的發展。

　　在爭議中，公安部刑偵局于1993年成立了有組織犯罪偵查處。現任刑偵局局長的杜航偉就曾在90年代後期擔任該處負責人，並督辦了張子強跨境黑社會犯罪集團等大案。

　　劉德仁告訴記者，過去不同性質的團伙分歸刑偵局的不同處室負責。如販毒為主的歸禁毒處，經濟犯罪歸涉外和經濟犯罪偵查處，暴力犯罪團伙劃歸刑偵處。後來針對前兩種犯罪先後獨立組建了禁毒局、經濟犯罪偵查局。

　　有組織犯罪偵查處的成立，為打擊黑社會性質犯罪為代表的有組織犯罪提供了條件。在以後的全國性打黑除惡斗爭中，各地陸續組建了隸屬于刑偵部門的有組織犯罪偵查隊。

　　局部出現“黑金政治”？

　　2000年，新世紀的第一年，全國犯罪發案數為367萬起，比1999年增加63%。

　　河南商丘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李鐵良公開給該市公安局長寫信，稱如果公安局開始打黑，他就在10天內取對方的人頭。

　　2000年12月，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70年代以來首次開展大規模全國性打擊涉黑犯罪。

　　“惡勢力”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是警方在實際斗爭中對大量案件概括出來的概念。雖然對“惡勢力”的定義還存在不同意見，但在警方的講話中，一般將其認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同盟軍和後備軍。

　　4個月內，全國查獲黑社會性質組織695個，公安部掛牌督辦109起黑惡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在此期間全國治安情況仍十分嚴峻，刑事發案率繼續上升。

　　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全部出席全國治安工作會議，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首次。2002年3月，中央政法委要求深入推進嚴打整治斗爭，繼續把打黑除惡作為“嚴打”的重點。

　　2006年，中央政法委啟動新一輪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並持續至今。

　　而在2000年後，不僅沒有進一步確定“黑社會組織”，仍有許多聲音支持“否定論”，並且強烈主張公開宣布境內不存在黑社會，制止在媒體過多使用黑社會字樣。

　　對于目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董仲行覺得，其危害已經遠遠超過嚴重暴力犯罪集團。

　　在第三個十年接近尾聲的時候，以腐敗導致的官匪勾結，也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何秉松認為，已經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實證明，中國不僅已經出現了典型的黑社會組織，而且在局部出現了“黑金政治”。政治權力與犯罪勢力的勾結，已不再是單純的保護和被保護關系。“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極少數官員實際上已成為黑社會組織的組成部分，而後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權力。”

　　“雖然現在這還只是個苗頭，但很可能會成為我們在下一個十年面臨的主要問題。”何秉松說。

　　30年中國大型反黑行動全記錄

　　1983年8月至1986年底 “嚴打”斗爭

　　1994年7月至1995年2月 “嚴打”整治斗爭

　　1996年4月至8月 “嚴打”斗爭

　　1996年12月至1997年2月 “冬季行動”

　　2000年12月至2001年10月 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2001年4月至2002年12月 全國“嚴打”整治斗爭

　　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 繼續深化“嚴打”整治斗爭

　　2006年2月至2009年7月 全國“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2009年7月至今 全國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新世紀初的這次反黑風暴，讓一些90年代初甚至更早就躋身黑惡勢力者“離開一線”。這些人分道揚鑣，一部分人徹底“洗手”，另一些人則退居幕後，操縱幫會頭目

　　《望東方周刊》記者山旭、葛江濤 | 北京、重慶報道

　　據重慶官方的最近一次通報，7月以來的打黑除惡行動，已破獲14個主要黑惡團伙，19名首犯先後落網，100余名骨干成員全部緝拿歸案，成功抓捕涉黑涉惡團伙成員超過1500人。

　　對此次反黑風暴，人們拍手稱快，卻也理智地相信，這不會是“江湖”的終結。

　　追蹤山城的“黑道”故事並非難事，雖然對這些“平頭幫”心有恐懼，但市井中的傳言始終未息。

　　重慶黑惡勢力代表人物的那些往事，勾勒著中國城市涉黑組織的典型路徑。

　　“明目張膽，當街搶劫，還不是一抓一個準”

　　提起重慶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就不能不說到外號“封毛”的封曼。

　　生于1960年的封曼是重慶市巴南區人，據稱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由于“文革”，他從小輟學，混跡社會。一種說法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就經常打架斗毆。

　　封曼的身高只有1米62，卻擅長幕後組織，一旦親自出場必然出手狠毒。

　　1982年，已經擁有一些江湖地位的封曼，因聚眾斗毆被判刑兩年。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重慶，這種打架斗毆的案件非常普通。

　　封曼的經歷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年逾80的重慶市政府參事雷亨順回憶說，那時犯罪分子數量少、層次低，即使有少數有組織的，也比較松散。明目張膽的集團作案並不突出，暴力犯罪對市民的影響也有限。

