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們中國人的"尊嚴":那些尊嚴喪失的時刻

大洋網

[導讀]長久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是“權力至上”的社會，專制特權思想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習俗基礎。對平民百姓的個人尊嚴缺乏足夠的敬畏和保護，甚至許多人並不清楚人格尊嚴或個人尊嚴究竟是什麼。

周瑞金（人民日報）

賀延光《中國青年報》圖片總監

範以錦（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前董事長、南方日報社前社長）

展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簡光洲（《東方早報》記者）

閭丘露薇（鳳凰衛視記者）

李希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石扉客（《南都周刊》主筆）

唐師曾（新華社主任記者）

笑蜀（《南方周末》首席評論員）

長平（資深媒體人）

郭宇寬（資深媒體人）

攤到“陽光”下，尊嚴才燦爛

——知名新聞人談職業尊嚴

“熱”的東西一定是稀缺的。“尊嚴”如今成了一個熱詞，說明我們時代的尊嚴多麼匱乏。那麼，尊嚴是什麼？個體的尊嚴與權利和自由相關，而保障權利與自由，則與信息通暢、信息對稱息息相關。

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生必然會有一個並無爭議的事實相伴隨，即作為個體的自我的脆弱性和易受傷害性，以及時時刻刻對于不確定性的恐懼。人們希望脆弱的自我免受侮辱，不被傷害，尋求消除不確定感。在信息論的創始人香農看來，“信息即是能夠用來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 。

可以說，人的尊嚴與信息的自由交流是一體的，構成了人類社會文明得以演進的一幅圖景，而免于恐懼的自由，則與獲得信息的自由相關聯，成為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一個內在價值。歷史的經驗表明，這一到了現代社會才得以彰顯的價值，仍然遭遇重重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是受到腐敗侵蝕的公權力。

對于權力的監督必然引起權力操持者的不悅乃至反感，但是，人民主權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公民有權利以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來質問︰“如果你不能忍受高溫，那就到廚房外待著。”

1970年代後，透明化是美國減少腐敗行為的重要監管方法。毫無疑問，腐敗不可能完全根除。但是，減少腐敗仍然是可能的，通過敞開政府的門戶，讓陽光進入密室，允許調查人員嚴密審查政府行為，允許公眾行使知情權。正如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于1882年所言︰“如果一個大眾政府沒有大眾信息，如果大眾沒有獲得信息的手段，那麼這個政府就只能是一場鬧劇或悲劇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前奏曲。知識永遠管理著無知，人民若真要自我管理，就必須用知情權來武裝自己。”

“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引發了意外的影響力。但一個“讓”字，以及發生在新聞人身上的各種職業困惑，也正在說明從理想到現實仍有不小的差距。這不由使人聯想起另外一個事實。1957年，農業部部長助理和攝影記者發生肢體沖突之後。彭子岡為《文匯報》撰寫社論《尊重新聞工作者》指出，“我們可以下這樣一條定律︰當一個政權反人民的時候，它是排斥記者、懷疑記者的。”

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政府正在竭力創造條件實現政務公開、信息公開，高層也以堅定的姿態回應民眾的呼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然而，對于公眾和新聞人來說，他們顯然被這樣一種事實籠罩著︰真相並不能總是被攤到陽光底下，謊言也並未因為道德自覺而予以及時阻止。陰暗的角落依然存在，鐵屋中的人們渴盼把窗戶打開，讓陽光照進來，而這，首先就是媒體的責任。正如李普曼所說︰“新聞機構並不是制度的替代物。它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光束，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明處再去照另一個。”

這必然對媒體和新聞人提出了要求。即媒體必須用職業化的態度與專業化的水準，來維護公民知情權，即發表完整的、準確的、不偏不倚的新聞報道，向公民傳遞他們需要的信息，以免公權力受到謠言的拖累。這是媒體的職責，亦是媒體的尊嚴所在。媒體機構以專業性的力量在影響著信息與輿論的數量和質量，而它本身則又受著政治、經濟和技術條件的制約。對中國的媒體環境而言，這仍是一個十分凸顯的特征。在正在轉型的中國，要實現上述目標，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盡管已經走了100多年。當媒體的探照燈照進幽暗的歷史長河，沒有人能做旁觀者。

1896年9月2日，李鴻章對《紐約時報》記者說︰“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事實一再表明，當下的中國，呼喚職業的尊嚴如同呼喚陽光一樣，緊迫而又莊重。新聞人需要重申道德的自覺，發出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職責的“高尚的不滿”，恪守職業底線，尋找新的共識。

新聞人對職業尊嚴的訴求，並非個體私意恩仇，而是與公民的尊嚴須臾不可分割。因此，有了如下這些讓人振奮和感動而又形態各異的聲音。

時代周報︰在當今轉型語境下，您怎麼理解新聞人的職業尊嚴？恪守與捍衛職業尊嚴要靠什麼，這對我們的時代意味著什麼？

周瑞金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

尊嚴首先是個人權問題，即憲法規定的幾大自由。尊嚴偏重政治權利。人的尊嚴要保障，就是人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生存權和民主權都必須得到保障，這樣才能談尊嚴，如果人的社會地位及該享受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還奢談什麼尊嚴呢？而沒有尊嚴那何來幸福呢？

