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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泰中國論壇黃河兩岸 → 規制國家與中國再社會主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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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國家與中國再社會主義化

2008/10/07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鄭永年
  不規制,就是死亡。這是人們能夠從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得出來的最簡單的結論。因為中美經濟的互相依賴程度已經到達很高的程度,美國金融危機勢必嚴重損害到中國經濟,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就這一點,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訪問美國期間已經表述得相當清楚。

  但是,中國的問題還遠遠不止如此。

  盡管中國還處于工業化早期,但經濟規制或者監管問題的嚴重性甚至要比美國更甚。如果說美國的監管問題主要出在金融經濟而非實體經濟,那么中國無論在實體經濟還是金融經濟上都存在監管嚴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況。

  實體經濟中的監管問題如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傾瀉事件因為媒體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斷報道出來。但金融領域并不是沒有問題,只是透明度不如實體經濟那樣高罷了。

  不管怎樣,所有這樣那樣監管問題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臨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那就是政府與資本的關系,或者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關系問題。可以這么說,中國歷屆政府無論是解放前的國民黨政府還是現在的共產黨都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

  這些年,中共一直在強調執政能力問題。但在種種執政能力那里,市場經濟如何監管,這一關還沒有過。同時,在理論上說,直面這個問題也有助于人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再思考。

貧窮社會主義的弊端

  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社會秩序是建立在“士、農、工、商”這一既是道德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這里的“士”不僅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國文化中隱含有一些非道德諸如投機和欺詐等意思。

  農、工(小手工業)是傳統王權的基礎,而作為統治者的“士”是絕對不會讓“商”有坐大的機會的。歷代的統治者都千方百計地來遏制商業活動,例如一旦當統治者感到商人的政治威脅時,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綁在一起,讓他們成為地主。如果還不行,就會動用國家力量消滅商人。

 所以,盡管中國歷史上也有商業發達的很多時候,但中國從來就沒有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商業階層。這也就是中國近代以來落后于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觸以后,中國開始意識到近代化工業和商業的重要性。但作為后來者,中國的民族資本很難和西方資本進行有意義的競爭,于是政府就進入資本領域,要不成為資本的主體,要不成為資本的后台力量。

  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政府和資本或者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之間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到了國民黨時代就最終演變成了政治權力高度依賴于經濟權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問題。

  當政治高度依賴經濟的時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無能力規制經濟力量的時候。當然,當政治權力失去自主性的時候,政府就沒有任何能力來服務于社會大眾的利益。這是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建國以后,中國逐漸走上當時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道路,厭惡商業和商業階層,最終消滅了私有制。但消滅了商業和商業階層之后,經濟發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計划經濟之下,人們個個貧窮,就是貧窮社會主義。這當然和馬克思原來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背道而馳。

  這種情況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完全改觀。大多數中國人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了短短一段時間對市場經濟抱懷疑態度之后,自90年代開始毫不猶豫地走上了同樣極端的市場化道路。

  在理論層面中國走的是不是學朮界所指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可以爭論。但從現實面看中國的改革很多方面,表現出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如果說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是因為那里的政權的垮台而解體,在中國則是用政權的力量加以摧毀的。

目前美歐都在社會主義化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親商”是各級政府的政策的唯一關鍵詞。要發展經濟,親商非常重要。敵視商業或者對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各級政府的親商分不開。但不可否認,建設規制國家的努力就是在種種親商行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最終發展成為名為親商,實則害商。

  親商就是要善待企業。如何善待企業?就是要為企業提供有利于良性競爭和發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環境,同時還要規制企業行為,防止企業惡行,最終自我滅亡。

而中國各級政府的一些行為與其說是親商,倒不如說害商。政府幫助企業提供和保持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和原材料。企業雇員的權利并不在政府和企業的考量之中。
  政府對企業實行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地方保護主義。只要為地方帶巨額利益的企業,政府都為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護。在國家層面,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就會罩上“保護民族產業”的旗幟。對一些所謂的國家名牌實行質量免檢就是表現之一。

  這樣,規制就失去了空間。這些年來,中央政府想方設法進行規制建設,但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存在著這樣一種關系的情況下,規制并沒有任何空間,就是說,各種規制沒有可能得到實施。

  在不規制,或者沒有有效的規制下,就造成一種“劣幣淘汰良幣”的局面,導致商業之間競爭的邪惡化,就是說越是惡劣行為就越具有競爭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這種惡性競爭所拖垮。

  中國的奶制品行業就存在著這種情況。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沒有規制的惡性競爭下的必然產物。

  規制缺失的情況在金融領域也非常嚴重。盡管中國實體經濟還不發達,但因為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同時也儼然進入了金融時代。銀行業在短短時間里飛速發展。在很多年里,中國也是世界上外匯最多的國家。

  但對龐大的金融業,中國到底有多少監管?紙面上的監管條例到底有沒有發生作用?這可能是一個誰也回答不了的問題。

  在這個領域,沒有任何透明度。但有兩個因素使得這個領域的監管實際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銀行業由國家所壟斷。國家壟斷表明監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監管右手,沒有任何效果。

  第二,和美國一樣,這個領域專業性強。除了操作這個領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當然,這也給這個領域逃避規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無論在實體經濟領域還是金融領域,缺少監管肯定要出問題。一旦出了問題,企業自我毀滅,但真正的受害者則是社會大眾。實際上,社會主義的出現本來就是要預防出現這種情況。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如果沒有社會的監督,都會走上毀滅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次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后,如果美國發展成了社會主義,或者歐洲更加社會主義化,并不會使人感到驚訝。對中國來說更如這樣。它提醒人們,中國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滅市場和資本的貧窮社會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本身。社會主義就是要社會對資本和政治進行節制和監管。畢竟,無論是“人民共和國”還是“人民幣”,前面都冠有“人民”兩個字。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發貼IP已設置保密 2008-10-08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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