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因素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若尋求最佳國際棋局，就需要變中國因素為中國戰略設計和合宜戰略策動。
          
             一、拒絕G4 追求G3 推動G2

中國不謀求中美稱霸，反對所謂中美共治，否定“中美國”的這一美方學者的設想。這些都是明智的並符合中國一貫的外交方位。美國新戰略傾向似乎要建構中、美、歐、日的G4框架。這是針對中日東亞整合而來的。中國最高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未來大棋局的分布、調整，要求中國拒絕在Ｇ4結構中接納日本，而是在最要緊的戰略雙邊關系之一的外交方略中，建構中日關系，全力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而非日本早期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在長期國際方位大略中，追求中、美、歐戰略大三角的G3，在新近的國際態勢中，追求中美的G2之“共謀”、共領和導引世界。

在未來二十年，甚至半個乃至一個時期中，中美歐戰略大三角將形成最主要的國際戰略力量。大略相等的領土面積和二十年後的大體等同的世界財富與經濟產能比重，這是構成戰略大三角的基本定力。由此而將出現三足鼎立的國際大格局。當然，中國人口紅利最大，美國財富積累與資源優勢的雙重優勢最大，歐盟的整合市場、產業能力最強。就國防與軍事安全而言，美國依然屬超級大國，中國的跨越式追趕，在超限戰不對稱和人民在戰爭軍事與國防思想之下，形成足夠的抗衡力量，在總體效能上要遠勝于當年的美甦爭霸下的甦聯態勢。歐盟相較脆弱，並且聯系到國家聯盟分割的主權國家的現狀，顯示出歐盟在三極中的最弱勢的情形。

日本作為迄今為止的第二經濟大國，無疑具有相當的世界競爭力和國際位重，但從世界級的戰略把握層面上，日本不具有參與和領導世界的任何一種資格與能量︰二戰的軸心國劣、戰後崛起後對世界性貢獻乏善可陳、國家綜合實力的任何一層面上同上述三足鼎立的不可同日而語、大和文化與島國民族心態，都決定了這一結局。

中國和相當多數國家尚且不能接受日本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又如何可能欣然接受和坦然面對G4構架中的日本呢？美國需要日本的銀子，也需要日本在亞洲對美國的唯其馬首是瞻的絕對順從，但美國戰略家們，不但忘記了偷襲珍珠港的慘案，也對日本在亞洲更不必說全球的領導力缺乏清醒的認識。
美國在二戰期間及其後的尼克松政府之前的中國政策，已經釀成了重大世界性之歷史悲劇和美國利益重大損失。現如今，盡管重歐輕亞的錯誤在得到一定的糾正，但在亞洲、太平洋和世界的新戰略伙伴的選擇上，卻又在錯誤的邊緣上。

中美雙邊關系是本世紀和下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共謀”、主導未來世界秩序架構，是現行國際社會的大勢所趨。作為G2半或準G3，可以考慮應是俄羅斯。其國土、資源和未來潛力，除了人口規模規模和經濟總量外，都是堪稱真正世界級大國的。美國國際戰略家們應當重新回歸羅斯福－馬歇爾等輩的世界眼光，至少應該是尼克松－基辛格輩的，小布什－布熱津斯基輩的甚至不及老布什－貝克輩的來得有見地。G2戰略導引而非中美兩霸是最為現實，最具可操作性和最富有全球未來戰略價值的歷史意義的。就如同國務卿希拉里已經承認的，對債權國怎麼能強硬起來一樣，美國國際戰略家們的更進一步的認識升華，應當明白，“顧客是上帝”的更深層的含義。

中國應當旗幟鮮明地拒絕中、美、歐、日的G4，積極推動平等、獨立、有效的G2，適當追求中、美、歐新戰略大三角G3。這是符合中國最高、最大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和全人類整體利益的。

在這一層級的無論G2還是G3，要解決的核心是未來世界秩序建構問題。包括準世界貨幣、國際儲備資產、全球分工體系、世界產業價值鏈確定、國家主權與新安全顧（觀、邊疆和網絡）、全球資源配給和資源匱乏問題、世界熱點與全球性戰略問題等等。中國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和廣泛的國際結算替代貨幣嘗試，具有戰略經濟價值。而特別提款權等超主權世界貨幣，則象征意義遠大于實用價值。整合中國自身的兩岸四地的四種貨幣，推進多層級的人民幣國際化，應逐步尋求世界貨幣、國際儲備資產的替代秩序與運營方案是這個層級對中國而言內外功的主要任務之一。

            二、打造中俄、中日、中巴（西）戰略大國圈

本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無論對中美兩國來說，還是整個世界和其他國家而言，都是中美關系。美國必須學會同崛起或復興中的非霸權大國中國共同引領世界。中國必須把東方價值、中國因素等合理、科學，特別是有效地注入到世界運營機制中，並以大國示範和現實領導力的雙重道義和實際導引，形成和建構，並同時改造國際經濟、金融、文化乃至其它秩序結構與功能。其中變動功能易，改革結構難。

