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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7/19/2010 7:24:19 PM
-- 易中天︰中國人為什麼不肯承認錯誤？
易中天︰中國人為什麼不肯承認錯誤？
新京報
作者︰易中天
1 認錯曾經要資格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認錯這事，越來越難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氣大、粉絲多，就越難。要麼矢口否認，要麼一聲不吭，要麼倒打一耙，要麼把水攪混，甚至把質疑他的人統統說成是“文化殺手”。痛痛快快說聲“對不起，我錯了”的，幾乎沒有。就算有，也鳳毛麟角，屈指可數。
于是國人感嘆︰這究竟是怎麼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似乎很鼓勵認錯。誰不知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蝕）焉”（《論語•子張》）？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這其實要有資格。資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時代，君子首先是貴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這樣的人，犯了錯誤，當然都看得見（人皆見之）；改正錯誤，當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錯誤，有可能“人皆見之”嗎？不可能。改正錯誤，有可能“人皆仰之”嗎？更不可能。認錯，是不是要有資格？
所以，認錯曾經是一種貴族待遇，也是一種貴族精神。那時，一個真正的貴族，如果有錯，要麼自己辭職，絕不等別人彈劾；要麼自己去死，絕不等別人動手。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殺不可辱”。至于“小人”，則根本就不存在認不認錯的問題。他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沒資格“自裁免辱”。這就叫“禮不下庶人”。
秦漢以後，貴族慢慢地沒有了。最後只剩下兩個等級︰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員，所有人都沒資格認錯，只能“認罪伏法”。甚至沒有罪，也要聲稱有罪，比如上奏時口稱“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無罪而稱死罪，哪有真實可言？不過是一種“姿態”。真正的錯誤，也就不會有人去認。結果，認罪也好，認錯也好，便都變成了“表演”。
2 認錯曾經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為只有皇帝，才有資格認錯。方式之一，則是在遭遇自然災害時下“罪己詔”。這看起來是 “嚴以律己”，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鬧地震發洪水，是因為皇帝“失德”嗎？那他豈不是神？這就正如他們的“稱孤道寡”，你說是謙虛還是自夸？
然而效果卻極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頌聖之聲，不絕于耳。可見所謂“罪己”，名為認錯，實為表功；名為自責，實為標榜。實際上聖賢們講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錯就改，固然因為瞞不住（人皆見之），也因為有紅利（人皆仰之）。那麼，沒人看見，或者沒人捧場，還認錯嗎？多半不會。就算儒家主張“慎獨”，做到的也沒幾個。道理很簡單︰既然是表演，沒人喝彩，誰肯粉墨登場？
有趣的是，這樣一種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時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為所謂“斗私批修”，乃是一場全民的“道德運動”。目的，則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義上的“君子”。于是，每個人都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每個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閃念”。當然，每個人也都要檢討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罵自己。那些把自己罵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領導表揚、群眾肯定，在掌聲中體面地下台，甚至成為幫助別人的“先進分子”。那可能是中國人最肯“認錯”的時期。只不過，事後想起，卻是驚恐莫名和羞愧難言。許多人今天的不肯認錯，就源于對那場運動的“心有余悸”。
3 認錯曾經很危險
事實上，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贖的途徑，逼人檢討也是搞垮別人的手段。因為一旦檢討，承認錯誤，就意味著“有了污點”，在氣勢上就“落了下風”。就算這會兒不整你，把柄卻落到別人手里了，隨時隨地都可以翻出來，老賬新賬一起算。我們畢竟不是皇帝，誰都擔不起這風險。
其實就連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臨天下”，是因為“奉天承運”。這就不能犯錯誤。犯錯誤，就不是“天之驕子”了。也因此，皇帝決不能認錯，更不能懺悔，最多只能後悔，比如“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檢討自己。但那責任，卻全在酒。說到底，還是不負責任，因為他根本就負不起。
皇帝都擔不起的，官員也擔不起。何況“受命”的是皇帝，“親政”的也是皇帝，怎麼能向官員問責？不能問責，就只能“問罪”。罪責不明，就只能“誅心”。誅心，就是問動機，比如問官員“是誠何心”，也就是問他“居心何在”的意思。這其實也是問不得的。什麼叫“居心不良”？最起碼也是“謀私”，弄不好就是“謀逆”，誰擔得起？也只好極力洗刷自己，設法栽贓于人。大家都標榜自己“動機純正”，指責政敵“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陰謀不可。最後，陰謀論和動機論，就成了派別斗爭的常規手段。這時，還有人敢認錯嗎？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過去的苦難記憶猶新。這就使許多人成為“驚弓之鳥”，十年怕井繩。所以，我雖然堅決反對“陰謀論”和“動機論”，但對懷疑他人動機的被批評者，還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4 不會認錯又如何
