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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佳，從“殺人犯”到“楊大俠”的深層邏輯！
梁丁 2008-07-04
上海襲警事件，行凶者楊佳雖然在第一時間落網，然數天過去，關于案件的來龍去脈，尤其是楊佳的作案動機，卻一直未曾有一個定論，如此，也給了坊間足夠多的臆測空間。 想想此案的詭異和慘烈，無不讓人乍舌。一個草民，卻手持刀器，能夠在警局內刺傷十人，幾乎刀刀致命，致使6員警察殞命。任誰都會在第一時間設想︰究竟楊佳身上積聚了多大的怨恨，使得他能夠豁出命來，與警察們玉石俱焚？無疑，這樣的設想也是合法清理的，楊佳雖然作案手段極其殘忍，卻並不是“激憤殺人”，其先是點燃自治燃燒彈，引開注意，然後闖入警局，而今天爆出的新聞，楊佳曾網上買槍未果。此舉都說明，楊佳乃是經過長時間的謀劃，制造這起驚天大案的。
從爆出襲警事件到徹查凶案真相，這中間肯定有一個時間差，而在這個時間差中，民眾定然會依照自己的有限信息，對此案做出自己的表達。觀察此種民意表達，並得出其背後的深層社會原因和制度因素，無疑對我們繼續轉型，具備相當意義。而其中，我最感興趣的乃是，民眾對于楊佳的態度，作為一個“殺人犯”或者“大俠”的楊佳，其巨大的差異，如何自然的呈現在民意表達之中。
無論是從法治社會的角度，還是站著人道主義的立場，我們都應該知道，生命權乃是公民最珍貴的一項權利。無論你是否積累了相當的怨恨，都無法通過法律程序以外的手段，來剝奪他人的生命。而且，此案中，被楊佳襲擊的相當一部分是內勤民警，有的甚至連楊佳都不認識，可以說是無辜殞命，這就增添了楊佳行凶的殘暴性。
即使是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對于死刑的使用，越來越謹慎，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趨勢，甚至相當多的國家都已經飛出死刑，如此，可見，楊佳揮刀之時，罪孽就已經種下，無論至之于法律，之于人道，乃至之于其自身良心！
然而，即使有多達6名警察殞命，即使他們都是無辜的死難者，然而，6個生命卻並沒有喚來，足夠的同情和尊敬，悲憫和哀悼。
這幾天，襲警事件可謂火爆網絡，我觀察各大網站的動態，對于警察，公眾除了極少數保持表現處同情，悲憫，哀悼之情外，絕大多數人卻對此並不關心，乃至于有點冷漠，甚至幸災樂禍，而極端的情形︰把行凶人楊某看做是草根英雄，這類認同並不在于少數，無論是草根英雄，還是“楊大俠”，我們都看到了有相當多的網民，對凶手表現出尊敬，“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怒發沖冠，向不公正的制度刺出致命一刀”；“是條漢子，他日若去，定當墳前一杯薄酒祭奠”***諸如此類，不甚枚舉。
從“殺人犯”到“楊大俠”，肯定揭示了社會嚴重的弊病。然而，在此時，痛罵此類思潮不理性，沒人性，怒斥其為網絡暴民，深刻體現國民劣根性等，我認為並不合時宜。相反，我們要追溯其衍生的某些合理性，然後追究其後深刻的社會原因和制度因素，然後，方可能對癥下藥，找出消解之道。
無須諱言，當前民眾和政府的對立感異常強烈，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社會現實。我們說今天的中國，是斷裂社會，想必無人反對，這些斷裂，既包括城鄉二元結構，也包括社會各階層，諸如平民和富人之間；更包括民眾與政府之間深深的信任裂縫。
斷裂社會的危險，在于它往往能夠講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無限放大，而共識往往被忽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定的社會整合力量，來修復鴻溝，重建共識，使得社會重新走向平衡和和諧。一般而言，最重要的整合力量首先是具有良知和能力政府，然後，存在一個較為穩定的中間層。則會使得整合相對變得容易。而當民眾與政府的對立感異常強烈，也沒有一個較為穩定的中間階層之時，則社會往往孕育著動蕩和危機。這就是這個時代一個主要背景。
在襲警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楊佳的殺人行為並非針對個人，而是指向警察群體和警察機關。實際上是指向一種制度架構，因而，具備了一定的反政府性質。認同了這一點，就可以找到民意表達中，“殺人犯”變成“楊大俠”的認知邏輯。首先，民意對于楊佳的同情乃至尊敬，首先來源于他們對于某個機構和工種（警局和警察）的反感和怨恨，而這種怨恨，首先來源于他（她）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然後，來源于他們的社會網絡以及所獲取的信息中，所形成對于警察和警察機關的認知邏輯。在這一過程中，他（她）們或多或少受到過不合理，不公正的對待，或者見聞到他人獲得過不合理不公正的對待，而形成了一種被警察和警察機關剝奪的心理感受，這種感受越強，則他們對于警察和警察機關的反感和怨恨越深。
然而，大多數人，其本身和警察與警察機關對比，力量上處于絕對弱勢，所以，自身並無渠道將這種“反感和怨恨”發泄，而消化自身的被剝奪感。所以，當楊佳的出現，則最大限度的解決了他們這一困境，既不需要付出代價，又可以發泄自身對于警察的“反感和怨恨”，消化自身的被剝奪感。無疑，在心理上，他們對于楊佳有了相當的親近感，甚至感激，于是，將他捧為“楊大俠”也就順理成章。
在這一過程中，有個關鍵的演化過程，就是其“反感和怨恨”，其被“剝奪感”，是一個常年累計的結果，當達到一定的程度，人的心理機制會自然的產生反應，將警察與警察機關同構。同樣，這樣適合于其它的政府部門，比如說將城管與城管執法局同構（這種感受更為強烈）。一旦這種同構認知產生，則楊佳所殺死的警察，在很大意義上就被消解了個體意義，而淪為警察機關的同構物，此種情形下，殺死任何警察，都會被認作是對不合理的制度架構的觸動。
“殺人犯”變成“楊大俠”，並不能夠用諸如喪失理性，一群網絡暴民；缺乏生命意識，喪失人性；國民劣根性等來進行闡釋。而恰恰反應了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其對于警察和警察機關的“反感和怨恨”竟然會如此之深，被剝奪感竟是如此強烈，乃至于使得相當一部分人，講警察與警察機關產生了同構認知。如此能夠體現，民眾與政府暴力機關之間的對立達到了何等劍拔弩張的程度！這就是上海襲警案給我們敲響的洪鐘大呂。
如何化解民眾與政府之間業已出現的對立感，修補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信任裂縫，打造更堅韌的互信機制，形成“後改革時代”繼續改革的共識，無疑將是上海襲警事件所能夠帶給我們的最大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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