在信息社會，再不能搞信息封鎖和壟斷了；在現代社會，再也不能無視公眾的知情權了。推動信息公開，媒體責任重大。我們的政府現在高調談要接受監督，溫總理的話要落實談何容易啊！我覺得政府要真正落實這句話，至少要落實好下面4個方面︰

1.要保證民眾的知情權，政府的政務信息要公開透明，不要遮遮掩掩，情況都不知道人民怎麼監督你呢！

2.要拓寬批評渠道，要廣開言論渠道，利用各種渠道接納民聲，比如充分利用網絡，接受網民的批評，因為網絡信息傳播得快，可以使政府及時快捷地糾正自己的誤差。

3. 民主的選舉要落實，要真正自然地選舉官員，選出符合民意的官員。

4.司法要公正，要守住法律的底線，實行“言者無罪”，法律應該保護建言者，這樣大家才敢說。

範以錦

暨南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前董事長、南方日報社前社長

我們自己要有尊嚴，要讓人家尊重我們，要先自尊。自尊，對傳媒人來講，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傳媒人要堅持新聞的真實性，要講真話，不做虛假的報道。如果你講假話，就失去了誠信，沒有了誠信，就不能取得別人對你的尊重。如果不講新聞的真實性，那麼當民眾的利益需要我們維護的時候，我們就沒有勇氣去維護。新聞真實性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采訪不細致，搞失實的報道，還有一種是政府發布假新聞，我們就跟著發布虛假的報道。第二，要自尊，就必須要講究職業道德，抵制不正當的商業利益的誘惑，不能別人用金錢收買你，你就編造假新聞，或者是為了某種目的來采訪，支持一部分人，打壓一部分人。接受了利益的誘惑，就沒有了尊嚴，沒有了道德，沒有了公正。第三，要有尊嚴，就要有事業心，要有良好的新聞表達技巧，如果新聞傳播的工具用得不好，水平很低，那麼就失去了神聖，也就不會有尊嚴。

我們需要有一種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來為我們創造條件，條件不好，也會影響我們的自尊，我們媒體要有自己的底線，要排除各種不正當的權力對我們的干擾，恪守我們的底線，我們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不要人雲亦雲。

比如南方都市報事件，因為堅持正義，報道了孫志剛事件，後來有人對南都進行報復，這就是對我們尊嚴的挑戰，也是對政府公信力的褻瀆，我們要起來維護尊嚴，讓整個事件往好的方面發展。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我認可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信條︰“職業工作者協會的成員相信，公眾啟蒙是正義的前奏和民主的基礎。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探究事實真相以及就事件和議題提供公正而全面的報道，進而實現上述目標。來自所有媒介和專業的有良知的記者努力全面而誠實地為公眾利益服務。職業廉正是新聞工作者可信度的基石。”

如果能寫出這樣的新聞，我認為就體現了職業尊嚴︰在紛紜世事中厘清復雜關系，擺脫流行偏見，表現職業勇氣，揭示事實真相，揭露謊言謬說。就個人素質而言，一個好的新聞人應有服務公益的職業價值觀、批判性思維、獨立判斷和新聞調查技術。

在新聞從業中，我也經歷過尊嚴的喪失。一是偶爾屈從官意和宣傳，二是金錢誘惑。

賀延光

資深攝影記者（照片《小平您好》作者）、《中國青年報》圖片總監

媒體人的尊嚴跟媒體人的誠實和讀者的信任是連在一起的，所謂媒體人的誠實，就是要對事實負責，對讀者負責，對社會負責，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了，這是最根本的。新聞要說真話，是一直以來媒體要遵守的一種基本的態度，它並不是多崇高的東西，而是一條底線，一個常識。但是我們媒體人在歷史上，角色是非常尷尬的，很多時候，媒體並沒有說真話，轉型期媒體人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了，大家從理論上來講，好像沒有疑義，但是做起來還是五花八門，所以在取得讀者的信任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捍衛媒體人的尊嚴，主要得靠媒體人自己。講真話，這是基本的問題，在中國卻老成了問題，所以我覺得談尊嚴，首先是一個誠實問題。

新聞和宣傳是兩碼事，我在《中國青年報》這幾十年，如果說我有什麼很深的體會的話，就是從一個宣傳工作者向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轉變，作為媒體人，最早剛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做宣傳工作者。但是實際上，新聞和宣傳完全是兩碼事，新聞客觀公正，這是它的首要屬性，而不是為了某個集團的利益，以高尚的名義，做齷齪的事，但是我們過去以“革命”的名義，以“人民”的名義，做了很多荒唐事，這種教訓我們應該要吸取。

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體制有很多問題，我們老的媒體人，在歷史問題、社會問題上應該負有他們的責任，如果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我們就不會一味地去追究個人的責任。我們新一代的媒體人不應該把這個作為理由，來放松自己。

