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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誰是鼓動中國急速右轉的師爺？	樹形打印收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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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鼓動中國急速右轉的師爺？
司马南

冯虞章先生这篇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原载于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2008年9月4日），当天一早，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晨起读罢，兹心大悦，连诵三遍，通体酣畅。兹举之荐之，祈朋友们同赏之，期对手们相疑析。

冯为何方神圣，此前并不了解。但是读文章，类似嗅世界——谁？写了什么？主张什么？意欲什么？针对什么？其朋友圈？其路线图？其活动半径？其切入角度？其杀手武器？……悉可一目了然也。

故此，读文章，亦可作“嗅文章”解——味道相投的，或“朝闻道”也，或同声和也；味道不投的，或鲍肆臭也，或坊间俗也。但是，对于真正的研究型的读者或准备参与辩论的读者，文章味道和不和口味，主观判断其对与不对，都应当而且必须认真地读进去。惟有认真地读进去，才有发言权，才知道其对错究在何处。故此，网上那些读不懂文章、不懂读文章、仅生喙而无生脑的啾啾不倦者，不仅被甲方看不起，亦为乙方所鄙视。

据此析，冯虞章先生大作，司马氏因其气味相投而精读而广荐，那几位志在鼓噪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也会挑灯读到半夜。可以想见，卒读冯文，某编辑部小资们，纵狂饮冰镇可乐，亦难息心头郁火。

作者冯先生，传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与某某先生是同事。这天下事微妙的很，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可现实生活当中，朱者墨者弥而近之，朱墨泾渭依旧分明，盖各自固取不同立场耳。学人立场如此，报纸立场亦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冯先生文章，在南方那两家报纸版面上，断然是发不出来的。

此文中，冯先生引经据典，重申了一些多年来在大众媒体上久违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至理名言，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透析所谓普世价值，讲得理直而气壮，坦率而真诚，从老根上捋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因其久违，有一把年纪与阅历的读者，倍感其亲切，作为自然回应，自己年轻时所受教育的沉淀发挥了作用，更易于从实践层面上廓清认识的脉络。

当然会有人云里雾里不解其究竟，也会有人因为普世价值的迷魂汤被灌多了，舌头不利落，走路腿发飘，指望其彻底清醒过来尚需要时日。不管结果怎样，冯先生这一篇文章的作用与影响均不可低估，它是自关于普世价值争论以来，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带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味道。

某些人动不动就宣称自己的东西（其实是“泊”来的，即“传销”来的）必将普世，你族你国不接受，便视同为反对人类文明，这是典型的霸道强盗逻辑，此逻辑源自于复杂多变国际背景下，某国集团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攻势，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向性。冯先生文章点明这一点，很有必要。

应该继续指出，糊里糊涂地被裹挟进去，起哄架秧子随人传销普世价值的人，绝大多数都属于认识问题，因此，继续展开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用说理的方法，枚举实例的方法，搞清楚普世价值问题十分必要。笔者才疏学浅，理论功底太薄，学养修为不足，往往急于论战而疏于说理，又往往旗帜鲜明而棱角峻冷，不善于争取沉默的大多数。

冯虞章先生此时出手，恰似比武大会上年轻武林后生杀得难解难分，关键时刻，一位威严的老武师一个凌空纵跳跃然台上。冯先生在普世价值理论问题上所做的正本清源之功，与太极传人冯志强老先生武林之中固正扶本的大德好有一比。20年前，神功横行，妖怪出没，为孔方兄计，个别的武林掌门神话自己，声称挥掌出拳皆带外气，甚至“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冯志强及其弟子不为所动，坚守正道，怒斥妖孽，维护了中华武术的清誉，获得了海内外的尊敬。今天，当年那些挥掌生发外气的掌门人都销声匿迹了，耄耋之年鹤发童颜的冯志强带着弟子依旧谦虚地修行着。主席有诗曰“人间正道是沧桑”。

冯虞章先生的文章，当然不是定论，环球时报专门缀以版花强调这是“讨论”，意指不同意冯先生的观点，尽可以撰文讨之论之，盖用意颇善。不似某些媒体，口诵普世价值，啼血民主人权，可是心眼小似针鼻儿，阵营意识一丝不苟，绝不给不同意见者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此普世，普世之反讽也，如此民主，民主之悖论也，如此人权，人权之叛逆也（20080905）。

2008-09-20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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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樓

附文：怎样认识所谓的“普世价值”？

作者：冯虞章

“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不会说“不”了。这就不免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舆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

