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海內外輿論的人，當不難發現一個明顯的變化︰近些年來，主流輿論對胡溫的評價越來越低，越來越趨于負面，從幾年前的熱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的失望。

但如果將視線投向國內的基層民間，或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從城市到鄉村，生活在底層的民眾大多認為，這一屆中國領導人是歷年來最好的，現在是近20年來最好的時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標準，擴大了社保覆蓋面；在農村，減免了多項稅收，醫療保險也開始起到解除最大後顧之憂的作用……等等等等。這種評價，不是來源于官方媒體的灌輸與宣傳，而是發自基層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如果只是源于宣傳，那麼這種宣傳從來就未曾間斷過，導致的民眾認知應該是“一直就很好”，而不會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見，不同的社會處境、不同的利益立場，導致了對同一社會變化的不同判斷。更進一步的分析可發現，經歷了這30年由權力主導的市場化進程後，中國已經一分為三，“三個中國”呈金字塔結構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圍繞著黨政實權的特殊利益集團；中間是最廣泛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大約包括沒進入特殊利益集團的中小企業主，手中無實權的一般公務員，非壟斷企業的白領，以及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人數最多的塔基部分，是城鄉基層低收入民眾，大約包括全部的農民及農民工，城市失業人員及非壟斷企業的藍領。

由于面對社會分化後官民、貧富沖突加劇的嚴峻現實，胡溫提出了“和諧社會”目標。“和諧”只是抽象的表達，它在現階段的具體要求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緩解相對利益受損最嚴重這部分人的不滿，使他們不致因對生活的絕望而走向極端，以免“和諧”成為不可能。這就要求，胡溫必須在政策上對處于金字塔基層的這部分人傾斜，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出台，正因為此。

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社會調整政策的實施，需要充分的財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定的情況下，只能改變分餅的結構，讓“第一、二中國”向“第三中國”輸血。

現實情況卻是，特殊利益集團雖然攫取和壟斷了最多的利益資源，他們既是民眾不滿的最大焦點，也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但他們的塊頭太大、勢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權力體系內部，所以胡溫也搬它不動，只能讓它呆在那兒，形似敲打，其實並沒有真正觸及，二者各守其界，相安無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產階級，這是近年來中產階級普遍感覺處境趨于艱難的原因。應該相信，胡溫也是迫不得已，別無選擇。此次金融風暴後的稅收調整，最能說明這種無奈︰明明是急于啟動內需，卻刀刀插向中產階級的軟肋。

此時此情，關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一基本問題，胡溫的問答是“拉兩頭，壓中間”（不妨比較此前的朱容基。朱的個性與主動性是如此突出，以致人們無法把江、朱混為一談。朱的策略與胡溫正相反，他設想的是“壓兩頭，擴中間”。但顯然，他對上方的壓制並不成功，轟轟烈烈的反腐勢頭卻無疾而終。出現這種情況，似乎不能將主要責任歸之于朱。正如薄熙來在遼寧時注定無所作為一樣，二把手的處境總是尷尬的，何況朱還受到更多制肘。結果是，“改革代價”最終主要由下層單方面來承受。我認為，社會的這種陣痛也可以視作是歷史的一個必經過程，只是此過程中社保的步子邁得太慢，動作太小）。很自然，他們收獲的也是上層的認可，下層的擁戴及中層的反感。當然這只是社會大的脈絡方面，具體到部分個人，感受可能不一樣。那些仍然遭遇了強拆、強征的市民和農民，可能對政府只有憤怒，沒有擁戴；那些正處于政策扶植行業，或因其他具體政策而受惠的中產階級，心中也滿意大于反感；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鋒掃中的特殊利益集團成員，更會滿懷不平︰眾所周知，反腐在現階段主要是黨內斗爭的工具，反腐部門其實是內部斗爭的暴力機構，和紅軍時期的肅反機構、延安時期的整風機構、文革時期的專案組，頗可類比。自從鄧小平變黨內游戲規則“恐之以暴力”為“誘之以利益”以來，上級對下級就開始產生“權威不足”的新問題。以鄧的個人威望，這當然不成其為問題，但繼任者就頭痛了，經常會發現“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的人各奔其利，以自我利益為行為準則；雖然一再強調要“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結果往往是陽奉陰違。正因如此，高懸反腐利劍就很有必要，可以使下級對上級、全黨對中央有所恐懼，知所凜從，從而維護權威。這是近年來紀委不斷擴權，職權漸有向錦衣衛看齊的大勢之所在。

按理說，縱然基層利益在現階段得到一些補償，但其相對所得與現階段受到損害的中產階級仍不可比。這種補償僅可使他們免于陷入生存困境，卻不足以讓其上升為中產階級。但人心就是如此，視所得為當然，總是站在已得的基礎上來衡量變化︰昨日之得雖有政策的因素，但已經成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憤。雖然以人數論，上下兩層相加遠多于中間；按資源論，全部中產階級也未必比得上特殊利益集團。但中產階級是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它有著自己特殊的優勢︰由于囊括了知識分子的主體，他們掌握著社會風評。壟斷了媒體話語權，他們就是所謂的“主流社會”。他們的視角，就是媒體的視角。正如古代史書其實是帝王將相史一樣，所謂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所謂輿論，其實主要是從中產階級的視角出發，展現其所關心、所思、所憂及所好。在這種視角的觀照下，“輿論”框架內的胡溫，自然形象越來越矮小。周立波“笑侃”節目的走紅，就是一個顯著例證——幾百元一張的門票，進來的怎麼也不會是低收入人士。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間階級的這種反感，在現階段並不能給胡溫制造多大麻煩。真正的問題在于︰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這種轉型，離不開中產階級，他們是轉型最可依賴的力量。胡溫只要還想在其位時真正有所建樹，而不只是“維持”住了就準備交班，他們就必須面對如何協調“傾向下層以保持穩定”這一短期目標，與“擴大中產階級以促進轉型”這一中長期目標的挑戰。能否戰勝挑戰，出路也簡單，就看他們有沒有能力撬動特殊利益集團，壓縮其利益空間。

現狀顯然不容樂觀，關鍵是胡溫在現行體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團的可依靠力量，他們自己都身在包圍中，被綁住手腳。如果發動中下層力量，又可能面臨不測之險。這種體制的困境像木桶，桶不變則容量大小不變；如果要換大桶，就必須打開小桶，可能導致存水流盡。穩妥的做法是︰先將小桶裝入大桶，再將小桶打開，使水注入大桶——這將是個漫長過程，即以社會基礎的變化，帶動上層建築水到渠成的改變。這不是執政者單方面可決定的，他能做的，也不過是引導和促使某種有利于轉型的力量消長變化。

于是問題又回到原點︰在撬不動特殊利益集團的前提下，要維護穩定只能從中產階級抽血，從而使力量的消長不利于轉型；如果從轉型需要出發，保護和擴大中產階級，則基層的困境難以緩解，穩定難以維持。

誰能解此死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