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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12/8/2009 10:18:19 PM
-- 日本諜報︰中國已經全民腐敗！
| 日本諜報︰中國已經全民腐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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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交者: 三把刀 2009年12月07日[軍事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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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全民都腐敗”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復命書》。
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艱。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制人。
此後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連串大勢報告中，最鮮明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只是官場腐敗，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面，分析得最為深刻，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于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制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 “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咸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于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 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里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致描寫。
宗方小太郎嘆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于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懣不平”之余“退居閑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在 “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于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吊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于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揮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台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台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台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制懷有深深的敵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尤其是官場腐敗導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罰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錢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訴無路，民怨積壓給國家帶來巨大危險。
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而就在他寫完這篇文章後僅十六年，武昌一場倉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連鎖反應，幾乎是瞬間將一個老大帝國毀滅。
形勢如此艱難，當政者理應“正綱紀、戒驕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亂，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養民力”，打造和諧社會，但宗方小太郎更吃驚地看到，政府卻因慣性和麻木，束手無措，“因循支絀”，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並大搞為太後祝壽等形象工程，“粉飾太平”。
這樣的分析，出自一個間諜之手，也可見日本的間諜實在並非只是戰術層面的，而是戰略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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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12/9/2009 2:34:24 AM
-- 中国现行《拆迁条例》遭违宪质疑
大陆《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被降职
2009/12/0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有来自互联网的消息称，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访华期间，唯一专访他的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多名大陆传媒人在微博客透露，总编辑向熹已被降职。
上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对他进行了唯一的一次独家专访，其时《南方周末》方面隆重其事，派出了杂志总编辑向熹进行采访，不过近日有多名大陆知名的传媒工作者在个人微博客上披露，向熹已经被降职。
其中，时事评论员贾葭指，《南方周末》主编向熹被降职为执行主编，新任主编为南方日报社委、要闻部主任黄灿，暂未知具体降职原因。
而《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关军表示，有已经证实的消息称，《南方周末》是特意安排了一个总编位置，向熹被任命为执行主编，而黄灿被安排坐上总编的位置。不过，关军说不清楚此举是应当局安排，抑或是杂志内部的权力调整。
《经济观察报》记者林嘉澍就在微博客上透露，此次人事变动怀疑与奥巴马专访有关。
本台记者周二致电《南方周末》杂志社查询，接线的值班人员表示，如果杂志不公布有关变动，他们亦不清楚消息平易近人否属实。
《南方周末》上月在访问奥巴马后，有关采访报道被中宣部在其他大陆媒体及网上封杀﹔而在上周四，《南方周末》报道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报道，亦被中组部新闻发言人斥为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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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12/9/2009 2:35:35 A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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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12/9/2009 2:36: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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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拆迁条例》遭违宪质疑
2009/12/0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国现行《拆迁条例》遭违宪质疑
本周一，北京大学法学院五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并指出该条例的部分内容与《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它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建议立法机关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国务院对其进行修改。
中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由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一直沿用至今。在近年来中国各地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于此相伴的是大规模的拆迁，而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渐觉醒，由于拆迁引发的各种官民矛盾、社会矛盾甚至所谓群体性事件也屡见不鲜。
本周一，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和行政法学者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以及民商法学者钱明星以特快专递和传真两种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致信，建议废止或修改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五位教授分别在建议书的最后写上了各自的公民身份证号码。
五位法学学者质疑这部《拆迁条例》的主要理由是，该条例自颁布至今已经施行了8年，其原有框架已经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与《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它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
北京律师、民权组织"公盟"创始人许志永表示同意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名义上看起来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谈判，在达成协议之后进行拆迁，但实际上拆迁人--也就是开发商或是产权公司--实际上和政府部门立场是一致的，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他们就会申请由政府来裁决。由于政府很可能和拆迁人站在一起，所以裁决的结果很可能对被拆迁人不利。然后他们就可以申请法院来强制执行，或者是自己执行拆迁。所以最终被拆迁人就变成了弱势的一方。"
据新华报业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透露，国务院正在准备对这部《拆迁条例》进行修改，目前已经组织了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
许志永律师指出，根据《物权法》，关于土地征用和拆迁的问题，应该用一部相关的法律来进行规定，但是目前使用的《拆迁管理条例》并不具备法律的地位，而只是国务院制定的一部行政法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单独制定一部符合宪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单凭修改《拆迁条例》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根据《立法法》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之后，许志永和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就曾经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对当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
许志永律师表示，作为公民指出社会的不公正之处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但是效果如何，就要看具体的事件中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多大。他说："很多人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一个事件发生了，有媒体去报道、揭露背后的问题，有学者站出来发出理性的声音，还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家一起制造了公众的舆论，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就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许志永曾经长期关注地方政府在京设置的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指出各地政府的截访和拘禁做法，不仅违反法律，而且严重损害了这些访民的人权。不久前，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和中央电视台也相继对黑监狱和暴力拆迁问题进行了具有相当批评性的报道。
作者：雨涵
德国之声<--end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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