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本方式查看主題 - 邦泰 (http://bangtai.us/bbs/index.asp) -- 太平洋兩岸 (http://bangtai.us/bbs/list.asp?boardid=7) ---- 李澤厚：中國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http://bangtai.us/bbs/dispbbs.asp?boardid=7&id=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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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2/9/2008 11:45:20 AM -- 李澤厚：中國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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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admin -- 發佈時間：2/9/2008 11:46:16 AM -- 記者：從計划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的物質生活是朝向歐美那個方向。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中國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決？比如中國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澤厚：這個問題太大了，不好談。劉小楓說，五四時代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沒有把基督教搬進來。所以他希望基督教來救中國。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層，特別在農村和下層社會，基督教可能會有很大的傳播。但要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較困難的。 我也說過，在美國上課時，有個學生問我，你們中國人不信上帝，怎么還能維持那么久呢？他很驚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漢族發展到今天這么龐大的規模和人口，是一個奇跡。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個文章中講，是因為中國有個“禮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個字：天地國親師。我記得小時候，家里的堂屋供奉著祖宗牌位，后面的紅紙上寫了五個大字，天地國親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拜的就是這個東西。原來是天地君親師，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國親師了。國是國家，親就是長輩和親戚。中國的禮教，是一套行為規則，一種倫理規范，一種情感信仰。所以，我講中國禮教的特點是宗教、倫理、政治三合一。 三綱五倫，這就是中國的宗教，是和倫理、政治相結合的一個東西。但是，這個傳統也丟掉了。 過去的這個傳統是有經濟基礎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長來支配錢怎么用，或者辦學，或者在飢荒時義賑，救濟災民。現在這些都沒有了。 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怎么來應對？假設我們從外面借一個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蘭過來，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樣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回到中國人過去那種天地國親師的信仰(而非政治或倫理)狀態？這是中國文化要解決的大問題。 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是人情味比較濃的一個社會。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師長、長輩，注意各種親屬關系，和別的民族還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賺了錢，還要寄回家，很顧家的。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這說明什么？說明還是存在某種傳統。不能說基礎牢固，但場域尚在，還有可為。在這個基礎上怎么發展出信仰？學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會調查，還要政治家的努力。這是很艱巨的事情。 記者：這和您說的“西體中用”有關系嗎？ 李澤厚：大有關系。關于西體中用，我已經寫了很長的文章，不再重復。簡單說兩點。所謂西體就是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是從西方引進的，不是講改革開放嘛﹔“體”是指社會存在。西體是指社會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現代化。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本體。這和我說的吃飯哲學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個“體”，不是虛無飄渺的中國精神、文化傳統、精氣神啊什么的。 第二，我的這個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而言的。中體西用來自張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維護封建專制主義。沒有中體西用，我也不會說西體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后的應用。中國用西方的體，會創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說轉換性創造。從而，這個體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個體了。這個問題講起來很復雜，詳細的可參看我的《再說西體中用》一文。 記者：上海7月份開設了首個中小學生誦經班，輔導他們學習《三字經》、《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啟蒙經典。請問您對兒童讀經運動有什么看法？ 李澤厚：我并不反對讀些經典，不然我寫《論語今讀》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來指導讀經運動，是國粹主義、復古主義、保守主義？這些我是反對的。 記者：您剛才說到中國禮教的特點，是政治、宗教、倫理三合一，這出自您對巫的理解吧？現在年輕人的思維結構，完全是西方現代科學那一套。而西方概念體系和中國傳統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學、宗教，中國過去都沒有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從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體系。 李澤厚：我就是從根子上找。例如，為什么中國人說天人合一？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為上帝和人是絕對不同質的。你只能皈依上帝，請上帝贖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變成一體(除了某些異端派別)。中國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講天人合一。這是哪里來的？就是我說的巫史傳統。似乎別人還沒這么說過。 記者：周公和孔子發揮了巨大作用。 李澤厚：我認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也最重要的三個人。 記者：秦始皇為什么了不起呢？ 李澤厚：我以前沒有講過，我不是研究歷史的，發言權不夠。 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書同文等等。漢字在維持中華民族的延續、發展和統一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我認為，漢字并不是口頭語言的復寫，和西方語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語言學家，這只是我的一個看法。但我覺得這個看法很重要。 漢字怎么來的？來自結繩記事。所以漢字具有神聖性、可崇拜性。我小時候，經常看到牆上貼著一張紙，上寫“敬惜字紙”。