這，大約就是中國人的“認錯史”。由于這樣一種歷史，我們已經不肯認錯，不敢認錯，也不會認錯。比方說，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該向誰認錯。曾經有某官員私生活出了問題，檢討的話卻是“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其實他那檔子事，頂多對不起老婆，跟黨和人民有什麼關系？這樣“大而無當”的認錯，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會認錯，也就不會道歉。曾經有某媒體，因“報道失實”向某機關道歉，其實這個機關，或者部門，或者單位，是靠納稅人的錢來維持的。納稅人的錢怎麼花，有沒有鋪張浪費，媒體當然可以質疑，可以監督。就算報道不夠準確，有誤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該對讀者，哪有向監督對象道歉的道理？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
不會認錯，也就不會批評，甚至不會提問。比方說，開口就問人家的動機，甚至預設一個“道德污名”，問人家是不是。同樣，要為自己或自己人辯護，也是拿對方的動機做文章。其實動機這事，往往無法證明。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毫無意義。有分量的批評，都是擺事實、講道理，或者看事實有沒有出入，或者看邏輯有沒有漏洞，然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這種方法，我們常常不會。
實際上，對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難真正地了解別人。自己的錯誤都不能發現，又豈能抓住別人的要害？也只能糾纏于表面現象和枝節問題。大家都不講事實，不講道理，思維能力和國民素質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無期日的事。認錯，是不是很重要？
5 學會認錯待何時
那麼，我們何時才能學會認錯？恕我直言，恐怕任重而道遠。別的不說，面子這關，就多半過不去。
中國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無滾圓，人無十全”；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別人出錯，更不能容忍別人挑錯。在我們看來，犯錯誤是丟人的。犯了錯誤又被“揪出來”，就更丟人。這人如果還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鱷、江湖大佬、學界領袖，那就丟死人了。不但自己丟人，還會連帶親朋好友、哥們姐們、徒子徒孫，一起沒有臉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認賬，粉絲擁躉們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賴，誓死捍衛。哪怕說得漏洞百出、邏輯不通，也得死扛著。死扛著也振振有詞︰對社會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會導致斯文掃地、體面無存，打擊我們民族的自信心。
這可真是奇談怪論！難道我們民族的臉面是紙糊的，一捅就破？難道我們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煉，事實就是事實。認不認，事實都不會變。不認，只能顯得心虛；認賬，則至少像條漢子。比較一下，哪個更體面，哪個更丟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過頭，更反對“全民扒糞”，那將變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寬容的前提是認賬。認賬不等于認錯。認錯是承認錯誤，認賬是承認事實。認賬之後，錯與非錯，還可以討論商量。但如果連事實都不承認，那就什麼都談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學會認賬，即弄清事實。這是“真偽判斷”。然後，才能討論是對是錯。這是“是非判斷”。至于“價值判斷”和 “道德判斷”，只能放在最後，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往往是反著的。事情還沒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開始了。這樣一來，誰還敢認錯？只怕連賬，都不敢認。“事實判斷”都難如蜀道，“糾錯機制”豈非侈談？我們前面的路，還真不知道有多長。
-- 發佈時間：7/20/2010 12:46: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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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农民当城里人是福是祸？ 2010/07/19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千万农民当城里人是福是祸？ 中国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户籍改革，力争在2020年将1000万农村人口转为市民。有分析人士说，千万农民进城当市民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在地价日涨的今天，让农民以土地换取城市户口的做法，恐怕是对农民的再一次剥夺。 重庆市政府7月12日决定开始启动涉及千万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以农民自愿转户为原则，建立农民以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换取城市户口的弹性退出机制。 