我們做新聞，並不是為了得獎，為了嘩眾取寵，我們是要把重要的信息傳遞給讀者，傳遞給社會。實際上有很多時候，“新聞紀律”和媒體人應該負的責任是相悖的。現在，“工具論”“喉舌論”不像過去講得那麼響了，但是這種影響一直存在。對讀者負責，對事實負責，對社會負責是根本的，不能變成對上級負責，對領導負責。

簡光洲

《東方早報》記者

我覺得新聞人的職業尊嚴就是全社會對新聞記者自由采訪權的認同與尊重，對新聞媒體自由傳播權的重視與保護。從目前來看存在這樣一種困境︰我們一邊強調新聞記者的采訪自由時，一邊又時常發生各種各樣的對新聞記者采訪自由的限制與不屑。我們一邊強調新聞媒體自由傳播的重要性時，一邊又出現各種各樣妨礙新聞媒體自由傳播的干擾。

新聞人的職業尊嚴依賴于社會法制的進步與公民意識的覺醒。只有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人們才會尊重新聞記者的自由采訪權與新聞媒體的自由傳播權。只有公民意識養成與訓練有素，人們才會意識到新聞記者的自由采訪權與新聞媒體的自由傳播權如同陽光雨露，對于這個社會的民主法治進程不可或缺。

或許我們可以從三鹿問題奶粉事件中對這些問題一窺端倪。為什麼我們對這一顯而易見的問題視而不見？為什麼我們對問題是否應該公之于眾而顧慮重重？為什麼我們在問題曝光之後會擔驚受怕？

因為這個社會對于新聞記者的采訪權利並沒有給予充分的尊重，甚至沒有一致的認同。因為這個社會對于新聞媒體的社會公器角色並沒有給予充分的呵護，甚至沒有心靈上的默契。

閭丘露薇

鳳凰衛視記者

做記者這些年，體力上付出的辛苦，甚至是在采訪過程中遇到一些肢體上的沖突、語言上的呵斥，在我看來，都是記者這份職業已經計算在內的風險。真正讓我曾經產生放棄這份職業的念頭，是因為內心的壓抑還有點點恐懼，這種感受，來自在采訪過程中，對方那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甚至視而不見的傲慢態度，以及因為種種原因，被迫地沉默。

之所以最後還是堅持下來，是因為相信，保持尊嚴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對方看到你的頑強，看到你最終克服了恐懼還有壓抑。和權貴保持距離，寵辱不驚，要求自己所做的一切，沒有個人私利，只是為了這份職業。想明白了這些，自然懂得尊嚴如何維護。

李希光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帶來的商業競爭壓力，導致新聞報道準確性和真實性的大倒退，新聞界道德底線在大幅度滑坡。數字化的網絡傳播帶來的信息更多的是個人化的︰個人的觀察、個人的活動、個人的觀點和個人的信息。與傳統新聞界最大的不同是，傳統媒體的記者、編輯要經過新聞學院學習或新聞媒體的資深編輯培訓後，方可成為合格的記者。傳統媒體的編輯記者是公共信息的守門員，有一套職業的操守和職業的做法。而今天的傳播活動更多的是個人化的，任何使用數字媒體的人都可能是一個潛在的網絡新聞寫作者。

從新聞的采集、分發、定義到新聞的結構，我們看到數字媒體的優勢在于新聞的易得性和廣告的廉價性。但是，網絡世界的新聞直接挑戰新聞的真實性。在網絡世界里，新聞真實性不是第一位的，新聞的第一時間報道是第一位的。而今天網絡流行的新聞，包括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不再核實新聞。幾乎每天都會看到這樣的文章《疑某某人被警方拘捕》、《某某人或攜款外逃》、《傳某某人奸殺女學生》、《某某董事長因貪污被解聘？》等等。這些新聞標題顯示報道的新聞都是沒有經過核實的，是不可信的。結果，新聞的定義發生了變化，新聞不再是真實、透徹、可信、原始的。由于今天的記者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和發稿量壓力，記者沒有時間更沒經費去做真實的新聞原始資料的采集和調研。結果在報紙上，我們很少看到記者一手采寫的原始新聞。

石扉客

《南都周刊》主筆

所謂職業尊嚴，不是誰給的，只能是自己爭來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能是時間累積而成的。我總在想，既然這個行業餓不死，也發不了大財，就沒必要貪戀那三瓜兩棗；既然是做稿，又不是做官，就沒必要去攀附什麼，也無所謂畏懼什麼。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遷，體制如何裂變，陣營如何分化，守住這個行業里凝聚最基本共識的價值觀，在此基礎上，新聞同道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不依附，不畏懼，不貪婪，一篇接一篇稿子做下去，一直做到老去。我想，等到中國這批既有清晰理念又不故步自封，既有入世情懷又能相對獨立的新聞民工成了老戰士，所謂行業共同體和職業聲譽，就該慢慢起來了。

當然，你若覺得累了，倦了，煩了，就撤。這又不是黑社會，既不需要投名狀，也不需要一條道走到黑。天下大了，干點什麼不行呢，要餓死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還是蠻難的。

