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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時間：2/27/2008 5:27:11 PM
-- 西方需要特殊的中國
西方需要特殊的中國
2008/02/27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查雯
美國知名電影導演斯皮爾伯格（司匹堡）宣布，他將辭去2008年北京奧運會藝朮顧問一職，原因是他對中國在達爾富爾地區沖突中所采取的政策不滿。在達爾富爾問題上，這几年，西方一直在向中國不斷施壓。去年3月，美國女演員米亞﹒法羅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題為“種族滅絕的奧運會”的文章，別出心裁地把達爾富爾問題與奧運會挂上了鉤，從此奧運會成了一些人打壓中國的工具。
達爾富爾問題并不是中國引起的，為什么這些人會把矛頭直指向中國？從法羅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引起她不滿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沒有附和西方對蘇丹進行經濟制裁。在她看來，中國的“不制裁”無異于沒有盡到大國的責任。
盲目干預不等于負責任
那么，面對人道主義危機，一個大國應該怎么做？西方國家似乎已經給出了他們的答案──軍事干預或者經濟制裁。然而，事實証明，這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軍事行動往往引發更多的暴力與沖突，在伊拉克美軍的遭遇和持續動蕩的局勢再清楚不過地証明了這一點。
而對于那些贊成經濟制裁的人，其實更應該讀一讀聯合國環境規划署關于蘇丹問題的報告：“極端貧困會對沖突產生几個方面的影響。首先，它會使人們陷入絕望。競爭性群體面對著食物、水、牧場和其他基本資料的缺乏會為了生存而相互激烈爭奪。其次，政府會失去公眾的信任，從而喪失其合法性。第三，政府會被一個或另一個派別操縱，然后采用暴力手段鎮壓自己的對手。達爾富爾，貧困國家中一個最貧困的角落，就完全符合這種可怕的模式。”由此可見，經濟制裁只能使蘇丹問題更加復雜化，相反，國際社會只有通過幫助蘇丹實現持續的經濟發展，才能使和平成為可能。
必須承認，過去由于力量薄弱，中國能做的事情自然是有限的，但中國從來沒有逃避國際義務，沒有推脫過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經過這几十年來的摸索，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外交原則。隨著對外界了解的加深，中國對國際問題產生的背景和解決之道也有了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對于究竟怎樣做才能算得上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更是有了自己的回答：“盲目干預”并不等于負責任，“拒絕制裁”也不意味著無所作為。
事實上，當今世界需要一個與有別于西方、有主見、能起到特殊作用的中國。在六方會談過程中，中國起到的特殊作用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果中國按照西方國家的方式處理對外關系，最終將失去這些“連接點”，這對西方國家來說能算一件好事嗎？可悲的是，像法羅這樣的人，仍在無視西方失敗的經歷，基于錯誤的邏輯，提出錯誤的建議，并對中國指手畫腳。
中國的外交模式不可缺少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曾感慨說，他因為要協調各國的政策，經常飛來飛去奔波于世界各地。但每次回到世貿總部，他第一個要見的人就是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目的是從孫大使那里了解各國最新的情況。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情況，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孫大使都十分了解，因為中國既和發達國家保持著良好的溝通又和發展中國家有著很好的關系。拉米的話從一個具體的、外交實務的角度說明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作用。
世界各國的國情與價值觀千差萬別，爭議糾紛不可避免，有些國家之間甚至到了切斷所有聯系，不能對話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特殊作用更加凸現出來。可以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正成為連接不同國家的紐帶──彌合分歧，拉近距離。
對歷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國家對外干涉成功的案例實在是為數不多。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項目負責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曾辛辣地諷刺道：“軍事手段使得美國屢屢自釀苦酒。它曾以提供大量武器裝備的形式支持伊朗國王，但這些裝備在1979年以后卻落入了伊朗‘革命政府’手中。美國那時支持薩達姆攻打伊朗，直到調轉槍頭對准薩達姆本人。美國曾在阿富汗支持本-拉登﹒本拉登抵抗蘇聯，直到他最終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但即便是這樣，某些西方人士仍拒絕承認一個事實：面對世界難題，西方的解決之道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事實上，如果這些人能突破自身的狹隘和偏見，以更開闊的視野看待問題，他們也許不難發現，其他地方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甚至是多種選擇。
持續30年的經濟發展成就了中國今天的奇跡，有的人將中國走過的路概括為“中國模式”，說中國的發展為眾多后發國家指明了一條道路。當然，中國的發展還存在種種問題，現在做出這樣的論斷可能為時過早，但是，西方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復制，對于全人類來說，多一種發展的模式總是一件好事情。
同樣，當西方的世界治理之道遭遇困難，中國提出一種新的解決問題的思路，難道會是一種危害嗎？既然解決問題是大家共同的希望，又有什么必要借奧運來打壓中國呢？
﹒作者是中國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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