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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各地轟轟鬧鬧了好一陣子，搞起了所謂“國際孔子文化節”.各種人等，穿着光怪陸離的“孔裝”，念着殘缺不全的孔子語錄，不倫不類地登場展示，似乎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細想一下又不對，同樣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百家争鳴、百花齊放，其中形成主流的應該有老、莊，孔、孟、荀；連同其他比較著名的共有“九流十家”。可是，今天中國的文化遺傳似乎隻剩下了孔子一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幕又得到了重演。
且不論作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在“砸攔孔家店”的旗号下崛起，尊孔複古是否是個開曆史倒車的行爲；就連當時在學術成就上遠遠高于儒術的老子的《道德經》思想體系，至今居然隻字不提，好象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毫無關系似的，這就是咄咄怪事了。
細細推究一下，作爲哲學思想的道與名學說，除了具有高深辯證法内涵外，延伸到社會政治方面的，無一不是告誡統治者應該不做什麽、不該做什麽。
老聃一再強調，聖人出，天下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爲而治等等，通篇講的都是“領袖無才便是德”，統治者應該安分守己、不該瞎折騰、應遵循規律辦事；民衆力量偉大等等。一切以民爲本，一切戒律全都爲統治者而設置；
反觀孔子，“一部《春秋》，爲亂臣賊子懼”，集中反映了他維護統治者的政治立場，作爲其思想核心的仁、義、禮、智、信，講的都是作爲臣子、老百姓的行爲規範，因爲他同時又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一個社會，所有成員都應該恪守本分，遵照相應公平的社會契約，按照自己應該遵守的道德規範行事，這沒錯。可是在當今官強民弱的中國社會，在一個官場黑暗、腐敗叢生的中國社會，片面地約束老百姓的行止，讓他們循規蹈矩，溫良恭儉讓；而官場卻可以不講公平公開，隻按潛規則、在暗箱中操作各種事情----許多甚至傷天害理、危害民生；官場可以不講操守、沒有道德底線。如果隻有老百姓“五講四美”，當官的卻可以爲所欲爲，世風怎能不一瀉千裏？
所以，在當今中國，究竟應該去學李聃還是去學孔丘，行爲規範的側重點應該在約束哪個？明眼人是不難判斷的。即便要大興儒術，也不能隻字不提另一個大儒----孟子，焉能因他隻說了幾句“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及宣揚和平主義的話就永遠打入冷宮？
中國社會目前官場風氣糜亂，官本位積習越來越重，亟待整饬、急需改變，所缺乏的應該是李聃而絕不是孔丘。
看到現在這一幕幕尊孔鬧劇，不由想起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話：“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魇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爲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場面。”
即便孔子本人無懈可擊，能夠救得了現今世道的人欲橫流導緻的全面沉淪嗎？如果不問病由，胡亂下藥，用泛孔子學說去救治文化饋缺的病态社會，能解決什麽問題？當今社會的問題與解決之道究竟在哪裏？爲什麽是孔丘而不是李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