唐師曾

戰地記者、新華社攝影記者

我認為新聞人的職業尊嚴，第一是勇敢，第二是誠實，第三是把勇敢和誠實表現出來，同時，還要不給大眾添亂，這是一個很復雜的事。文潔若給我寫了三幅字，分別是巴金的“講真話”，蕭乾的“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還有季羨林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尊嚴不是來自權力，也不是來自于財富，而是來自人民，反過來說，權力和金錢都沒辦法侵犯記者的尊嚴，只要他為人民服務，他的尊嚴就是不容侵犯的。

當面對強權和財富的時候，喪失尊嚴是經常的。作為一個從業將近三十年的職業攝影記者，經常會踫見這種情況，因為“耳听為虛，眼見為實”，拍下來的東西具有巨大的震撼力，錄音還不一定能夠作證，但是照片是可以作證的。溫總理不是剛說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嗎？正因為現在的很多權力，沒有在“陽光下”運行，所以他才說這句話。不在“陽光下運行的權力”，是特別害怕攝影的，有時候他們的權力可以通過種種方法，讓你遠離這件事，因為我是有殺傷力的記者，所以有時候權力會拐彎抹角，甚至拐到我上司這里來，不讓你報道，或者不讓你進入新聞現場，這是有損新聞和新聞人尊嚴的。

笑蜀

《南方周末》首席評論員

媒體的力量也是一種很關鍵的社會力量。現在的媒體人與過去的媒體人有很大的區別，過去沒有媒體人，只有喉舌，現在中國已經成長起了媒體人的共同體，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按照新聞的規律、傳播的規律運作，靠這個共同體自身的規律起作用。它的尊嚴就在于更大程度地皈依職業共同體的規律而不是外部的潛規則，這就是其全部尊嚴的所在。

這個職業規定你要怎麼做，你就怎麼做，當一個記者面對公權力的時候，不管是省長還是什麼級別的官員，只要代表民眾、代表媒體獨立地提問，去追問他所要追問的真相，充分地滿足了民眾的知情權，就等于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了這個職業自身的規律，就是最基本的尊嚴。

過去社會上只有一種尊嚴，就是權力的尊嚴。當權力獨大，社會不存在其他力量的時候，權力就是不容冒犯的。但是現在很多社會力量開始成長起來了，媒體人開始形成職業共同體，媒體的尊嚴和媒體人的尊嚴就被提了出來；同樣，法律人有法律人的共同體，相應地，律師職業的尊嚴，法官職業的尊嚴，也被提出來了。除了權力需要尊嚴，每個趨向于成熟的職業都在呼喚自己的尊嚴，這樣，尊嚴就多元化了。

對這個狀況，權力還不適應，權力還停留在過去的感覺當中。它沒有認識到這個已一去不復返，現在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人、每個職業都有自己的尊嚴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尊嚴和其他種種尊嚴之間，就必然出現緊張關系，必然發生各種沖突，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必經的訓政階段，通過博弈，讓權力逐漸認識到，不是只有你才有尊嚴，大家都要有尊嚴，如果你不尊重其他人的尊嚴，你就會威信掃地，你就沒有尊嚴。

現代文明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尊重人，尊重每個人，如果缺乏這種最起碼的尊重的話，根本就不是文明人，那麼執政的合法性就會遭受質疑。社會力量的發展也在促使權力變得文明起來。只有尊重社會上每個人、每種職業的尊嚴，才能體現出文明，然後大家才會獲得敬重。如果還是跟過去一樣的傲慢，就不是一個文明人，就得不到應有的尊嚴。權力認識到這點需要一個過程，一個博弈的過程，通過博弈去訓練它，去開導它，這就是訓政。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大家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慢慢來。

張平

資深媒體人、南都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新聞人的職業尊嚴，來自他對新聞業的認同和追求。新聞媒體不是公權部門，但它又具有公共屬性；它通常也是企業，但是又不能附會純粹的商業邏輯。因此，記者也有其職業特性，那就是要有更多的社會正義感和理想主義。假如這種追求遇挫，新聞人的職業尊嚴就會受到傷害。喪失尊嚴的記者，就可能淪為宣傳喉舌或者商業槍手。

我也曾經被人搶奪過錄音機和采訪本，這本身並不傷害尊嚴。傷害媒體尊嚴的是搶奪者是公權力的掌握者，他以權勢對你構成威脅，讓你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聲張。每當參加一些較高級別的會議，領導在台上一本正經地說廢話甚至錯話，下面的媒體人不敢發笑，而且還假裝認真地記筆記，我都會為這個職業感到莫大的羞辱。

郭宇寬

資深媒體人、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公眾知情權是新聞人的職業尊嚴的出發點，一個社會只要承認公眾是有知情權的，那麼從事這個行業的記者就一定有尊嚴。要是不談公眾的知情權，那就談不上記者的尊嚴，我覺得這種共識正在慢慢地形成。記者的收入並不高，出門也是要擠地鐵、公共汽車，但他們在大老板面前，省長、部長，甚至總理面前都可以平等對話。新聞記者有個話，叫“見官加三級”，你官再大，我在你面前也是平等的，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在形成一種比較健康的氛圍。之所以記者能夠跟大老板、大官平等地對話，是因為他的背後有公眾知情權這樣一種力量在支撐。

