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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轉型“面臨重重陷阱”
中國轉型“面臨重重陷阱”
2008/09/01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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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國的奧運之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關于奧運經濟和"后奧運"的種種辯論、分析中，不管是樂觀還是悲觀，都直接或間接承認，今后的挑戰更艱巨。
由于支撐中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的政策和社會環境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學者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今后將不再有同樣的效力。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裴敏欣認為，在通過30年努力把自己從低收入國家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通往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路途將更艱難，警惕"轉型陷阱"至關重要。
裴敏欣說，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階段，但必須看到，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都是相對較容易取得的。
而現在，政府說的“深化改革”，需要對付的基本上是難啃的硬骨頭。
他在接受“中國叢談”采訪時表示，今后十几年中國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攀升過程中，將面臨政治、經濟政策和社會陷阱，以及他所稱的"綜合"陷阱。
政府再定位“很迫切”
他認為，政治挑戰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轉型，是從以發展為中心到以服務于公眾為中心的政府責任的轉變，真正實現“小政府大社會”。
發展型的政府在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攀升時是合適的，但在下一個階段就不適用了。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利益分配日益不平衡，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顯著退化。
有學者指出，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經濟發展速度問題，而是社會不公問題、社會服務問題。
與此相左的一種意見認為，中國保持現有的經濟發展速度是最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固。
裴敏新認為，這是個兩難問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從近期而言是重要的政治任務，但如果繼續沿襲已經被証明有很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政治成本的政策，將后患嚴重。而后患之一就是經濟無法維持高速增長。
政府再定位“最難”
裴敏新認為，政府職能的轉型必然涉及利益再分配，而這就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權力的運用、民眾權力如何得到體現、民眾權益如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
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意味著需要目前體制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主動改變“游戲規則”，讓過去三十年發展中未能享受高速發展利益的群體更多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裴敏新指出，這不僅涉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利益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執政高層內部會有分歧。
而貧富差距構成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陷阱。
貧富差距“趕超”拉美
以貧富差距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墨西哥的水平。根據過去五年的趨勢判斷，貧富差距仍呈擴大的趨勢。
貧富差距構成發展途中的陷阱，是因為它除了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長期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失衡、內需疲軟、增長無法持續。
拉美過去三、四十年的經歷提供了明顯的証據。
貧富差距曾經是對毛澤東時代“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的反動，對中國經濟的騰飛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如果貧富差距由于政治權力的分配而變成痼疾，那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障礙。
轉型“綜合陷阱”
關于中國的“主義”，曾經有“姓社姓資”的辯論，近來出現“國家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還是“市場資本主義”的討論。
裴敏新認為，考察中國經濟生活中影響力最大的因素，人們會不無憂慮地發現國家資本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的因素很強。
他說：“最主要還是一個權力分配問題”。
他認為，轉型陷阱的出現，最關鍵的問題是市場改革沒有到位、國家的權力和執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過分強大。
他說，今后除了在技朮層面解決人口結構問題、消費不足、貧富不均等問題，更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如何從一個以政府為主的政體轉型為以社會為主的政體。
以社會為主，意味著政府要逐漸從許多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活動中脫離，同時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并讓社會團體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能。
裴敏新指出，這就需要繼續機構改革、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以及發展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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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2 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