据重庆方面统计，2007年全市富裕农村劳动力在900万左右，但受制于现行户籍制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实现真正的转移。2009年重庆总人口的51%是城市常住人口，但户籍城市化率从1997年的25%增加到28%。现在，重庆市政府力争到2020年户籍城市化率增加到60%到70% 重庆市政府出台的1000万转户计划的首批为310万农村人口，主要由农民工、农村籍的中专学生和农转非人员组成。 *户籍改革兹事体大* 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说，户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赋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让农民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获得平等国民待遇。 来自重庆的网络作家冉云飞认为，改革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他说，据一份调查，只有1%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99%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去。 冉云飞说，无根漂在城市的农民工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的话，那么他就漂着，又不想回老家，但是城市又不接纳他，他就没有归属感。这样的一些人对社会的稳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相当的大。你要知道，一个无根的，漂萍的人，他的思维、理性、对未来的预期是很难让人琢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重庆市长：城乡八件衣服可同穿3年* 然而，另外一份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进城，他们担心，在城里生活不下去该怎么办？ 据报，重庆市政府为此设计了一个弹性退出制度。重庆市长黄奇帆被中国媒体引述说，城市户口捆绑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农村户口捆绑着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重庆决定，在给农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暂时不硬性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暂时保留农民对土地、林地和宅基地的收益，缓冲期为三年。 *刘开明：对农民的另一次剥夺* 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的刘开明说，土地与宅基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最后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当土地增值时，土地更成为农民的财富。刘开明说，现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极具价值，比如浙江、广东等地，地价昂贵，很多公务员为了分到土地和宅基地，把自己转为农村户口，成为农民公务员。 刘开明说，在这种局势下，让农民用日益增值的土地来换取相对而言并不算很值钱的城市户口，恐怕会形成对农民的另一次剥夺。 他说：“很长的时间，农民是一无所有，国家的公共资源、社会保障都不能覆盖农民，如果现在让他们变成城市户口，而其他的保障并没有相应跟上，因为哪怕城里的社会保障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另一次对农民的剥夺。” 刘开明希望，重庆让农民进城当市民的同时，应当赋予农民转租获出售土地的权力，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 来自重庆的冉云飞也认为，必须有配套制度支持农民转城市户口，比如土地流转，让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他说，中国农民正是亚当斯密所称的“理性经济人”，绝不会愚蠢地去出卖土地，让自己失去保障，失去生存缓冲地带。 *冉云飞：开放户籍是户籍改革的根本* 冉云飞说，重庆的户籍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户籍改革的尝试。但他认为，所有的户籍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没有触及根本的户籍改革。 他说，自1958年中国建立城乡二元制度后的52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形成天然的歧视，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冉云飞认为应当放开户籍，让全国民众，包括农民享有迁徙自由。 刘开明持同样观点：“公民有权在任何地方生活，户口只是在居住地、工作地的一个登记。应该取消户口背后的社会福利的差异化，歧视性的社会排斥制度。” 一些观察人士敦促中国政府全面改革户籍制度。他们说，这种制度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形成歧视。 然而，户籍改革一直被视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改革。在人们形成城镇化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趋势的共识的同时，不少人担心，亿万农民转户籍当城里人，中国城市是否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以及失地农民进城后谋生不易导致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城市人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问题，以及城市贫民窟大量出现、环境、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end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