我的經歷基本還好，個人沒遇到特別傷尊嚴的事兒。就是有時候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一幫記者排著隊領一個紅包，我覺得這是蠻丟臉的，這表面上顯得很重視你記者，其實是很影響職業尊嚴的一件事，所以我從不參加新聞發布會。另外，社會上經常有所謂“名記”、“大牌記者”的說法，而現在國內被我們稱作“名記”的人，不是法拉奇不是克朗凱特，甚至連範長江都不像，往往只是到處忽悠，或者在屏幕上混了個臉熟而已。這是很惡心的，社會印象上把記者這個職業和演員的游戲規則混為一談。一個記者的口碑一定是建立在他（她）忠誠地維護公眾知情權的信譽上。尊嚴不是要來的，而是自己去維護和爭取的。

守底線，得尊嚴

“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溫家寶總理一語風行。兩會期間，大家紛紛談尊嚴。其實尊嚴就是人的最後底線，不求聞達，不求富貴，只求一點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被踐踏。

魯迅曾經說，在中國其實是沒有什麼中庸之道的，中國人到了要中庸的地步，那就是他不得不中庸了︰“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

盡管魯迅先生話是這麼說，但是到了社會矛盾激化，秩序和倫理的底線屢屢被突破的時候，還是得出來呼喚一下“中庸之道”的。這時候所謂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對最後底線的呼喚，無論如何，還得守個基本的天理，給人最終留條路。不論是留康莊大道還是留獨木橋，不能讓人完全沒了路走。

惹不起，要允許躲得起

3月16日的《新京報》報道，上個月湖南嘉禾縣爆出了250名兒童血鉛超標的新聞，但引發中毒事件的煉鉛企業騰達公司，曾被縣市兩級環保局幾度叫停，但仍繼續生產。這還不算最突破底線的，更可怕的是部分家長因為想去外地體檢而被嘉禾縣公安局抓走。縣政府的材料稱，通過對部分人的拘留打擊，“實現了打擊少數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

社會學家孫立平曾提醒，要警惕我們的社會生活西西里化的現象，具體表現為可以保證強弱雙方平等互動的規則不斷弱化，強者變得越來越蠻橫和霸道，甚至完全沒有了顧忌。

湖南嘉禾縣的抓人是在政策的實施環節完全沒了顧忌，但有人還想走得更遠，就是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層面都失去了顧忌，想讓蠻橫和霸道制度化，這顯然是更沒底線了。

這個人就是全國人大代表、廣西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民建廣西副主委劉慶寧，據3月12日的《新民晚報》報道，劉慶寧提交一份關于信訪修法的議案。他認為一些人不分場合到領導辦公室和生活地點信訪、鬧訪問題很嚴重，已經“嚴重影響領導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所以提交議案，希望修改《刑法》增設“擾亂信訪秩序罪”。

劉代表列出了20種應受到刑罰的信訪行為，其中包括信訪時喊口號、打橫幅、散發材料、靜坐，未經批準在國家機關辦公場所及其周邊地區非法聚集、滯留，信訪時采取自傷、自殘、自殺、跳樓等行為……這些行為如果多次或有嚴重後果，那麼將依其嚴重程度，處以3年以下、3年到7年、7年到15年有期徒刑。

對于嘉禾縣的老百姓，孩子被污染企業搞成了鉛中毒，沒處說理，沒處索賠人家都認了，去外地給孩子搞個體檢也被抓走。惹不起，只想躲得起，現在是讓這些老百姓連躲的路都沒有了，這要把人逼成什麼樣呢？

有冤屈不得已要上訪，可謂是這個制度下最後的解決渠道，是制度下的底線。劉代表卻要連這點底線也給破了。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明確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凡信訪的群眾，都有一定的利益訴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采取“標語”、“口號”或“靜坐”、“聚集”等方式，這是他們願望和訴求的正常表達。如果說這些方式就是“嚴重影響領導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並以此為由拘捕他們，把他們投進監獄，不僅公然違背《憲法》，恐怕在世界上也實屬罕見的侵犯人權的暴政。

我們奉勸劉慶寧代表，深入學習一下“三個代表”。“三個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意義絕不是我來代表你，你不許說話。

不能僭越了最基礎的倫理

“晚上回家，疲憊地坐在公共汽車上，剛坐幾站，上來一個抱孩子的婦女，我絲毫沒有猶豫給她讓了座。她激動地說︰‘謝謝你！’我當時怒吼道︰‘先謝國家！’”