　　這個時期，在今日的重慶打黑風暴中落網的“大佬”們，尚在“懵懂”之中。

　　後來經營高利貸的陳明亮，剛剛南下深圳經商；日後操控重慶公交運輸的黎強，還在到處找工作；壟斷豬肉市場的王天倫，此時剛剛靠倒賣豬肉積攢下一些資本；而靠房地產發家的陳坤志，還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讀書。

　　一位退職警方人士告訴本刊記者，80年代重慶著名的打砸搶分子，最遲到90年代初就都被嚴懲，“那麼明目張膽，當街搶劫，還不是一抓一個準。”

　　當時郊區曾有一個小團伙公然威脅民警，市刑偵大隊接報派了幾個人過去，聯合派出所，當夜就將其全部抓捕歸案。

　　但是，到了80年代後期，部分犯罪分子已經有槍。在雷亨順的印象中，當時有個中學生上街買東西，遭遇一起金店搶劫，案犯邊跑邊放槍，中學生被流彈擊中。

　　出獄後的封曼仍然失業，1990年又因介紹婦女賣淫被勞教3年。1993年結束勞教，他糾集了刑釋解教及社會閑散人員110余人，開始以團伙侵擾社會，靠敲詐勒索斂財。

　　也許是多次受打擊的緣故，他改變了作風。1998年，一口氣成立了4家房地產公司。

　　封曼做房地產生意，得益于巴南區經濟開發管理委員會主任肖德友。後來法院的判決書稱，封先後多次送給肖現金甚至轎車。因為肖德友及其他“保護傘”的幫助，封曼壟斷了巴南區的土地開發。

　　在封曼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告破後，警方調查稱，牽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46人，其中包括處級以上干部25人。

　　開公司，成了“黑道”的新時髦

　　封曼的公司都是虛假注冊，“實體”就是依靠團伙勢力控制土地。

　　巴南屬于新區，當時正在大規模開發。外地公司想進巴南，就要從他手里買地。後來巴南的一些大型工程、裝修項目，也被封曼的公司包攬。

　　封曼之于肖德友，也並非只是金錢賄賂。2000年4月和10月，巴南區開發辦兩次因拆遷被群眾圍堵，在警方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封曼派出手下，持械將群眾驅散。

　　開公司，是90年代重慶“黑道”的新時髦。另一名黑惡團伙頭目、“二王”中的王渝男，在1998年成立了一家名為長源的公司。

　　王渝男曾學過武術，80年代加入一個文物走私團伙，在團伙開的商店里幫忙。

　　王渝男的地盤在重慶主城區，團伙骨干大多是“兩勞”釋放人員，依靠黃賭毒場所斂財。相對而言，封曼做的仍是“正經”生意。他的行動也影響了另外一些人。

　　在永川，同樣生于60年代的曾令文開了裝飾公司和“指壓中心”。人稱“大老五”的他，80年代當扒手，有時參加斗毆，後來依靠高利貸和賭場發家。

　　當時永川的另一個黑惡團伙頭目楊天明也開了公司，不過仍以黃賭毒為生。

　　90年代末重慶黑勢力的“轉型”，與1994年至1997年間的全國性“嚴打”有很大關系。當時一批黑惡勢力被打掉，另一些人為了躲避打擊，以公司作為掩護。

　　1999年底，楊天明聯合永川另一勢力陳維強，與曾令文發生激烈沖突。幫派混戰驚動了公安部門，後來僅曾令文集團就有100多人落網。2002年，曾令文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楊天明、陳維強被判處死刑。

　　就在曾、楊宣判後10天，王渝男被判處無期徒刑。

　　王的案發很偶然。早在1999年，王就買通了從派出所民警到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隊長等一系列警員，每天都有手下從賭場提取資金專門送上。為了保證賭金安全，王渝男的手下還配了手槍。

　　2000年10月，重慶市城管治安支隊到王渝男的“白雲湖”賭場查賭，一名民警被槍殺。

　　時值中央發動第一次全國性打黑除惡專項斗爭，王渝男及曾、楊、陳案都被一查到底。

　　而此時，今天備受關注的這些黑惡勢力代表，也開始發跡。黎強于1992年創立渝強實業，主經營道路客運、房地產開發等。重慶運輸業的資深人士回憶說，黎為人爽朗，但也脾氣暴躁。有時候剛剛打了競爭對手，回頭就看對方可憐，借錢給對方搞別的生意。

　　陳明亮開辦了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經營儀器儀表、房地產開發。

　　王天倫在1997年成立了重慶市永紅食品有限公司。

　　“流氓局長”

　　警方人士稱，封曼雖然不是重慶最大的涉黑勢力，但絕對是最領先“潮流”的。

　　封曼很重視新聞媒體，舍得花錢。有記者曾以“大山的兒子”為題，為其制作播發了配樂詩朗誦。他還曾獲得過“全國百名民營企業家”稱號。

　　封曼的另一個特點是他不怕政府官員。據稱，有一次巴南區開會研究土地開發，封曼不僅參會，還在與建委副主任爭執時，潑了對方一臉茶水，並破口大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