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3/11/2008 7:46:50 PM
-- 中國的“特別人大常委”
|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林山
種種信息表明，中國十一屆全國人大將推出一批新的“特別人大常委”。這些人來自中國中央國家機關和學界。數目還不得而知，這是十屆全國人大改革──調整常委會組成結構的繼續。
“特別人大常委”一般只有四十多歲，且有專業背景，仕途正健。全國人大的官員曾說，他們“不是退了才過來，而是干得正火就過來了”。
中國官員的仕途和希拉里、奧巴馬迥異。后者一般是先做議員再競選總統，而中國官員的仕途經歷完全相反──先在黨委或政府中干到省部級，臨近退休進入全國人大成為“議員”，干完一屆徹底退出政壇。
不用和健全的議會制國家相比，這一模式就是在中國國內，也廣受詬病。“官員議員”很難適應日益復雜的立法需求，甚至無法讀懂一些條文，遑論制定和修改法律了。
于是，中共十六大對此進行了改革。“優化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結構”，即是對上述弊政的回應。2003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19名“特別人大常委”，這個數字占常委會組成人員（159人）的12%。
盡管改革具有“修修補補”的特點，但其最初問世卻令外界興奮。
這是一次極具精英思維的改革。全國人大代表有3000人之多，讓這樣多的“議員”開一次高質量的立法會議是不小的挑戰。官方學者們一直推動常委會能成為事實上的“議會”，并讓“精英”來主導立法，將專業化精神植入退休官員們控制的常委會。
五年后的十七大報告，繼續提出“優化組成人員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此舉表明高層對這一模式的認可。但此模式是否收到良好效果？在坊間已出現不同聲音。
質疑的聲音首先來自全國人大機關。有人在私下表達不滿：那些新常委，尤其從中央國家機關來的某些人，無論工作習慣，還是為人處事，官員色彩濃厚，消弱了全國人大機關原有的寬容寬松氛圍。
當然，這種聲音有可能源自利益沖突。此前被調入全國人大機關的9名“特別人大常委”，現在都升至“副部”級，而全國人大機關“副部”職數有限，新來者很可能斷送了別人的上升通道。
而探尋物權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的立法過程，這些特別常委在提升立法質量上也是建樹有限──政治力量仍主導著立法的根本取向，而不是之前所宣稱的“專業化”。
比如，物權法的立法取向必須在優先保護共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中做出選擇，而勞動合同法，則是地位日益上升的工會在主導。
其實，這些新議員本身也是“政治”的產物，是權力之手把他們送入議會殿堂。比如，他們一般都是“戴帽”代表，并通過人大常委會主席團的安排，進入常委的候選名單，再由人大代表們“選舉”出來。
“戴帽代表”是中國議會政治的特有詞匯，中央選舉機構先要將他們的名字發到各省，并明確要求地方把他們“選舉”出來，整個選舉過程，候選人沒機會見到選民。
十一屆人大將要產生的“特別人大常委”也是如此。人大常委會從根本上說，要服從國家對“議會”的根本定位：議會不應是“添亂”機構，目前急需的是議員們能制定出符合高層認可的法律，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進行專業化的嘗試。至于議會的另一作用，如監督財政預算，“監督一府兩院”，則繼續保持問號。
這符合目前中國執政者對民主化路徑的設計，即民主化道路必選先實現黨內民主，至于“議會”民主，則是下一步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