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權力與金錢的傲慢和被遺忘的弱者

  許知遠    

陳毅聰雙唇緊閉，神情憂傷，站在2002年8月1日的《遠東經濟評論》的封面上，用紅框圈起的“IN COURT”圖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襯衣上，襯衣下是明顯單薄的身體。他住在北京東郊的一間簡樸的房間里，家中唯一的電器是海爾沐浴電熱器。“像我這樣的人，又能有多大影響力呢？”陳毅聰向《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電熱水器的生產者、中國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爾集團將他推向法庭，後者相信這個25歲的年輕人在網上寫作、並被一些雜志轉載的一篇文章，“誹謗”了自己的聲譽，勒令在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收回轉載這篇文章的雜志，向他索賠30萬元。

我記得那天的憤怒。那時我剛進入新聞業，滿腦子是鮑勃•伍德沃德、卡爾•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林肯•斯蒂芬斯的揭黑新聞式的光榮夢想，年輕的小伙子們敢于挑戰最高政治權威、商業托拉斯，他們的報社則堅定不移的站在他們這一邊。一個美妙的社會不正是這樣運轉的嗎，沒有人擁有絕對權力，政治權力、商業力量與新聞輿論彼此制衡，相互令對方不安，如果一切難以制裁，那麼最高法院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仲裁者。我喜歡埃德蒙•柏克那個著名的觀點︰自由是什麼，它是不同的社會力量彼此制衡時，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間。

陳毅聰看起來不像是個浪漫主義的挑戰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何特殊之處，所有材料都選自公開的資料，只不過他將這些公開材料賦予了某種疑問色彩——海爾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現得那樣光芒四射。這樁被廣泛討論的訴訟案最終不了了之。開庭前，海爾撤回了訴訟，陳毅聰成為了勉強而短暫的英雄——大衛無意中挑戰了哥利亞，最終還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陳毅聰與海爾的故事。四年的記者生涯之後，我頭腦中那些對新聞業的浪漫色彩日漸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會公器的新聞媒體，似乎都命運多舛，那些比陳毅聰更有專業精神的職業記者，在嘗試了幾次令人贊嘆的調查性報道之後，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調查者對他們的限制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蜂擁而來的有冤屈的公眾將他視作一個權力中心，紛紛向他們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煥發了一種意外的生機，那些被新聞記者提及的政府官員、或是商人，突然言之鑿鑿地用一種新的語言來為自己辯解——你不要亂講，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們的名字、他們的肖像、他們一直並不在在意的名譽，突然間變得神聖非凡，他們要拼死捍衛。而面對控告的新聞記者，卻似乎找不到對應的武器來保護自己。

對于很多記者而言，只要將他們的目光從這個條充滿壓力的荊棘路偏轉開，就可以看到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地，數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報道、被贊揚。年輕的記者們可以被邀請去住五星級酒店、坐商務艙，只要听從公關公司的安排，你可以過上舒適的采訪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濫用這種權力，公然的接受賄賂。

于是，新聞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護；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太多的誘惑，隨時可能被腐蝕。缺乏真正獨立精神的媒體總是處于某種不成熟狀態，一些時候，它夸大自己的使命，新聞報道帶有了過分強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跡；另一些時候，又陷入了犬儒主義的泥淖……在這兩種極端情緒的搖擺中，新聞的基礎——對事實的追查、對真相的探求——卻經常被遺忘。所以，盡管新聞記者經常自稱為“社會公器”，我們卻清楚，我們並未付出匹配的努力，贏得對應的尊重。

新聞業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釋我們的公共生活中越來越強烈的權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來自于官僚體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還要加上一層的新的含義，權力與商業力量達成的一種新的聯盟，地產商的轟隆隆的推出機橫掃出的一片片廢墟，象征了商業的能量，從一切束縛中解脫出來，它無視那些站在廢墟旁的個人的無力身影。

像四年前的海爾集團與陳毅聰的官司一樣，過去一個月中，富士康科技集團與《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間的戲劇性的案件，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萬元的賠償金額，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從訴訟最初的核心——報道是否準確——轉移到了別的方面。新聞媒體與公眾表達出的潮水般的憤怒情緒與其說是針對具體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說是一個受困的社會的不滿情緒的集體釋放。人們目睹著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劇，看到了權力與金錢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種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達渠道的時代，普通人對此深感無力，不知如何應對，于是強者變成了傲慢，而弱者則充滿了偏見。

所以東北一起交通事故，演變成全國性的“寶馬案”，因為它其中蘊涵了財富與貧窮、權力與無力的懸殊感；任志強公開為高房價的辯護，則引發了對全國性的對地產商的不滿情緒……

從《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翁寶口中“這是媒體業的911”，到 “這是新聞同業的勝利”，這一案件的轉折充滿了意料之中的戲劇性。富士康公司最終將起訴對象由兩位個人轉向《第一財經日報》，索賠金額降為1元錢，它收斂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對新聞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記了最初3000萬的索賠中蘊涵了多麼強大的暴力邏輯。

按照現代社會的興奮與遺忘的速度，可以預料，人們將很快對這一事件失去興趣。但是，我們尚不清楚，我們該如何安撫社會中醞釀的那種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緒，該如何減少那種不加掩飾強權邏輯的傲慢，看起來，它們仍都缺乏對應的制約力量。更為關鍵的是，在這一爭吵中，最初的被報道者、被同情者，工廠中那些被過度辛勞的勞動者們，卻可能再度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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