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太平洋兩岸-爲什麽中國知識精英堕落成“民主恐怖分子”？

倍可親:發轫于美國的互聯網，成爲了全世界孫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個天大的擂台，在一個全球尺度的視野内，無數偶像和權威原來都是些經看不經用的銀洋臘槍頭，大到瘋迷世界的“美國夢”，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話，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師泰鬥，紛紛被山寨版的“齊天大聖”們打下擂台，這不僅出乎話語權壟斷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網絡延伸了我們的視野和思想，自然也打開和延伸了中國學術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門背後的講台，然而，使我們這些民間草根瞠目結舌的是，在高據講台的那許多中國學術精英們（主要是社科類）身上，我們沒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對真理的忠誠，卻看見了這個群體中絕大部分人的淺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惡，看到了這個階層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一種報複性的瘋狂仇視。

　　在目前這個物質世界豐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卻浮躁紛亂的大環境中，在以大學和研究所爲舞台的哪許多知識精英之間，彌漫着一種因爲對權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識形态化的濃厚情緒，這種情緒占據了知識精英的大腦，使得他們無志于研究治學，無志于實踐求索，無志于國家民族的未來，更沒有“吾侪不出，如蒼生何” 的偉大使命感，在這種泛意識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們舍棄了自己的本行專業，緻力于在中國思想界和經濟學界，持續不斷地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對中國全社會、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國運的破壞運動。

　　實際上，不管是春秋戰國的“百家争鳴”，還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不管是東晉士子的佛玄歸流，還是宋明的“ 心學”、“實學”，不管是清朝的考據訓诂，還是“五四”時候的啓蒙救亡，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始終是中國社會的主要設計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來，目前的中國知識精英集團，作爲一個整體，已經堕落成最爲不學無術、最爲道德堕落、最辜負民族期望、最沒有學術貢獻和最缺乏時代方向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自甘淪喪的“僞知識分子” 階層，他們在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大衆心目中，既沒有道德權威，也沒有學術建樹，更沒有引領啓蒙民衆思考行動的号召力與執行力，普遍受到社會的懷疑、嘲笑、甚至否定。這種被整體蔑視的産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時期的思想鉗制，也不是“嗡嗡嗡”時期的刻意醜化，而是産生在社會地位尊崇、研究經費充裕、思想領域相對開放、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現在，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震驚和思索。

　　知識精英階層的“仇恨”來自于何處？

　　第一，可以說，中國目前知識精英階層對當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個使整個知識階層顔面掃地的年代，從批判馬寅初的 “新人口論”到“反右運動”，從專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師集體虐待爲“臭老九”，知識分子作爲一個集體全面蒙受極大羞辱，其程度之嚴重雖是元朝滿清亦不能比也。這一個非常曆史時期的悲慘際遇，讓許多經曆過和未經曆過的知識分子，在心中銘刻下了不可磨滅的集體恥辱和集體仇恨，所以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知識精英和普羅大衆的看法猶如天上地下不可調和。

　　在尋找悲劇根源的時候，知識階層痛定思痛，他們一開始就把目标鎖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權制度上，爲了自己不再承受這種羞辱，爲了民族不再繼續這種痛苦，所以，嗡嗡嗡後曆經數次思想反思，他們認定了一個目标，那就是要用“民主選舉”來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但是，在知識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權”的過程中，他們始終頑固認爲，1978年以後的曆屆政權，繼承、延續甚至強化了原有的專制集權，所以，他們完全有理由在這些後來的政權身上，延續和發洩自己的憤怒與仇恨，“民主”和“人權”成了知識精英奮鬥的目标，也成了他們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會主義陣營經過1990年後的潰敗，西方世界成爲唯一的勝利者，這更堅定了知識精英階層的信心和決心，在這個時候，對“民主”、“憲政”的探索，逐漸演變成一種漠視國家民族未來的“顔色革命”，演變成一場自我尋找尊嚴的“複仇之戰”。

　　從今天來看，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三十年中，知識精英又不知不覺犯了一個刻舟求劍的嚴重錯誤，那就是他們認識不到，目前中國的政治形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從專制主義逐漸演變成了一種集權性質逐漸淡化的權威主義，其封建色彩已逐漸淡化，社會民主黨的色彩卻在漸漸濃厚，即使在基層政權中仍然存在極大的官本位意識，貪腐行爲也呈洪水猛獸之勢，但是，這畢竟不是主流，中國社會的矛盾還遠沒有激化到需要改變政權性質的程度。另外，要用幾十年的時間，來抹去幾千年留下的曆史印記，這本身就沒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知識精英們堅決不承認、更不接受這一點，他們用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标簽，來掩蓋自己其實是社會制度破壞者的事實，他們頑固地站在所有社會管理行爲的對立面，無論對錯與否、不管青紅皂白的反對心理，已經變成了知識精英們潛意識中一種如同排洩反射一般的本能。

　　因此，在現有體制下，強力政府與知識精英之間的關系，就類似于一個權威家長和一個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間的關系，家長大權獨攬，行事強迫，少年則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間自然處于一種隐蔽的鬥争狀态。父親讓兒子苦練鋼琴，兒子偏偏不學，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練，于是懶洋洋消極怠工，還要悄悄用小刀劃爛鋼琴的漆面。這種破壞性爲必然會招緻嚴重的懲罰，而懲罰則讓兒子更加痛恨鋼琴，在他眼裏，鋼琴就是專制的象征，隻有一有機會，他絕對會把鋼琴一把火燒成灰。