以上是一則笑話，之所以有這個笑話，是因為最近鬧出的“感謝門”事件。

冬奧會奪冠後，周洋一句不經意的感言 “奪冠能讓父母生活得好一些”幾乎感動了全世界。這句肺腑之言，因為真實，廣受好評。然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在政協會議上卻批評周洋︰“感謝你爹你媽沒問題，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別光說完感謝父母就完了。”並上升到品德高度，表示今後要加強對運動員的德育。後來，飽受壓力的周洋不得不又出來再“感謝”了一次，這次她將感謝國家放在第一位，父母排最後。

于再清副局長的話引發了輿論的激烈聲討。雖然只是一句話，不至于有多嚴重的傷害。按說這話也不算完全沒道理，在目前的“舉國體制”之下，奪冠感謝國家政府的投入，是政治正確的話，但周洋說的是老百姓能理解的“人話”。“人話”所體現的是最基本的倫理，這種基本倫理是在政治之先的。非要讓政治僭越最基本的人倫，說句人話還要被批判，居然在晚間重播的時候被剪切掉，這就太過了。

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政治永遠是排在基本的人倫之後的。況且，按照現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國家與政府的存在，是納稅人供給的，周洋的父母和周洋，都是納稅人，周洋為國家工作，是一種契約關系，周洋工作出色拿了冠軍，國家應該感謝周洋才對。

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政治權力的基礎來自個人權利的部分讓渡，公域和私域有著嚴格的界限，公權力不能僭越個人權利的底線，若政治想壟斷他們的精神與親情，這樣無視底線和個人尊嚴的言論，自然要遭到社會輿論的一致譴責。

倪萍的“父母論”

缺乏基本民主常識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忠孝之辨”是個很重要的社會政治話題。在傳統社會前期，“孝”是先于“忠” 的，不僅孔子講“父子相隱”，孟子也說得很明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直到魏晉南北朝，還是“以孝治天下”。

這種情況在宋代發生了變化，宋直到清末的近千年里，隨著君主中央集權不斷加強，臣民始終處在弱勢地位，忠的地位逐漸重于孝。《宋史&#•趙葵傳》就講“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忠”成了更本原的價值。宋人強調“氣節”、“節操”，“忠”的含義日益固定為 “死事一君”。

這種演變的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傳統專制的逐漸加強，政治對社會倫理有了極強的干涉。“忠”成為臣民絕對服從于君主的一種片面的道德義務，最終是單向維護君主的統治，排斥的是美善的人性。

對于這種排斥美善人性，維護君主獨裁統治的意識形態，早在明清之際的啟蒙運動中，就有了很多的批判，後來的老一輩革命家，都對此持堅決的否定態度，認為這種腐朽的專制思想與社會主義民主格格不入。

在此次兩會期間，倪萍委員說︰“在人大的會議上舉手表決時，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或棄權過”，“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甚至拋出了“父母論”，荒唐類比︰“就像一個家里一樣，特別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難處，當然也知道父母的缺點，但是在難處、優點、缺點當中，你還得體諒父母，因為是跟著父母一塊過來的，知道父母未來會把你撫養長大，但是得知道父母的難處，跟著父母一塊走，一塊克服困難，一塊去解決問題。”

我們尊重倪萍委員投票的權利，不管她是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都是憲法賦予她的權利。但將投反對票與愛國甚至是“添亂”結合在一起，則太荒謬。這種思維方式與她的“父母論”，都表現了倪萍本人對基本的現代政治文明的無知，這種“移忠為孝”的政治理念，還停留在古代專制的時代，何以能在當今的民主政治中參政議政？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一再強調，干部是人民的公僕，溫總理剛剛表示，我是“公共財產”，屬于人民，並要 “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反觀倪萍的“父母論”，完全顛倒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我國憲法規定，國家主權在民，民眾不是孩子，政府也不是父母，政府只是民眾依照契約產生的服務機構，民眾與政府之間不是孩子跟著父母走，公僕必須听命于主人。不是政府撫養了公民，是公民作為納稅人雇佣了公僕，如果按倪萍的“父母論”，豈不是花錢雇了一個爹？

那些尊嚴喪失的時刻

受訪者︰廣州 大學生 姚苗 （20歲）

高一住校因為家長的非暴力不合作態度而告終,起因就是某天午睡時間在用CD機听音樂被突擊查寢的老媽沖入取出碟片直接掰斷，全寢室八人就看見我媽像瘋子一樣沖進來二話不說掰斷碟片後開罵。這件事陰影巨大，大到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很多時候想到凶惡的一刻就是那時候了。

受訪者︰北京 程序員 陳永仁 （23歲）

這還真想不起來呀，本就無尊嚴，何來受損呀。周圍的同事都在編程中，活著都費勁，還談什麼尊嚴。為何要管住大學生？因為他們沒事做，衣食無憂，他們會想要尊嚴的。

受訪者︰廣州 銀行客戶經理 陳澤鑫 （25歲）

我剛進銀行的時候站櫃台，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刁難的顧客—譬如一個老伯，每天早上就拿一麻袋錢去我那存入，下午又過來取出來，說“放我們這不放心”。他每天都這樣，我也不能問。最沒尊嚴的是有一次，一個客戶要在我這存款，有好幾十萬吧，填完單才發現他忘了帶身份證。按規定必須出示身份證，但他說什麼都不肯，說排了這麼久隊不給他辦就賴著不走，我勸說兩句，他就指著我鼻子大罵︰“老子每次存錢都幾十上百萬的，你一輩子都賺不了這麼多，有什麼資格讓我走？”就那樣，在一廳人的注視下，我低頭被“上百萬”先生痛罵十幾分鐘。

