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力拓並購案為導火索的中澳兩國沖突愈演愈烈。從單純的商貿爭端演變為間諜、文化、體育、政治領域的全面烽火。繼中國政府為抗議澳方邀請“七五”恐怖騷亂幕後組織者熱比婭訪問而取消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澳大利亞之行後，澳大利亞于8月19日緊急召回駐華大使，引發各界強烈關注。盡管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公開解釋此舉和雙方關系近期的惡化無關，是為了參加例行會議。相信沒有人會接受這個說辭。畢竟，就是真的參加例行會議，如果為了兩國關系的穩定而不是施加壓力的話，也應該要避開這個敏感時期。

　　中澳此次沖突有幾個不同尋常之處。一是在雙方關系十分良好的狀態下突然逆轉的，並迅速升級。會講一口流利漢語的陸克文上台後，一直采取親中政策，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澳大利亞傳統的盟友美、英受到嚴重沖擊，自顧不暇，中國成為唯一的依靠力量。當時，充斥澳大利亞媒體的是對中國支持抗擊經濟危機的感謝之語。

　　二是中國在力拓並購案後的反應十分打破常規，特別是以間諜案（刺探國家機密）逮捕力拓駐中國四名高管，震撼澳大利亞。應該說，西方對中國的行賄和商業間諜早已是公開的密秘。但象力拓案的處理手法十分少見。三是中澳沖突發生後，澳大利亞強硬回應，但其借助的力量仍然是西方體系。陸克文多次聲稱，全世界都在看著中國。妄圖用國際力量壓中國讓步。四是，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報復直接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新疆，出手十分的不留余地。

　　澳大利亞是西方體系重要的一環，但卻不是核心。其實力和國際地位包括地緣政治作用都無法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英、法相比。然而，在力拓案的並購中，澳大利亞寧可支付巨額違約金也要失信于中國的表現的卻十分令人難以接受（而且在反對中國並購力拓案一事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在澳大利亞留學的網友來信提供了這樣一個細節。

　　6月4日，力拓並購到了最後時刻。澳電視台用英文和中文字幕把二十年前的事情聯系起來，呼吁抵制中國對力拓案的並購。而當力拓並購失敗後，反對黨領袖喬伊斯這樣評論︰“對于澳大利亞人民來說，這筆交易的失敗真是太棒了，我們不需要中國擁有澳大利亞的財富”。這就是西方政治精英對商業貿易活動的立場。）。而這種事情已非首次。今年3月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就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撓了中國五礦投資OZ公司的項目。就是英國《泰晤士報》都認為，“從短期來看，中國政府會醞釀對澳大利亞的懲罰”。其實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看出了這一點，以至于他不得不以總理身份屈尊緊急面見中鋁掌門人熊維平，試圖化解。

　　只是中國最終從間諜門出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至此，雙方的沖突迅速升級︰陸克文不顧中國司法主權公開威脅中國處理此事的手法將關系到中國自身的重大經濟利益，並警告全球政府和企業都在密切關注這一事件。還少有的聲稱自己一點也不擔憂會惹惱中國。果然不久，在中國訪問的美國商務部長就向中方表達他們的關注。隨後就是發生了澳大利亞電影節不顧中國反對，播放美化熱比婭的紀錄片，同時邀請熱比婭訪問。這時，在中國舉行的亞洲女子青年足球賽中，中澳兩國隊員在球場上大打出手。最後一刻，中國和日本一比一平攜手出線，而將澳大利亞淘汰出局。而雙方的對抗最終升級到國家最高外交層面︰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取消訪澳，澳方駐中國大使被緊急召回。

　　應該說，中國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向首先失信的澳大利亞還以顏色是情理之中。這一點連西方都看的清清楚楚。然而事情如此迅速的升級和惡化卻顯示了東西方關系的實質。西方可以在需要中國的時候極盡美言之能事，而一旦中國說不，立即撕下假面具。

　　中澳關系的急劇惡化簡直就是中法關系的翻版。如果和中俄兩國之間頻頻發生的商貿爭端對比的話，就更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無論是俄邊防軍擊沉中國貨船還是查封高達20億美元的貨物，都能夠通過正常渠道進行解決，而且雙方都采取使危機平息而不是升級的做法。而且不管雙方怎樣爭執，任何一方都不會以對方的核心國家利益說事。這和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家的做法大相徑廷。

　　曾有人指責中國以間諜名義的報復手法。其實，中國用什麼方式報復都是一樣。這是東西方關系的實質所決定的。況且，間諜和行賄證據確鑿，是西方的老套做法。中國10年查處的50萬件腐敗案逾6成涉外。中國以此出手，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之所以全球一時無法適應，還是中國過去過于克制所致。

　　現在中澳雙方的沖突已接近最高級，如何收尾，我們不妨試目以待。但澳大利亞的表現卻不得不使中國思考一個問題︰僅僅自己的強大和崛起就能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嗎？澳大利亞和中國國力根本不在一個層次，而且在理虧的情況下仍然敢于向中國叫板，表現出了與其國力不相稱的強硬。

　　背後的原因就是澳大利亞也是成員的英聯邦和同文同種同源的美國。如果我們放眼世界，英國有英美特殊關系，法國有法德軸心。日本、澳大利亞也分別依賴和美國以及英聯邦體系。而中國，仍然是孤身獨影。從現實性和實力對等原則來說，中國可選擇的國家有二。一是俄羅斯，一是日本。俄羅斯和中國一樣，在前甦聯崩潰後，華約不復存在，獨聯體四分五裂，也是處于單打獨斗狀態，也是被西方當作潛在的對手進行遏制。因此雙方有共同的需要。

　　然而，中俄特殊關系面臨的困難也是十分巨大。除了歷史積怨以外，雙方的實力過于接近，很難以某一方為核心。而英美和法德軸心的穩定與雙方實力的差距是密切相關的。日本和中國也是鄰國，文化和傳統更為接近。而且日本不甘心目前的非正常國家狀態，希望突破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因此，中日特殊關系也同樣具備一定的基礎。然而，和俄羅斯一樣，中日雙方歷史積怨同樣很深，尤其是日本不象德國進行了足夠深刻的反思和懺悔，無法取得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信任。而幫助日本國家正常化，也考驗著中國的心理承受能力。

　　可以說，要想在當今世界上立足並取得足夠的發言權，僅憑一已之力是不現實的。無論是中俄還是中日都有需求的基礎，也有巨大的障礙。但在當前的國際秩序和規則下，這又是不可避免之路。也許，各自等待的只是恰當的歷史時機。二戰結束時，面對心腹大患德國（崛起後的七十年三度兵臨巴黎城下，兩度佔領巴黎），戴高樂制定的是肢解德國政策，而當他1958年再度重返政壇時，制訂的已是法德同盟戰略。看來中國又要師夷長技以制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