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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7/21/2008 1:05:29 AM

--  揭川震黑幕黃琦被捕:海內外吁公正處理

揭川震黑幕黄琦被捕:海内外吁公正处理

亚洲周刊   江迅

天网主办者黄琦因发布川震救灾中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事件,被捕关押,不让律师会见,家人多次去给他送药,警方也不接收。人们的目光关注著被关押在四川成都看守所的黄琦。三十多天前,黄琦遭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被指为「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七月十七日是检察院是否批准逮捕的最后期限。

黄琦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长期来坚持「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为百姓维权。自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和天网义工一直在都江堰、北川等重灾区,忙於发放海内外委託「天网」捐助的善款和救灾物资。黄琦朋友、中国泛蓝联盟负责人黄晓敏在成都接受採访时说:「地震发生后的五月十五日,黄琦和天网义工们把包括来自各省和海外的一些朋友的善款、救灾物资送去灾区,到五月底前后就去了十五、六次。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也掌握了灾区的第一手信息,这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

天网向境内外发布了一系列政府官员在抗震救灾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种种事件,《四川绵阳曾宏玲因三篇地震网文被警方逮捕》、《东汽死难学生家长集体前往天网投诉》、《什邡阻止三百学生家长去市政府请愿》等。黄晓敏认为,这是黄琦被捕的直接原因。

六月十日晚上,黄琦和几个朋友正在餐馆用餐,被公安强行带走,并被抄家。警方当时的理由是「有人告黄琦诈骗」,在抄家时发现黄琦持有「国家机密」。黄晓敏说,黄琦身处地震最前沿,在五月十五日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被当局认为「政治敏感」的志愿人士,以及多家境外传媒都先到天网中心看望黄琦,转而再去灾区救灾。

当局认为黄琦是联动中转站。黄晓敏说:「黄琦被拘留已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奥运来临,当局要营造宽鬆、和谐的奥运氛围,作出应有的姿态。」黄琦的委託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丁锡奎律师曾从北京前往成都,与黄琦妻子曾丽、母亲蒲文清前往武侯区公安分局递交法律公文和司法诉求。翌日,公安以黄琦「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发出不准予律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丁认为,因涉及「国家机密罪」,却又不出示涉密鑑定,不让代表律师会见,刚於六月一日生效的新《律师法》成了一纸空文。

七月十四日,丁锡奎接受採访时说,黄琦是六月十日被刑事拘留的,目前是侦查阶段,拘留后至今没有批准逮捕的消息。他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於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延长至三十日」。

因此,黄琦是否被逮捕,公安机关应於七月十日前提请检察院批准。丁锡奎说,「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黄琦妻子曾丽对此并不乐观,她在北京接受採访时说,二零零零年黄琦被正式逮捕,是超过规定期限四十多天后才下达的。当年,黄琦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五年徒刑。

黄琦生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九九年夫妇俩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成为中国社会最早的NGO(非政府)民间公益志愿平台之一,曾丽任所长。天网寻人网站开通,黄琦负责网站管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代人寻找失踪或失去联繫的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九九年,天网寻人网站被《北京青年报》评为是年九大网事之一,排名第二;二零零一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举办的活动中,曾丽获「中华爱国之星」称号。

由於天网主办者维护人权的宗旨越发彰显,被人们称为「六四天网」的天网寻人网站多次遭受当局关闭。二零零五年黄琦刑满释放后说:「现在就需要有人先行,需要有人作出牺牲。我走了一百步,就会有人走五十步、三十步,这个社会就进步了。」翌年,天网寻人网站改组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不久在美国註册。黄琦先后获国际上授予的网络自由奖和赫尔曼•哈米特奖等。

黄琦七十多岁的母亲蒲文清是心臟病副主任医师,她说,黄琦当年第一次被关押在监狱里被看守人员殴打,脑积水、脑萎缩,又患有心臟病,平时都用药,这次被抓后,没有再吃药,病情会恶化。她说:「警方说要有医院证明。我们便把华西医科大学、内江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学证明交给了当局,但始终没有回音。多次去看守所给他送药,警方没有接收药品。希望国内外朋友为黄琦呼吁,给黄琦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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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7/21/2008 1:11: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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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民主化而實現現代化

2008/07/20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反思西方民主

張維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后的討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么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我隨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
再告訴我”。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里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博茨瓦納?”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么好的條件,博茨瓦納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40歲”。“那么哥斯達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還是反問:“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于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后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還處于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庄,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 30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里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霉的伊拉克。



  聽眾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 1965年才真正開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么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后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爭議。你們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么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著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游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沉重的代價,最后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挂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厮殺:為什么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20世紀90年代里,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后,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祕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百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去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10萬人,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保持了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 几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后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世界在進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壟斷和特權,新技朮革命又為民主提供了各種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應該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作為后來者,中國在自己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從過去發達國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超越西方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民主觀,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而又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爭取最終后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作者系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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