除了中美雙邊關系和中美毆戰略大三角而外，中國還需打造戰略伙伴級的大國雙邊關系圈。這其中，中俄、中日、中巴具有十分重要戰略意義。而中印無論是地緣還是人口而言，甚至潛在的經濟與綜合國力，也應在大國圈之列，但印度方面的“難以名狀”的東西，可能極大地阻礙這一進程。因此，過度的關注，不但可能事倍功半，而且可能會揠苗助長。

中俄關系的源頭在于中甦友好，盡管存在過諸多不愉快，但中甦關系在新中國建國與崛起中的作用是巨大。與此同時，無論是現存的俄羅斯戰略實力與綜合國力，還是俄羅斯未來“紅色回歸”的現實可能性甚至傾向性再轉型，都顯示出中俄關系的戰略價值。至于能源、資源、經貿、產業等方面的合作，就更是具有廣泛的天地。

中日關系由于日本侵略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國的歷史態度問題，而變得似乎相當灰暗。加上日本每每充當美國在亞太，特別是亞洲的應聲蟲，問題就更為復雜。但日本政經與文化深刻的矛盾，尤其是日本模式在國際貿易與經濟新潮流下的重重困擾，決定了日本徹底的放棄“脫亞入歐”的夢幻，把國家戰略取向的基礎轉向經營亞洲。這種大勢與格局，決定了中日關系具有美好的未來。中日的經濟上的互補，不比中美經貿互補差。日本現代化資源，在科技、管理，產業與經貿方面，對中國具有重要價值。

中巴地緣與歷史決定了現時的“陌生”。加上傳統的拉美之美國後院的歷史遺留，使得這層大國關系，更是處于低谷徘徊。中巴關系的合作與開發空間潛力巨大。當然，難度也相當之大。

大國圈不是次級雙邊關系圈。大國圈只是就全球問題與世界量極的重要性，不比中美關系，而其對中國外交、經濟、政治的戰略價值，卻並非同中美、中俄關系有顯著的不同。

        三、以東亞經濟共同體推動亞洲同盟

當今世界，全球化被“地球是平坦的”等等炒作得沸沸揚揚，使得人們都忽略了另外一驅動和結構變化，那就是區域一體化。歐盟、北美、東盟等都是重要的區域一體化建構。

日本在鯨吞中國，充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邪惡軸心國之一時，就拋出和公開經營“大東亞共榮圈”。這一可恥的記錄和卑劣的企圖，必須徹底放棄。但東亞共同體卻可能是亞洲同盟的強有力的推動和可能的戰略過度。故必須把歷史上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罪惡，同新形勢下的可能的日方便種等等徹底拋棄掉。中日要在充分尊重歷史，日本真誠而徹底的反思侵略戰爭的基礎上，由真正的互利共贏，來共同設計、推動和建構東亞經濟共同體。

日本全球經濟老二的位次沒很快會被中國取代。日本經濟規模優勢、財富優勢、結構優勢很快會消失，反倒要被中國相應的優勢所替代。相反，日本的地域、資源劣勢，高價位、低性價比的“虛置”經濟劣勢，會越來越明顯。中方要在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大勢下，組合思路、掌握談判、形成戰略，從而主導東亞經濟共同體。

亞洲同盟難度很大，但亞洲共同體的困難程度不應當設想的難于當年的歐洲。理性與現實是，“一盤散沙”的亞洲，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雙向整合中，就如同散兵游勇，時時處于驚濤駭浪之中，不但同時承擔者雙向的國際經濟風險，而且同時喪失雙向的國際經濟收益。區域一體化是現代區位國際經濟，甚或地緣經濟－政治變動，在國家安全、區域一體化整合和全球化三個不同層級與舞台上，現代宏觀經濟的國際風險方位和“對沖”，才較為安全。

亞洲共同體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潛在經濟體、市場、產業集群棲息地和貿易與資本大本營。這是人類幾千年歷史文明史上的基本格局與態勢的回歸。亞洲同盟要在關稅同盟、貿易政策協調和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貨幣金融整合幾個層次上逐步展開。亞元和金融一體化是亞洲共同體的至關重要的追求。亞洲同盟走到量極後，亞歐大陸的整合將成為大勢所趨。

中國世紀必須有自己的運作載體。中國世紀不是自己的孤軍奮戰。中國世紀必須在巧妙地橫縱聯合、立體網絡交叉中，或者在東亞、亞洲、亞太乃至整個世界合宜建構，從而把中國核心價值、中國道路、中國因素通過有效的國際示範傳遞與整合通道，變成國民財富與福利，變成全球的福祉與安康。(作者為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