受訪者︰上海 無業 LUNA （27歲）

某日，有人狂敲門，開門一看是居委會大媽，語氣惡劣地用上海方言問︰“儂有居住證伐？”然後在室內東看西看巡視一圈，說︰“沒有就快去辦，不辦就不讓你在上海住了！”

受訪者︰潮州 家庭主婦 阿芳 （45歲）

也沒什麼太覺得有失尊嚴的時候，實在要說的是跟我兒子一起去大學報到，那天沒怎麼注意穿著吧，到了學校看到好幾個人指著我掩口在笑。我倒覺得沒什麼，笑就笑唄。後來兒子放假回家說讓我以後別去他們學校了，我問“為什麼”，他說我穿得“太老土”，結果導致他們班的同學對我和他印象深刻，有些人嘲笑了他一學期。我沒覺得自己穿得土有多丟人，但是兒子的話真的讓我覺得有些沒尊嚴。

受訪者︰杭州 自由撰稿人 墨墨 （26歲）

作為一個女流氓，我酒量尚可，這個尚可只是相對而言，也就是說，我比酒精過敏的“童鞋”們強多了。

我不覺得喝酒有什麼不好，我只是討厭過分的勸酒而已。

我記得我剛畢業的時候，曾經听到一位剛簽了工作合同的男同學這樣說︰“我問領導，那我還需要練練酒量嗎？”領導立刻笑了，說︰“不用不用，現在都什麼年代了。”該男松了一口氣，領導又說︰“現在都是女的勸酒。”

是啊，所有應屆畢業未婚未孕女青年，很快都會意識到，自己未來工作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就是︰勸酒。當然，也可以把這視為應酬、聯絡感情、必要交際等等，但是其本質是一樣的︰喝酒。

市場部、人事部和內勤自不必說，你以為研發部門就能幸免嗎。我大學博士學姐的重要研發工作就是陪各個領導飯局騙研究資金，所以啊，招收女博士實在是必要的，太必要了。

大約一桌的陌生人，只有在不清醒的時候才能好好說話吧，我們不能談政治，因為擺明了不能談，不能談生意，因為不能擺明了談，那麼就喝酒吧。既然喝，跟姑娘喝總比跟猥瑣男喝要開心得多。看姑娘吐也比看猥瑣男吐要順眼一點吧。然而作為一個姑娘，生生把一口酒和又一口酒壓入胃里，還得假裝清醒地笑著去廁所扣嗓子眼，個中滋味實難描述。大部分人這時候都會恨嫁，因為已婚已育大姐們無疑是公司或者單位里不可動搖的力量，一不怕失業二不怕騷擾，實在是讓人淚流滿面的人生豐碑。

在我徹底離開之前喝過最後一次酒。那是和幾個地方縣里的小領導的飯局，之前喝過，這次上來就擺開不醉不歸的架勢，拿的是當地的土酒，甜，後勁甚大。我樂著說，敢灌我就敢吐。

那天我吐得還挺開心的，但是沒醉，只是想把曾經喝下去的都吐出來。

至于後來再被提起的時候，被叫成“那個吐了某某和某某的姑娘”。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在那天失去尊嚴，因為我覺得我的尊嚴早已消耗殆盡。

受訪者︰廣州 快速消費品銷售代表 張曉特 （24歲）

有次去拜訪一個新客戶，告知單位姓名，客戶叫坐下，他自己也坐于對面一長沙發。聊不到幾句，他竟然躺下呼呼便睡。可憐的我，坐在那里微笑地，尷尬地，正襟危坐地看著他睡覺。約摸1小時後，此廝醒來，反倒大聲質問︰“你怎麼還沒走！？”對于這突如其來的斥責，一直掛于臉上的婁燁式笑容瞬間凝固無法收回……在其怒目圓睜的監視下，我帶著滿臉僵硬的肌肉走了出來。

受訪者︰廣州 勞動保障部門工作人員 陳震 （24歲）

我自己的沒太多好講，就講講工作中見到的吧。某日接到工人舉報︰因公司突然宣布結業，要求工人結清工資走人，但雙方就賠償問題協商未果，故找到了我們部門，要求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不懂法，只要公司按法律的規定賠給我們，如果政府不幫我們處理，我們就去找G4、《今日一線》（幸好他們沒真去，要不然我們就得去堵路了）。”接報後迅速趕往現場處理，經過幾番拉鋸戰心理戰後，工人們如願拿到了他們之前從未听說過的經濟補償金、待通知金。

微博觀尊嚴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虎年伊始，出自溫總理新春講話的“尊嚴”一詞迅速躥紅。時隔一個月，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這句話幾乎又被原封不動地重復了一遍。在“尊嚴”成為社會熱點的背後，是國人對于“尊嚴”無比強烈的訴求。

