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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改革》雜志刊登了吳敬璉先生撰寫的文章《中國發展新階段面臨的若干重大問題》，現節錄其中關于論述“如何對待現代社會中等階層及如何處理收入差別擴大問題”的內容，以饗網友。
如何對待現代社會中的中等階層
如何對待在現代社會中嶄露頭角的中等階層(西方統稱為“middle class”，在中國，有時也譯為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階層)，對任何一個現代政黨而言都是一個性命攸關的重大政治問題。
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取代傳統社會中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展，這種趨勢在中國社會中也開始表現出來。包括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的隊伍不斷壯大，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大。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執政黨必須依靠的基本社會力量。但是，一些頑固堅持“左”的錯誤思想的人繼續把專業人員看作一種異己的力量，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或者“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對象。在1989-1992年的改革大辯論中，市場化改革的反對派甚至宣稱，“中產階級”是“最危險的異己階級”，主張對他們采取限制和壓制的政策。只是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對那些反改革的“理論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後，他們才有所收斂。不過他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左”的錯誤觀點。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黨政領導一再重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和發揮專業人員積極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經確定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確方針，但在幾次“左”傾思想回潮中，傳統路線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義情緒蒙蔽“弱勢群體”，挑撥他們與中等階層之間的關系，煽動“反精英”和“仇智”。這種宣傳鼓動，已經造成部分社會關系(例如醫患關系)的緊張狀態，嚴重損害了專業人員發揮聰明才智、服務社會和企業家群體艱苦創業、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對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威脅。對于這種社會動向，必須鄭重對待。
如何處理收入差別擴大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黨政領導針對“左”的路線下，分配的平均主義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抑制了經濟效率提高的嚴重情況，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我國在赤貧人口大幅減少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情況下適當拉開了收入差距。這種變化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主要由于腐敗和壟斷等非市場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全體居民的基尼系數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認警戒線。十六大根據這種形勢，對我國的分配方針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同時，采取“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政策，以期更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公正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可是近年來，由于預定進行的改革推進乏力，限制行政權力和打破壟斷等有利于縮小貧富差別的措施沒有到位，腐敗活動有增無減，使收入差距繼續擴大，成為社會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
然而在最近幾年的爭論中，少數人極力散布他們對貧富差別過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釋，把大眾對于腐敗的義憤引向錯誤的方向。他們說，目前貧富差別懸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敗和壟斷，而在于市場化改革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他們以此蒙蔽和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轉移視線，把大眾“仇腐”的正當感情引向不分青紅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針對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針對專業人員的合理報酬和企業家的合法利潤；鼓吹對高層經理、教授、醫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進行限制或課以重稅。
面對這種平均主義歪曲，應當對近年來我國收入差別擴大的實際狀況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同時，要采取應對措施有效地解決貧富差別過大的問題。分配政策更是影響深遠，必須審慎地作出決斷。/《中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