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長江兩岸-中青報：從鄧玉嬌案的輿情看社會的斷裂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發生的幾起事件——“羅彩霞案”、“杭州飙車案”、“鄧玉嬌案 ”等——引發了官民對立。尤其是在後一起案件中，鄧玉嬌因不堪被三個索要“特殊服務”的基層官員的淩辱，憤而用一把修腳刀手刃官員的舉動，被不少網民喻爲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員，卻幾乎沒得到公衆半點兒的同情。這種反差的背後，凸顯中國社會兩個階層——以官員爲代表的權勢階層和以底層民衆爲主的弱勢階層——的對立和分裂。

　　可以看到，鄧玉嬌案再次喚起人們對一些官員貪污腐化、欺壓底層民衆的集體記憶。此前，媒體剛曝出貴州習水官員嫖宿幼女案、四川宜賓國稅局長買處案等，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層官員在民衆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醜陋的化身。因此，“鄧玉嬌案”被網民賦予了極強的象征意味——一邊是擁有政治權力、性權力、金錢權力等強權的官僚，一邊是被侮辱、被壓迫、被剝削的底層民衆。這種二元對立的圖景植根于公衆的潛意識中，且不斷被現實證實。

　　上述鮮明的對立圖景，說明權勢階層與底層民衆的矛盾，已經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幾年，社會學家頻頻用 “斷裂”一詞來概括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在各種斷裂關系中，官民對立，特别是一些基層官員與基層百姓的對立，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正如一些學者所說，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基層政府官員非但不能代表和保護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和非正義的制造者。基層政權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員的行爲不受任何約束，所以才出現“父母官”欺壓人民的事情。

　　基層官民的這種對立，是一系列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的必然結果。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約束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沒有真正地賦權于民，緻使民衆的權益在發展的名義下受到侵害。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背負了制度與結構變遷的代價，卻沒有真正在享受發展的成果，成爲一個沉默無助的群體。

　　彌合斷裂的社會，修複官民對立關系，必須真正還權于民。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從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種種政治社會的制度安排來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權利。因爲，如果公民在上層建築所享有的權利缺失，就無法對其在經濟基礎領域所享有的社會和經濟權利，提供相應的保障。

　　随着互聯網日益深入地界入公衆的日常生活，人們的權利生長方式也正在發生變化，他們不再被動等待執政者賦予自己權利，而是主動去争取本屬于自身的權利。但對于這種變化，執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層執政者，普遍處于一種不自覺狀态，還習慣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對待底層民衆的權利要求。如果不實現基層政府的轉型，不規範和限制政府的權力，不将官員趕到權力的籠子裏去，等待我們這個社會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腳刀的出現。(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