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通過改革開放，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科學發展的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作用與影響、意義與進程、遠遠超出了設計者與參與者的預期和設想，是一場“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大變革。

    在分析改革原因和動力的時候，應該指出的是，三十多年前中國各階層民眾對現狀的不滿意，不 滿足；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才是改革的真正原因和力，而並不是那些要把國家變成現代化強國之類的口號。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層堅定果斷地順應了人民的願望。同樣，人民對黨和國家的改革路線與政策顯示了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擁護。于是，政府與民眾互相信任、上下一致，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挫折之後，改革開放三十年創造了中國經濟有目共睹的輝煌與奇跡。

信任危機困擾改革

    然而，在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以後，信任危機也在改變著民眾對繼續改革的預期與信心。政府與企業之間；國有壟斷企業與民營及中小企業之間；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的信任危機使得深化改革變得十分困難。尤其是社會對政府信任的下降，民眾對政府主導的各種改革及其結果不斷提出質疑，使三十年前上下一致堅定改革的社會基礎面臨逐步喪失的危險，這對于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以後，六十年過去了，很少有人會質疑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可是，人們會根據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來判斷與思考執政者的地位與能力。改革本來應該給大多數普通民眾帶來更多的利益與希望，而現實卻不是這樣。

    比如，房地產改革的政策使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各種“地王”和“房產大鱷”領主演，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手掠奪了幾乎所有的購房者。低收入者無力買房，買到房的人和買不到房的人仍然擔憂不減。

    還比如，教育改革使“應試教育”越演越烈，教育資源的佔有與教育機會的分配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間差距越來越大，權錢階層佔盡先機。

    再比如，資本市場改革使融資圈錢與內幕交易更加瘋狂，听由莊家任意拉高或打壓股市，管理層要麼無計可施，要麼無動于衷。由于政府信用的缺失與濫用、政策失誤和個別重要高官言論的誤導，中國經濟在增長幅度幅度最大、基本面最好的情況下，作為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股市2008年竟然暴跌75%，跌幅為世界主要股市之最。過山車般的驚險一幕，使24萬億的市值灰飛煙滅，幾千萬個交易帳戶中人數上億的中小投資者欲哭無淚，至今難有合理的解釋。

    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權為民所用”的幾百萬公務員群體自二00八年一月起不聲不響地大幅加薪，而同樣靠國家財政供養的幾千萬其他工薪階層收入普遍偏低的狀況卻難以改善。提高消費能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口號喊了多年，而中國居民收入佔國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然還在下降。1992—2007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9.2%下降至57%。與GDP相比，2008年國民消費率僅為35%，為三十年來最低。不是國民沒有消費意願，而是普通民眾缺乏消費能力。而“被就業”“被增長”的數據，也使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受到挑戰。

    本來，利益多元化會使社會不同階層對改革產生不同的理解與寄托，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在改革不同階段的進程中，掌握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地利益集團總是處于改革的優勢，最終成為各式各樣改革的受益者。面對這樣的改革結果，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何在？

官員素質加劇信任危機

    政府能否得到民眾的充分信任，除了其執政宗旨和所實行的路線以及政策等因素以外，還取決于各級大大小小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表現。中國現行的用人體制和政策導向，為各類政府機構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從家門到學校門、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三門官員”。由于閱歷簡單，許多人不懂下情，不懂社會，不懂民間疾苦，熱衷于在機關的高樓大院里閉門造車；在文山會海、迎來送往、酒宴慶典中大顯身手。

    歷史變革時期提出的干部隊伍建設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在變幻莫測的官場博弈中已經逐步演變為“關系化、低齡化、學歷化、高官世襲化”的潛規則“四化”。每年的公務員錄用考試，幾十人、幾百人、甚至幾千人競爭一個職位的精彩奇觀，說明做官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體面的職業。“勞動無貴賤只分，公務員與農民工只是分工的不同”，這樣的道理可以說服人嗎？

    審視一下中國的官員群體就會發現，當下官員階層的成員構成、價值趨向、生活方式、社交範圍、行為規則、言語表達與社會其它階層差別巨大。在原因復雜、形式多樣的各種群體事件中，很難得到民眾與媒體的信任與接受、理解與親近。“正龍拍虎”、“俯臥撐”、“欺世碼”、“躲貓貓”一類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雷人雷語”，很難讓人對官員群體產生美好的聯想。

     存在決定意識，環境塑造角色。在官場醬缸文化的浸泡下，想做好官都難。想做好官需要獨善其身、潔身自好，必然苦不堪言。而庸官、昏官、貪官常常是在五花八門的“公務活動”中名正言順地追名逐利，樂在其中。在許多冷漠圓滑的職業官痞眼里，敬業精神和職業水準並不重要，保住官位和謀求更高的官位；互相提攜、互利互惠以尋求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終身職業活動的主要追求。

    政府需要人來代表。官員的素質決定了政府的信用與質量。中國的官員群體已經不是中國優秀人物的標志。這樣的結論也許有失偏頗，但也不無道理。不改革吏制，中國還有希望嗎？對此，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權力和利益關系的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

    的確，在後危機時代，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生保障等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而只有及時化解形式多樣的社會信任危機，改革才有新的動力，才有生命力，才能為人民所擁護。（作者單位︰雲南省國際貿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