一張白紙，寫了字，就應該愛惜它，尊敬它。沒有漢字，中國很早就分成很多個民族國家了，就和歐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樣。 而且，漢字控制著語言的發展，而不是語言控制文字的發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語言控制文字的發展。要英國教授看懂11世紀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們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東西。文字有這么強的持續性，語言受它的控制。 除了書同文，秦始皇還有漢武帝把六國開始有的郡縣制給統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這也很了不起。中國的基礎都是秦漢時打下的。 記者：記得您講過，在地方和中央的關系上，您還是傾向于中央集權？ 李澤厚：1990年代我和很多朋友爭論時說過，中央集權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權。中國最可怕的是內戰。如果地方分權，每個地方都有個軍區支持它，那湖南和廣東就可以打仗了。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統一市場，多好。歐盟就是想搞個統一市場啊。 什么事都有利必有弊。中央集權當然有弊端，但比分權可能帶來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這個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樣。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贊成的。可以搞試驗，但如果發展趨向與中央對立，那就麻煩了。 記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統？您能不能講得細致一點？ 李澤厚：我是搞哲學的，只能說個大概。經濟上、政治上，哪些該分，哪些該統，那是我無法發言的。但我當年就贊成宏觀調控，1990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把中央集權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軍閥混戰。 記者：您似乎對民族主義比較反感。 李澤厚：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對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一種主義。如果有人鼓動，我們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許多青年人爭先恐后。現在之所以不能搞議會、多黨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義大旗的政黨一定優勢勝出。這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學朮界也有某種民族主義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學生、朋友，我是不贊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書《中國可以說不》，我非常反感。現在也有一種情緒，認為21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我也不贊成。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個方面，科學、軍事、技朮、政治、文化以及經濟，我們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討厭豪言壯語。這方面我和很多人講不來。我認為這種姿態容易誤導民眾。如果號召和日本或美國打仗，那一定熱血沸騰，群情激奮，極不理性。 記者：有很多學生游行抵制日貨。這個算不算民族主義？ 李澤厚：我覺得，政府和學者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但我也一再說歐盟是個榜樣，那么復雜的情況可以走到現在這樣密切的經濟聯系，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徑。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傳統可以聯合在一起。現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許30年后俄羅斯也會進去。為什么？因為經濟的力量。 對台灣也是，經濟力量才能讓它不和大陸分開。這就是我的馬克思主義，這也是我的吃飯哲學。我說的吃飯，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壽娛，指整個生活質量的不斷上升。這個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種物質性的生存動物，我不欣賞那些大講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飯哲學這個詞。有人說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來刺激那些蔑視物質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飯，而且都想吃點好飯。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記者：能不能對自己做個評價？ 李澤厚：近兩年已經有好几位這么問過我了。我對自己不好作評價，讓時人特別是后人評價吧。我總不能像牟宗三說自己的“古今無兩”吧，有人說我已在美學上遠超朱光潛，哲學上遠超馮友蘭。我心里傾向接受，口頭卻連說不敢，我還沒想清這到底是我的謙虛還是虛偽。我又想為什么近來老有人問這問題，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 記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實用理性、樂感文化、一個世界，都很獨特。您的這套概念能夠在中國和西方的思想之間搭一座橋，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李澤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走進世界，和西方溝通。從王國維到馮友蘭、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將來能走進世界。 我這些概念，不僅中國可以用，將來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實用理性，當然要很長一段時間以后。對我的評價，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呵呵。 記者：您在和陳明的對話《浮生論學》中几次提到，中國學朮界應該重視分析哲學。我也感到，許多人用同一個詞，但卻是不同的含義，這樣討論問題就容易南轅北轍了。 李澤厚：現在很多人不注意這個問題，經常一篇文章內自己的話有矛盾。其實一直有這個問題，當年討論形象思維就是如此。現在的文風也不好，學后現代，搞得晦澀難懂，可以清清楚楚講的，故意曲曲折折、模模糊糊。 記者：對目前國內學朮界的主力軍，您有什么評價？ 李澤厚：在1979年的《古代思想史論》后記中，我說希望屬于下一代。我希望能“為王先驅”。 我希望這些年輕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當時說，紅衛兵一代搞自然科學是沒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學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為的人。包括文藝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20多年過去了，我對此相當失望。 最大問題是原創性不夠，都是轉述、模仿。根本性的創造太少。當然也不能胡亂創造。 記者：到現在，您的著作總共印了多少冊？ 李澤厚：我沒有數。我所有書都有盜版。這些書好像還是學生買得多。因此盜版書都集中在學校區域。書有人看就好，可惜錯字太多。我的書在台灣賣得也不錯，例如《美的歷程》，這個沒想到。這大概是我的惟一安慰。 記者：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說明一直沒過時。 李澤厚：不隨風倒。現在講華倫斯坦、白銀經濟等等，我就不信。我以為，不論做事或做學問，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斷。我一向說，判斷能力比知識重要。到底哪個對，哪個錯，對几分，錯几分，自己要有判斷。現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趕時髦，追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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