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書記、薄熙來書記的“號角”
　　
　　 民諺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指“新官”甫到任有新語言、新舉措，體現新風格。有的官員發出了洪亮有力的語言，于是，就有媒體稱之為“號角”。比如，2008年初，人們听到了一聲“號角”，“汪洋在近兩個小時激情洋溢的講話中，至少有22次講到‘解放思想’。…30年前，廣東就是依靠‘解放思想’的法寶，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穩穩坐上中國經濟總量第一把交椅；30年後，還是這片熱土，‘解放思想’的號角再度吹響。”（《南方日報》），然而，是廣東省範圍內的“號角再度吹響”，還是全國範圍內的“號角再度吹響”，似乎尚無定論。
　　
　　如果“新官”們的話語和舉措能夠這樣被稱之為“號角”，這兩天，草民似乎又听到了另外一聲“號角”，也來自一位“新官”，就是2007年底履新重慶省委任上的薄熙來書記，而這聲“號角”，是貨真價實的，確有其聲的︰
　　
　　人民網6月24日轉載《重慶日報》的報道，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推薦的27首經典革命歌曲，將在全市大中小學生中傳唱。這27首經典歌曲是︰八月桂花遍地開、紅星歌、盼紅軍、共產兒童團歌、五月的鮮花、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太行山上、游擊隊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保衛黃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歌唱祖國、讓我們蕩起雙槳、我的祖國、打靶歸來、我是一個兵、英雄贊歌、繡紅旗、我和我的祖國、祖國慈祥的母親、媽媽教我一支歌、長江之歌、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歌聲與微笑、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同一首歌。
　　
　　此一舉措，草民以為確實頗有“號角”的意味，因為其象征著一種價值觀、意識形態觀的重新呼喚，盡管多年來如此大張旗鼓地在地方一級進行這樣的倡導顯得有些“新穎”，且也許在重慶來說算是一個“新”的開始。在文化藝術商業化氛圍的長期燻陶下，如何建立中國自身的、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取向，可能也是一種導向性的舉動。
　　
　　在很長一個時期，文化、藝術話語權一直為文化、學術精英們所把持，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火爆，日潮、韓流盛行，美歐之風勁吹，美其名曰“接軌”、“多元化”，而具有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特色的東西，有意無意地在文化藝術把持群體的圈子內日漸邊緣。好像無論什麼年齡段者，都會淹沒在兩性之間“愛”得死去活來的嘶喊、呻吟中，且是那種“今夜你回不回來”的萍水之“戀”。一些號稱“偶像劇”的內中情節，主角的“愛人”像換衣裳那樣隨便。
　　
　　但是，2008年發生的一件大事，也即藏獨鬧事，美歐西方發達國家借機配合，對北京奧運火炬境外傳遞橫生枝節、百般干擾、竭盡羞辱之能事，特別是美歐主流媒體的作假、造謠、歪曲、污蔑，在中國青少年、特別是最直接接觸美歐文化的海外留學生、華人內心激發起一個積聚已久的意識的強烈迸發，那就是強烈地感覺到，應該有一個賴以依存的精神家園，有一個賴以自豪的民族形象。然而，在皇上太後、格格貝勒、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韓流日潮、商業大片中，似乎難以找到這樣的歸宿。
　　
　　在薄熙來書記推薦的歌聲中，有如“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是美景，“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伙兒心胸多寬廣”是青春，“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是分明。這樣的一些詞語，再配之以那樣優美的曲調，民族味十足，意境也高遠，上口也容易，更可以勵志。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大量來自災區的報道，鏡頭前的災區青少年群體，就是“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伙兒心胸多寬廣”的現實寫照。
　　
　　薄熙來書記推薦的這些歌曲，應該說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起碼的歷史觀和現實觀，在其中可以找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脈絡，找到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目標，找到社會主義社會倡導的話語體系，應該說，既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倡導這樣的歌聲，而且，這些歌曲中的大部分作品的藝術價值，也堪稱“經典”，經得起藝術標準的檢驗。
　　
　　如果把時間前推一點，上海也吹響過一聲“號角”，那也是對事關青少年價值觀的一件轟動一時的“公案”的決斷。
　　
　　2007年9月，飄揚著新自由主義大旗的《南方周末》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嘆息，因為“上海二期課改歷史教材遭停用 曾被指弱化戰爭”，據說這本“二期課改歷史教材” 醞釀８年、試用３年、推廣１年，其獨特之處是徹底顛覆了“傳統”，把一部真正的歷史，寫成了所謂“文明史”，而這個“現代文明史”的特征就是與西方主流“接軌”、“融合”。
　　
　　2006年，圍繞此“新編”；歷史教材，曾經發生過網絡輿論與主流媒體之間的“不平衡”論戰，在主流媒體上，有代表性的聲音來自“著名學者”朱學勤，其主要觀點是“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是文明、開放、面向世界的思路，…不贊成魯迅對中國歷史的這種講法（人吃人的歷史），魯迅的這種歷史觀就是過去農民起義歷史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的小孩飽讀水泊梁山這些相互砍人的東西，再讀到魯迅對中國歷史的大簡化，他會飲鴆止渴…如果僅僅局限在過去殖民和反殖民的歷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灘的那一條街就沒有理由存在了。”，社會賢達余秋雨先生也發話，說“前段日子上海改了歷史教科書，是個很大的進步。可是面對一些質疑聲，我們為什麼不大聲亮出我們的觀點呢？”
　　
　　在“大聲地亮出我們的觀點”之後，2007年，此教科書擺上了學生的課桌，然而，2007年9月，一本顯然是匆匆忙忙臨時編就的，頗具“傳統”色彩的歷史教科書，取代了這本“醞釀８年、試用３年、推廣１年”的精心之作。就是說，只是一種毅然決然的舉措，就是表達了一種“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的態度，雖然《南方》們滿腹“委屈”，但並沒有擋住這個“顛倒”，因為這是一聲“號角”。
　　
　　如果不是“巧合”，草民猜測這聲“號角”與另外一位當時的“新官”有關聯，就是2007年3月始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習書記到上海後，所謂“文明史”很快被棄用，應該說是有深遠意味的。就是說，中國的青少年，應該站在什麼視角來認識自己國家、世界的歷史。有人說所謂“文明史”客觀，然而，所謂“文明史”中所淡化的，恰好是“文明發達”們血腥的、客觀的發家軌跡，所謳歌的，偏偏是“文明發達”們的“文明”面紗。
　　
　　有一個例證，就在此次全球華人、特別是青少年學子愛國主義浪潮中，一些學子從中外史料中找出了西藏歷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鐵證，而如果在具有英國殖民者思維的歷史觀中，這個事實將會被顛倒。“文明”在不同的利益訴求下，是有區別的。
　　
　　“號角”聲聲吹，各有各的吹法，在“號角”聲中，人們看到了“個性化”，但有一點，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書記就要吹符合共產黨這面旗幟內涵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