　　但是，情況早已發生了變化。

　　随着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額财富積累，知識精英階層對權力集中的不滿，已慢慢從爲民請命的立場，轉化爲财富分配方式的訴求，知識精英不滿于國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國有企業之手，希望用“民主 ”和“選舉”來分得權力甚至是奪取權力，但是，這個階層在各種場合表現出來的幼稚的管理觀點和偏激的政治主張，得不到官方的順應和民衆的廣泛支持，精英階層就把這一切歸咎爲專制制度和專職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們堅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戰，不約而同地把意識形态強加到大學的講台上去，灌輸到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和技術中去。

　　精英們向中國所有有價值的領域，發起了一系列的破壞運動。

　　精英們認爲是傳統文化支撐了集權的存在，所以，傳統文化變成了他們的靶子，他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和想象，把美國塑造成一個連美國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們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實隻是用來砸毀一切中國傳統的暴力工具，隻要是不符合西方價值尺度的觀念與道德，都會被他們拿來進行閹割和切除。

　　精英們認爲被洗腦的愚民支撐了集權的統治，因此，這些愚民又被咒罵爲“義和團”。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弱階層，成爲了他們攻擊權力的“闆磚”，但這些“闆磚”扔完之後，他們又稱之爲“無法帶入現代化”。所以，厲以甯才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隻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爲什麽窮，因爲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所以，複旦教授朱學勤才會氣急敗壞，把一場奪取幾萬人生命的地震，詛咒爲對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們認爲是傳統道德阻礙了“民主思想”的貫徹，所以，便以不負責任的極端自由主義和反道德行爲來摧毀傳統道德，所以，“範跑跑”才會把自己違反人類公德的自私行爲，吹噓爲最符合人性的反國家暴政的鬥争。被學生砍死在課堂上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一邊把女研究生抱在懷裏，一邊抨擊亵渎法制的貪腐行爲。至于那個叫李銀河的具有強烈窺視欲的幹癟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頌成了一個翻天複地的偉大革命。

　　因爲中國國家主權的完整阻擋了美國大兵的軍靴，所以，精英們又推出了“人權高于主權”的口号，企圖用“人權”來撕開中國國家的大門，建立起一個歡迎“皇軍進村”的“人權維持會”。

　　精英們認爲中國的糧食生産能力支撐了中國社會的穩定，而這種穩定又爲集權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間，于是，茅于轼才會代表美國人民來抗議中國的土地保護政策，他認爲中國應當到國際市場去購買糧食，可如果買不到糧食，那就說明中國人自己出了什麽問題。對于遲遲沒有到來的中國社會動蕩，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經是隻管宣傳目标，不顧邏輯通順。

　　說穿了，目前中國的知識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實際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選舉”的辦法來奪取政權，至于說“奪權”以後，怎麽來解決中國現有的各種困難，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如果有人問及，他們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來充當所有答案，實際上，對于中國的問題，這許多連自己的個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塗的“低能兒”，他們根本沒有實際能力來領導社會、指引人民。他們無視這個世界上國際鬥争之間的弱肉強食，他們無視中國國内的具體國情，他們無視自己的奮鬥目标将會給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隻是爲“民主”而“民主”，爲“選舉”而“選舉”，一旦目的沒有達到，便陷入了一種“逢共必反”的偏執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們的眼睛，使他們心中隻裝滿了對權力的“恨”，卻失去了對民衆最基本的人文之 “愛”，他們将遲遲沒有等到“民主騷亂”的憤恨遷怒于全民族，以“民主”爲兇器，巴不得将這個民族所擁有的一切破壞殆盡。

　　這些失去了大腦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們得到了政權，他們在改革中遇到了解決不了的問題，就隻會說是民主還不夠徹底；倘若搞到國家崩潰，他們又會說中國的龐大本身就基于專制的大一統傳統，分裂成幾個小國反而更好；而最後出現民族毀滅，他們更會冷酷地認爲，中國人口多、素質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現代化。就因爲中國實行不了知識精英們需要的的那種政治體制，所以，他們便對整個民族進行一種集體懲罰式的詛咒。

　　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

　　然而，在沒有實現用“憲政”來奪取政權的目的之後，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們，又反過來投靠國内外各種各樣的利益團體，争先恐後加入了各種以前他們口誅筆伐的腐敗鏈條，但同時還念念不忘把各種理論光環呆在自己頭上，所以，才會有人赤裸裸地宣稱自己“爲富人說話”、“經濟學家就是爲利益集團服務”。

　　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識精英階層的種種惡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權威，使大衆更難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權和制衡的真正意義，從這一點說，知識精英實際上起到了 “反民主”的惡劣作用。所以，在這種社會心态下來實行拔苗助長式的“民主選舉”，中國的結局不會好于韓國和泰國，甚至不會好過菲律賓，這種“民主”給中國人帶來的命運，隻會是一種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複仇和清算，絕不是什麽“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識精英們在推崇美國“科技文明”的時候，恰恰是互聯網的普及和推廣，打破了他們在中國思想領域内的霸主地位，沖淡和稀釋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颠覆了他們正用來誤導我們的價值标準，這是精英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