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10 　來源: 華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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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恆甫︰著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研究部研究員、中非發展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我國首批長江學者之一、深圳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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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們懷有打造經濟強國的雄心是好的，但我們還需要腳踏實地的改變我們目前的經濟模型，那就是應該進行技術創新，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徘徊于廉價勞工模式的外向型經濟的潛力已釋放殆盡，低技術經濟發展模式已到末路。

一、 中國經濟增長的遠慮

（一） 結構失衡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結構失衡問題呈現出不斷加劇的趨勢。主要表現在投資消費比例失衡、城鄉經濟的分割與失調、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矛盾。

（二）社保和醫療制度不健全

中國在關呼國民切身利益的健康醫療、失業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佔GDP比例為2.4%,而從國際比較來看,發達國家行政管理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內,而福利開支佔GDP的比重一般在15%以上,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近的新興經濟體,教育公共支出一般佔GDP的5%,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比例一般也為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也相當于GDP的5%。而中國在教育、健康醫療和失業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顯不足。社保、醫療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不夠，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導致了居民儲蓄率高，消費意願不強烈。而完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改革能夠有效的刺激消費。日本70年代的做法為我們提供很好的範例。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儲蓄率高，消費意願不足。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大舉提高對于社保的投入，10年間政府社保投入從佔GDP的2%上升到5%，雇主承擔的社保投入從3.5%上升到7%。社保制度逐漸健全幫助日本居民儲蓄率自1977年開始出現拐點下降。

（三）制度失衡

當代中國的國家具有強烈的物質主義精神，傾向于追求國家對物質財富的控制。在80年代之前，體現為國家對物質的直接佔有，此後則表現為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迷戀，由此形成了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系。

各級官員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政府權力的運作就偏離了常態政府的合理職能，從而導致經濟活動過程中政府權力與民眾權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系統地采取“親商”政策，在企業與消費者、投資-經營者與勞工的關系中，本能地傾向于前者。政府為了經濟增長，也可以犧牲民眾福利，犧牲生態。

由于在政府權力與民眾權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權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環境下所出現的繁榮，必然呈現為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經濟繁榮的過程也正是部分民眾不滿和怨恨積累的過程。一旦繁榮結束，這些怨恨就會以某種破壞性方式宣泄出來。這也正是中國經濟減速的真正風險所在。

（四）道德危機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僅折射了中國食品行業的現狀，更是把整個中國企業的道德危機展露無疑。這種不注重產品和服務質量，僅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為，必將深深的戳傷消費者的心，嚴重損害中國企業的形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範式，是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道難題。

二、近憂︰面對經濟危機需構建經濟正義

中國的實體經濟困難要比美國嚴重,據人大一個課題組的預測，2009年潛在GDP缺口將進一步擴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不平衡進一步惡化，2009年潛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惡化了85.3%；失業水平將進一步擴大，2009年中國的失業規模將會接近3200萬，調整後的失業率也將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歐洲、美國、日本三大經濟板塊的同步小大幅度下滑將使中國的出口帶來直接的深度沖擊。因此，中國當前經濟影響巨大的出口和進口增速將雙雙持續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為劇烈，預計將出口增速將下降6.9%，進口增速下降6.1%。這導致2009年貿易順差較2008年少增加146億美元，貿易順差的增長速度為-5.5%。

慶幸的是中國政府反應很迅速，立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直至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出台。筆者以為，在這些對策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尤其需要構建經濟正義。

一是經濟增長要轉移到依靠人力資本上來，不能再繼續依靠剝削勞工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1994年曾做過判斷︰“東亞的經濟增長模型，不可能持續”，當時他這個話是針對“亞洲四小龍”的。為什麼？因為他們8%—9%的GDP增長中75%耗費的是人力和物力。當然，後來四小龍技術轉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續發展。上世紀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危機主要是金融危機，制造業所受影響並不大。由于日本擁有一流的技術能力，不僅未出現制造業大批破產的現象，反而在海外積累了巨額產業資本。以日為師，是今天中國的一條好路子。

全球經濟的失衡模式已走到盡頭，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崩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中國過度儲蓄與過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潰，中國出口將在中美經濟的兩極互動中出現結構性和總量性的同步下滑。我們懷有打造經濟強國的雄心是好的，但我們還需要腳踏實地的改變我們目前的經濟模型，那就是應該進行技術創新，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徘徊于廉價勞工模式的外向型經濟的潛力已釋放殆盡，低技術經濟發展模式已到末路。

二是迫切需要解決公平分配和社會保障的問題。在藏富于民的問題上，我們也需要學習日本，日本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起，到1967年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時又增加兩倍。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由此奠定，從制造大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強國。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類似的計劃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使部分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並留下種種後遺癥。怎麼辦？我原則上同意陳志武、謝國忠以及張維迎等提出的把國企民有化的主張，就是說將國有資產中的一部分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將剩下的注入公民權益基金均分給老百姓，以實現還產于民，藏富于民。

在社會保障和民生工程方面，目前是要用好這4萬億的投資，政府可以考慮多在民生問題上加大力度，拿教育、醫療與養老保險這三項來說，我看到的資料數據是30年來，我們共投入1700億元不到，只佔基礎設施的1/6，佔GDP的1%，從這個比例上來說，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還是需要再加大投入。我在世界銀行工作，了解的數據是︰美國對這三項的投入一般是佔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歐國家則更多，高達40%--50%。我們中央提倡的是建設和諧社會，那如何建設呢？這需要消除貧富的兩極分化，需要加大國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的放緩，可能正是中國在經濟上加大建設和諧社會的機會，只要構建了經濟正義，中國就可在危機中走向長遠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