美军侵伊体现了什么“普世价值”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为我们观察问题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

就说美国的“普世民主”。在美国当权人物的词汇里，其“民主”、“自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道德旗帜，是无与伦比的“普世价值”。他们有在全世界推广和实施这种“普世价值”的权利和义务。这套东西到底意味什么，这种“普世”外衣包裹的“民主”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那就来看看它在伊拉克的实践。第一步，他们为了向一个主权国家输出“普世”民主，编造欺世谎言，为大规模入侵制造借口；第二步，他们用武力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防御和设施；第三步，他们实施大规模地面入侵和全面军事占领，实现政权更迭，按美式民主要求，举行刺刀下的大选。此后，就是军事占领下的“民主”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暴力活动，教派冲突，腥风血雨，伊拉克人民深陷灾难和恐怖之中。这里究竟体现了什么“普世价值”呢？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计划实践恶果的暴露，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从张狂到失势，其中一位著名学者福山的思想悄然演变。福山在1989年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他把苏东剧变和国际局势的走向，解释为不仅是冷战的终结，而是“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已没有任何其他对手”，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而且西方的自由主义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从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来看，说他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和美国政府的“民主计划”提供了舆论支持，是不为过的。然而，福山终于“背叛”新保守主义了。伊拉克战争的实践，军事占领和腥风血雨，把“民主计划”鼓吹的一切击得粉碎。攻打伊拉克以后，各国包括美国盟国的人民对美国的强烈反感情绪，使福山大感震惊。他从对出兵伊拉克产生怀疑，到认为伊拉克战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虽然他抱怨人们误解了他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将我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与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及美国的战略霸权联系在一起”。

福山退而认为，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愿望是普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普世愿望是存在的”，因为这种愿望是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随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产生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既然接触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即因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条件的差异而不相同；而民主的发展最终要求付诸于一定的“社会自身”，这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动摇了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政体奉为“终极”的“普世价值”的根基。

侈谈“普世价值”是站不住脚的

让我们回顾和援引一下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具体分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论中的某种共性和不同社会形态中某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的问题，这也绝不意味着“永恒道德”的存在。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但是，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说，在历史发展中，道德方面“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杜林鼓吹“永恒道德”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

1. 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经说明，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何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来作为这种“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表现的“普世价值”呢？

2. 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再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

3. 不侈谈“普世价值”，又要在实践中通过扬弃，吸收历史上和外国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有益内容

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虽然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但首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此，我们既否定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永恒道德”、“普世价值”，认为对于道德传统、伦理文化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又强调必须立足于今天新的时代实践，通过扬弃、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

如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当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宣扬说:“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把儒学重塑为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根据其所谓“天道性理”的一套主张，具有高于其他所有合法性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俨然是“普世价值”，舍我其谁了。新儒家的那一套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历史倒退色彩浓厚且荒唐，而且被他们纳入了“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轨道。这样也就势必曲解传统文化的精华，严重妨害对于真正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利用。

对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伦理文化的扬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看它对于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把批判、继承、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立足于新的时代实践，造成传统从旧质向新质转化，实现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使之适合今天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今天的实际需要。

2008-09-20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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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樓

不应对“普世价值”随声附和

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意义，在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确立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1. 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把“普世价值”当作时髦的用语，随声附和。

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大体如前所述。有人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崇为“普世价值”，还有人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某些“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作时髦用语随声附和，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划清界限。

2. 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消除它的影响.

所谓“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虚伪的，因为“淡化”和“去”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去”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倾向的蔓延，将会严重危害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将严重危害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那种一面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面又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舆论，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3. 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上情况有所不同

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有多大的普遍适用性，受制于现实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互相联结又互相矛盾的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即使在现今凸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也因不同国家的利益矛盾或有的执意采取双重标准等原因，而态度各异以致对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应对。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生活中某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常识是否“永恒真理”时说，“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这对我们看待“普世价值”问题也有意义。当然，真正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是会有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超出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了。

2008-09-20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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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樓

中国学新加坡：什么还没学到？

2008/09/19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杜平
　　去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风波，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陷入难堪的境地。当时，笔者就此发表专栏文章《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现状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很相似，宏观上看似有序，微观上却是混乱不堪。“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易，早已从个别现象变成群体习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

　　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这句话确实显得过于尖锐和刺耳，所以我也理解一些中国朋友曾经表示的不悦。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企界一位身居高位者后来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在商界的好些朋友都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虽然尖锐了些，但却是一针见血，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都是孩子，为何境遇不同？