“尊嚴”大到國家寵辱，小到關乎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方式，看得見也摸得著。而互聯網的發達，則讓每一個個體關于尊嚴的感受有了一個自由闡發的平台，時代周報在微博征集關于尊嚴的百姓話語，得到了讀者熱烈的響應。

@zhongyan: 我陪父母逛公園。忽然來了許多武警和警察，一景點大門被封，路也不給走，進退兩難。我們像垃圾一樣被驅趕到路邊，沒得到任何解釋。後來才看到是非洲友人來 玩。我抱怨沒有尊嚴，武警戰士很同情，對我做著鬼臉。

@XiaYeliang: 教師節晚上，當結束了一天講課，疲憊開車回家時，被交警阻止在北大西門外路邊，一會要求打開車燈，一會要求關閉車燈，半小時後才允許駛離。後來從新聞上得知是官員在教師節來北大慰問教師，周邊實施交通管制。作為第一線教師，我的尊嚴被羞辱了！

@maozhu1: 我的尊嚴被羞辱了。申紀蘭當“萬年代表”，55年來沒有投過反對票。這樣的代表要她何用？

@zhangming1: 我的尊嚴被羞辱了。我必須接受天價的移動通訊費，還沒辦法討價還價。

如何讓百姓活得“更有尊嚴”

夏業良

長久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是一種“權力至上”的社會，專制特權思想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習俗基礎。對平民百姓的個人尊嚴缺乏足夠的敬畏和保護，甚至許多人並不清楚人格尊嚴 （dignity of human personality）或個人尊嚴（personal dignity）究竟是什麼。

人的尊嚴也許會被施暴、摧殘或者殘忍地嘲弄，但是卻不能被剝奪，除非自己自願放棄。從法律層面上說，公民均享有平等的人格尊嚴權，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應當受到尊重，不受非法剝奪或侵犯。

人格尊嚴權是一種與權利主體的人格不可分割的權利，包括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姓名權或名稱權、肖像權、榮譽權、名譽權等。侵犯人格尊嚴權的，受害人有權要求侵權人或請求法院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人格尊嚴權不僅是民事權利，而且是政治權利。中國《憲法》第38條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于2月27日下午接受了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的聯合專訪，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網友憧憬提問︰您今年在新春團拜會上提到，“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您覺得如何能讓百姓活得“更有尊嚴”？

溫總理回答說︰“新春團拜會我的講話只有八百個字，但是這兩個字卻引起全國人民的關注，我看到各種各樣的評論。我提出‘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主要指三個方面︰第一，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無論是什麼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權利。第二，國家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這就是我講的 ‘尊嚴’的含義。”

高層領導人在公開場合進行這樣的表述，近年來似乎並不多見。大家知道溫總理近年來有過關于肯定“普世價值觀”的講話和文章，有過“仰望星空”的罕見詩作，如今又突出了如何讓百姓活得“更有尊嚴”這一重大民生主題。

無獨有偶的是，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以官方正式文本的形式再一次表述了‘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的重要承諾，我們當然有理由為此而感到驚喜和興奮，更有理由期待並監督這些理念和承諾的貫徹落實。

然而，近年來筆者也略有耳聞的是，盡管貴為一國之總理，有些講話內容也要受到一定抑制，甚至可能會被“和諧”掉。如今不穩定的因素太多，總理超出經濟層面的講話內容往往也不能幸免于刪除或隱藏。

其實，吾等國民的困惑主要在于言論尺度或規則不夠公開透明，哪些當講哪些不當講不是咱們這些平民“主人翁”說了算，而是某個專門掌控言論的部門說了算。誰說了算或許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正確與否的標準究竟是什麼？誰有權力給出這樣的標準？制定標準的過程和議事程序是否能夠得到廣泛認同？如果連總理說的話都不算數，那吾等國民還有什麼指望？

以筆者之管見，如何讓百姓活得“更有尊嚴”，是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後的重大社會目標。至少在過去的幾年里，大家或多或少地能夠通過“網絡曝光”感知到楊佳、鄧玉嬌、孫中界、潘蓉、馮正虎們活得實在“沒有尊嚴”，甚至沒有任何“人格”權利可言。

要想使平民百姓活得“更有尊嚴”，筆者以為最根本的路徑有兩條︰一要尋求司法獨立、法理至上、公民參與監督與評判的“法治”道路；二要尋求政治文明、制度進步及權力有效制衡的新型政治架構。

筆者對溫總理所講的第一方面和第三方面的內容沒有什麼異議，但第二方面內容似乎可以更加深入地表述為︰通過自由、合法、有效的途徑，追求每個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最大滿足。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人們越來越不滿足于對經濟增長目標的追求，而更多地關注精神生活層面和幸福指數測度問題的原因所在。

既然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翁”，人人都有權利對國家重大事務發表意見或提出批評，借總理之先聲，筆者斗膽在“兩會”閉幕之際表達一點平民之管見，還請“公僕”們多“笑納”或者容忍一點。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