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與周立波

當年《河殤》很紅，校團委和學生會組織播放了3次，場場爆滿，看完後沒人鼓掌，大家都低著頭，默默地離開，也沒有任何形式的討論，甚至是睡前的懇談會也沒人提起。《河殤》的立論太震撼了，說《河殤》是64的戰前思想動員並不夸張。

其實《河殤》並沒有觸及意識形態，更沒有罵共產黨，倒是以中西文明的對比為切入點，探討的中國經濟落後的根源。他大概說的是這麼個意思︰西方文明是重商主義的，侵略性的，面向海洋藍色文明；而中國從來就是重農輕商的，是防御性的，是面向內陸的保守的黃土文明。西方人的行為都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鴉片戰爭就是例子，為了賺錢，政府可以出面為商人打仗。而中國人卻講究重義輕利，連鄭和下西洋也只是為了播撒皇帝的恩澤，不是為了征服或經商，和有相似的航海成就的哥倫布相比，一個賠錢掙吆喝，一個卻發了大財，歷史的影響力大不相同。最能體現中國人性格的東西就是長城了，遇上麻煩就砌個高牆把自己家圍起來，卻不會想到打到外面去，到外面去看個究竟。扭轉中國經濟的落後面貌，就要開放國門，面向海洋，走向世界，“長城，我為什麼還要謳歌你呢？”這句，很有沖擊力。

改革開放頭十年，隨著《大西洋得來的人》，《跟我學》，MJ， 霹靂舞進入中國，西方發達的物質生活也呈現在了人們面前，汽車洋房，冰箱彩電，開PARTY, 過聖誕節。官方不斷地強調“資本主義雖然物質發達，可人們唯利是圖，精神空虛，而我們卻精神飽滿，追求進步，品德高尚……”雖然旨在歪曲西方， 但一切道德說教都已經變得蒼白無力了，《河殤》告訴了我們，如果能夠像美國一樣有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重商主義也沒什麼不好。

記得那時有一個美國電影《From the Terrace》，保羅紐曼演的，一個年輕的銀行家，為了愛情，選擇放棄即將到手的成功。對當時的大學生來講，這個議題太遙遠，有一句台詞，中文是這麼講的“作為一名有為的美國青年，最求財富就是最高的理想。” 全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對大多數人來講，民主和人權並不成為一種需求，甚至根本就不是個問題，而反官倒卻可以獲得廣泛共鳴。只許官倒不許民倒，大家當然群情激昂。

鄧小平的一句“發展是硬道理”無疑是對唯利是圖的社會風氣的官方加持。就像MJ並不等于美國文化的全部一樣，重商主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早期的民運和共產黨一起聯手，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價值觀，使整個民族不僅誤讀了西方，還誤讀了世界。前幾天，上海新竣工的商品房倒了，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很明白是怎麼回事，很難說劉曉波們對這一切就沒有一點責任。

中國人對西方的崇拜主要還是物質上的，周立波說“美國赤佬”並不是說上海人就看低美國人了，而是體現一種人們感到和美國平起平坐以後的喜悅心情，原來只能“仰視”，現在也可以拍肩膀，喊綽號了。

周立波之所以會紅，原因當然是他有生活積澱，在商業社會中闖蕩十幾年後搞的創作要優于在滑稽劇團閉門造車的成果，他的表演倒是反映了廣大上海人的心聲，同時也是當代中國人的心態。

按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所謂信仰，所謂人權，不是愚蠢的就是虛偽的，要麼就是遏制別人的說辭，對別人講道德，自己卻大搖大擺地發財。以周立波的理解，薩克奇的腦袋是“絕對被槍打過的”，周立波自稱是個穿西服，喝咖啡的，“達賴能給你們法國什麼？”除了雙手合十，就沒有“花頭”了，“我們敬愛的溫總理用儒家的方法來個環法游，100億的訂單就是不給你”“（又氣又急的樣子）死儂！”

法國人有沒有被“死”不知道，中國人認為法國人會很“”是知道了。

瓦斯彈2009、07、03  /  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