　　这几天，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在发酵，不仅使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而且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假若现有的各级执政者和管理体制依然无法减少和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那么，久而久之，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就真的要变成全社会的习惯，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一家企业、一种产品的问题。但随着奶粉检测工作在全国展开，当局已经查出几十家公司的数十种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也叫人难以置信。

　　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原奶中掺入有毒化学原料，绝对不是几个不法奶农的个人行为，而很有可能是整个奶粉行业生产程序的一部分。因此，若只是抓几个无足轻重的奶农当替死鬼，那不仅不能服众，而且还会让世人看到，在中国，不只是那些企业和商人在疯狂地欺世敛财，而且就连政府、司法机构和整个体制都在弄虚作假。

　　三鹿事件曝光次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朋友说，从电视上看到甘肃两名婴儿死于毒奶粉的新闻，她在刹那间便想到了自己幼小的孩子，情不自禁地紧紧搂着他，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她这样问道：“同样是可爱的小宝宝，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这个问题看似多么简单，但实际上却直透问题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同样以无可匹敌的速度向低劣的方向滑行。

　　可以说，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两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辅相成。因此，要问“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答案在比较中就显而易见。

官员所思并非人民所盼
　　笔者在新加坡生活十三年，直接和间接地观察过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记者和商人前来考察和取经的过程，也接待过很多来来往往的私人朋友。大多数人都是慕名而来，对所见所闻都会发出一番感慨，甚至流露出真诚的羡慕之情。

　　但是，身份不同的人，观察新加坡的角度却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儿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自然地从孩子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羡慕这里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相对端正的社会风气，甚至还会即兴地产生移民新加坡的念头。不只是中国的这些父母，就连伦敦的华人朋友来新加坡出差期间，竟然也脱口而出地对我说：“太好了，我终于为两个儿子发现了将来落脚的好地方！”

　　但官员们明显不同。容笔者直言，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都是容易看得见、容易照搬和模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前中国从上到下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即便社会乱成一片，官商关系乌烟瘴气，群众抗争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那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个官员就是好官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级政府的所思所想，与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问题就出在这里。心中不思考下一代，不把子孙后代的前途放在政策和行为的首位，任何政府官员、任何企业管理者、任何社会成员，就难有长远的目标和踏实的行为，政策会变得缺乏人性，手段会变得不顾后果。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丑闻何止限于一时、一地。假若一个地方的官员只是把眼睛盯在财政和利润之上，他们就必然是目中无“人”。

无价的“诚实”品牌

　　以强烈的功利心态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启发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诠释和理解；抱着“速成班”学员般的短视浅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新加坡经验，也许碰巧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原因并不高深，只是在于很多人没有真正地潜心研究，错把“器物”当成精髓。

　　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是什么？作为一个在新中两地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者，我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责任说出两个十分简单的字，叫做“诚实”。或许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甚至还能举出若干相反的事例予以驳斥，但任何相反的事例都不足以推导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几十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维持繁荣，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法律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都受到了内外资本、内外企业和内外消费者的信赖。假若不讲诚实，不讲信用，只是关心所谓的诀窍和手段，那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新加坡经验。

　　“诚实”何价？在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短视者看来，诚实的品格不只是一文不值，反而是损己利人、自伤其体的累赘。当三鹿集团在牛奶里掺入“增产化肥”而成为政府青睐的缴税大户之时，若其他奶粉公司还是苦撑着那一点诚实和良知，它们在政府和市场眼中的地位便可想而知。既然诚实不值钱，反而还要吃亏，那就都来弄虚作假。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政府一直视而不见的最大毒瘤。这些年，其毒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已经不足为奇。

　不诚实的官员、不诚实的企业和不诚实的个人，三者携手合作，结果首先毁掉自己，然后也会使整个民族作假成性，毫无尊严。现在，中国的奶粉业已经陷入空前危机，消费者已经转向海外产品，这是本土企业不诚实、无信用的必然报应。假若其他企业和其他地方政府还不清醒，它们迟早也会陷入同样的危机。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那段文字，对很多人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在发生三鹿事件的今天，重温这段文字似乎很有必要。邓小平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十六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与邓小平所期望的目标依然相差太远，与他所推崇的新加坡样板依然不能相提并论。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大缺憾。笔者真诚希望，新加坡应珍惜和保持自己的诚实品牌，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中国各级执政者记住邓小平的话，经常揽镜自照。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2008-09-20 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