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24日發表題為《中國面臨三大宗教困境》的文章，作者鄭永年，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內容如下︰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加快發展和轉型，社會成員的信仰問題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顯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種客觀社會存在。正因為是客觀需要，事實上，宗教在中國的發展相當快速。在當代世界，中國可以說是宗教力量發展得最快的一個地區。對很多西方宗教來說，具有龐大世俗人口的中國是宗教發展的最後一塊樂土。與中國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國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進行，信教人數尤其是虔誠信教者在減少。西方盡管有完全的傳教自由，但因為世俗化趨勢，傳教顯得相當困難。在歐洲，人們不難發找到往日的教堂演變成為酒吧等娛樂場所的案例。

　　除了西方傳入的宗教，中國社會本身所有的宗教的發展也相當迅速，例如佛教。也不容忽視的是，各種各樣的邪教也在層出不窮，尤其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邪教的出現當然不是當代的事情。邪教在中國有長久的歷史。不管政府對邪教采取怎樣的舉措，各種邪教還是會產生。這和西方社會沒有多少的差別。但在中國，因為正教的發展受到控制，這為邪教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中國具備與宗教對話的經驗

　　中國有關當局對這些發展應當說是有清醒認識的。但在行動方面，除了一些相當無效的控制手段之外，從宗教發展角度來說，是采取回避問題的態度的。很顯然，回避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不當的壓制和控制反而會導致激進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社會的發展要求適時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開放和鼓勵發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減少邪教的空間。

　　有人說，中國的執政黨已經應付了一個重要的挑戰，即民營企業的發展和民營企業家的入黨，下一個需要應付的問題就是宗教了。這種說法具有相當的道理。這里有兩層的含義。一是執政黨必須直面宗教問題，因為宗教是客觀存在的。二是執政黨有能力應付和解決宗教和與宗教相關的問題。中國文明和各種不同的內生的、外來的宗教互動了數千年，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對解決宗教問題的信心應當是有的。

　　但信心不等于現實。在信心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在不同時代，因為不同的內外背景，當政者在應付和處理宗教問題必須有適合于這個時代的新的方法。那麼，在當代的中國，應付和處理宗教問題會面臨怎麼樣的挑戰。挑戰眾多，並且是深層次的。在筆者看來，有三個重大的挑戰尤其顯然。

　　第一是中國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間的矛盾。很多人簡單地把中國宗教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看成是官方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這種看法並不十分確切。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討，但在中國的文明環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間的緊張在歷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華文明盡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與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較，世俗性是中華文明的最大的特點。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華文明體現出理性、開放、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點。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經常導致不同宗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西方歷史上，不同宗教之間出現過大規模的沖突和戰爭，而在中國則沒有這樣。中華文明沒有拒絕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態度下，包容了各種宗教，逐漸使得宗教成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世俗化與宗教的緊張關系

　　因此，在今天的條件下，如果宗教發展不可避免，那麼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須避免的，否則就會導致大災難。不管怎麼說，世俗化是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大趨勢。當然，激進的世俗化也導致了宗教的激進的反彈，但這不能在任何意義上來證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實際上，西方世界花費了數個世紀進行宗教文明世俗化。這個過程到現在還在進行。從世俗文明的角度來說，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是如何維持文明的世俗化，就是說，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開放理性的態度來包容宗教發展。

　　第二大困境是政治與宗教之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現在經常出現政治不容忍宗教，宗教熱衷于政治的情形。在很多場合，這就使得政治和宗教處于對立狀態。政治是世俗政治。政治不容忍宗教，如上面所說，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中國世俗文明的原因。或者說，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世俗文明，宗教在中國的發展經常處于一個世俗政權規定的構架之內。在這個構架之外，宗教的發展必然遇到諸多困難。

　　另一方面，宗教力量對政治也具有濃厚的興趣。今天，中國的一些宗教力量，例如很多地下教會，甚至以“推動中國政治的民主化”為它們的目標。這里既有宗教力量爭取發展空間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背景。宗教力量對政治的興趣，尤其是它們傾向于擁有政治影響力。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導致政治對宗教的不寬容。這就容易陷于一種政治和宗教之間的惡性循環。在西方，政教不分有慘痛的歷史教訓。正如宗教文明的世俗化，政教分離也相當艱難，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間。在這方面，中國也面臨兩大任務，一是政治包容宗教，二是宗教不干預政治。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兩者的沖突會越來越甚。但包容宗教並不能證明宗教可以干預政治。要走出目前兩者之間的惡性互動，需要兩者的努力。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那麼，宗教力量必然會繼續挑戰政治；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宗教力量還要以改變政治為目標，就必然會遇到來自政治的壓力。

　　第三個大的困境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和諧共存。不同宗教之間發生糾紛和矛盾甚至沖突，這在中外歷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很深刻的教訓。在當代中國，到目前為止，無論官方承認的正教之間還是不被承認的地方教會之間或者是邪教之間，都還是處于競爭宗教空間的階段，沒有出現明顯的教派沖突。但同時也要看到，各種宗教之間的矛盾也在顯現，甚至同一宗教內也在出現不同的教派。從歷史上看，各種宗教之間如果不能發展出和諧共存的規範，矛盾和沖突時必然的。

　　宗教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尤其敏感。在中國，民族往往是以宗教來界定的，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區。就是說，民族和宗教往往很難區分開來。這樣，一些平常的社會矛盾和利益矛盾（或如馬克思所說的“階級矛盾”）就很容易演變成為民族矛盾，繼而演變成宗教矛盾。在西方，人們經常把社會矛盾和民族和宗教矛盾混為一談。最顯著的是一些人經常把一般的人權問題和宗教問題等同起來。最近，在新疆問題上，一些國際恐怖組織也努力想把那里的社會矛盾轉變成為民族甚至宗教矛盾。

　　不管人們喜歡以與否，宗教問題在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對宗教的內部需求和外部推動造就了宗教發展強大的動力。在新的時代，中國的世俗文明向何處去？這不是一個危言聳听的問題。應當看到，世俗文明一方面遇到了挑戰，但另一方面人們也可以從世俗文明中找到應付挑戰的方法和經驗。中國之所有能夠數千年維持其世俗文明的性質，就是因為其有無窮的智慧和潛能來應付非世俗文明的挑戰。但無論如何，只有人們面對現實，才能理性地應付挑戰。回避問題或者用非理性的方法，只會適得其反。這也是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