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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與股市︰從《紅旗》停刊說起
| 炮郎: 政治與股市︰從《紅旗》停刊說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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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久前《求是》雜志慶祝創刊五十周年，宣稱其前身即創刊于1958年的《紅旗》。嚴格地說，這是兩個不同的雜志。《紅旗》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求是》是中央黨校主辦的。1988年，《紅旗》明確宣布停刊，而《求是》也宣布創刊，不存在前者改名為後者的歷史事實。問題是，《紅旗》為什麼停刊？
起因是實踐標準討論。1978年指標性媒體都加入了這個討論，唯有〈紅旗〉按兵不動。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要求總編輯熊復不要卷入，熊復照辦，也不與下面的人講明原委（怎麼講？）。〈紅旗〉的沉默如此突兀，外面議論紛紛。下面的編輯們著急了，知道潭震林是個敢人，便去約稿。潭的稿子談的是毛澤東，但歸結于實踐標準問題。熊擬刪去實踐標準那節，潭怒，問題交給汪。汪不敢得罪潭，又不願意直接批準發表，便轉請華、葉、李、鄧批示。華無言，葉在粵；鄧批示發表，並尖銳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議。華汪失勢，熊復檢討。胡耀邦為政以寬，助熊過關，終其任，熊復一直是〈紅旗〉總編。1987年胡退，中央沒有忘記〈紅旗〉問題。領導班子全換，留甦星一人負責。隨又決定，撤銷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胡啟立來社講話，解釋說︰“從中央來說，繼續辦中央一級的、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帶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的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更便于理論探討和研究。”（甦星︰〈紅旗〉的停刊與〈求是〉的創刊）。
胡啟立的話中最有意思的是那句“而且叫‘紅旗’”。為什麼不能叫“紅旗”？國旗、黨旗、軍旗都是紅旗。胡的意思也許是“紅旗”兩個字太權威，不利于討論。但紅旗的含義，遠不止于權威。所以胡那句話到底啥意思還是挺難明確的。在中央決定撤銷紅旗雜志社以後，甦星等人曾請示，新刊能否還叫紅旗？被否決了。也許有人會認為，中央是為了豎起“求是”的旗幟，才把“紅旗”給停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把紅旗撤了以後，胡啟立還在為新刊找名字。有一次開會，他拿著一堆名字在推敲，坐在旁邊的李瑞環知道原委以後，提筆寫了“求是”兩字，後來被采用了。所以說，當初停“紅旗”不是為了“求是”，是為停而停。
1988年〈紅旗〉的停刊是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政治事件，其指標意義可能遠遠超出中央的本意。對于國內外的政治觀察者來說，作為中共理論權威的“紅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央自己砍倒的，這肯定是個重大變化，可以做很多解讀。對于想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令其鼓舞的信號。這些人在一年以後的政治風潮中下注的時候，〈紅旗〉的停刊應當是一個重要參考。
二
政治如股市，信心很關鍵。一個政權如果穩定、自信、威信十足、前程遠大，國內的人就會站在政府一邊，幫助維護其權威，改進其工作；國外的政治家就會努力與其保持良好關系；國內外的投資者就會有信心在此投資；CIA就不會增加用于推翻該政權的經費預算；企圖顛覆該政權的人也傾向偃旗息鼓，另做打算。此時該政權統治成本不斷降低，進入良性循環。反之，一個政權沒有威嚴、沒有自信、岌岌可危，國內的人就會謀劃退路，破壞其秩序以謀取私利（如大量貪污以便在政權垮台後成為寡頭）；外國就會在其國內扶植代理人；投資者會逃逸；CIA大量增加經費預算以資助“臨門一腳”；顛覆者將異常活躍，顛覆活動此起彼伏；國外媒體天天放送，如播大劇。此時該政權統治成本不斷上升，進入惡性循環，崩潰在即。
象股市一樣，一個政權如果要增加人們對它的信心，就應該有能力不斷釋出利好消息（當然必須是有依據的可*消息），減少利壞消息。拿最近中國的事情來說，“四月青年”的崛起、五月抗震的團結、奧運的成功、航天的發展、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增強對政權信心的利好消息。周老虎事件、三鹿事件、“你們算個屁”事件、官員外逃事件，以及頻繁的礦難、廣泛的貪污，都是損害對政權信心的利壞消息。
但中國最大的利壞消息還不是來自于這些突發事件。中國這麼大，要避免利壞消息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突發性的事件，天天都會有很多。中國最大的利壞消息在于其精英人物在政治上的反動、幼稚、三心二意、羞羞答答。象茅于軾這種人，那是指望共產黨馬上垮台的，謂之反動。還有一些小右，剛剛知道一些政治理論的皮毛，就以為真理在握，非照美歐那樣不可，此之謂幼稚。有一些人，這樣也行，那樣也好，晃來晃去，不爭論，這當然就是三心二意。還有人不敢對人講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怕被人嘲笑排斥，這叫羞羞答答。《紅旗》被停刊，名字被棄用，這就是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表現，在1988年的時候釋放了一個很大的利壞消息。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政治上反動、幼稚、三心二意或羞羞答答的精英，充斥中國的學校、媒體、乃至機關內部，不斷地打擊人們對共產黨政權的信心，而共產黨反過來將這些人捧上高位，給予優厚待遇，使其有更多的機會打擊人們的信心。出于鞏固政權的目的，對于不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共產黨領導的精英，不應該讓其分享比一個普通公民更多的政治權力。例如北大光華學院的院長，這是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的職位，就不應該讓一個對國有資產被大量棄賣負有責任的人出任。
如果共產黨在對精英人物的使用方面，不堅持嚴格的政治標準，那麼今日的“四月青年”，也許會變成明日的茅于軾。到那時候，難保不會出現如股市崩盤那樣的局面。
三
真名網站長吳洪森出了一道歷史思考題，叫做“假如中國不抗戰”︰“看了《真實的汪精衛》，我不禁想︰假如中國當年不抵抗，就象法國維京政府那樣，打不過就立即投降，中國歷史將怎樣呢？我推論︰第一，中國老百姓不會受國民黨焦土抗戰和日本鬼子三光政策之苦。（有位老先生曾對我說，他這生最好的日子就是日本佔領上海的孤島時期，我當時听了心里一驚︰這不是投降理論嗎？）；第二，日本有了中國資源，就會和德國聯手夾擊進攻甦聯，斯大林甦共政權就會垮台；第三，英美和德日之間決戰的結果，還是日本無條件投降，德國被佔領。但是世界將不會分解成東西方兩大冷戰陣營。第四，因為甦聯不存在，中國共產黨失去了支持，當然也不可能佔領中國。”一時聚訟紛紜。
撇開提問中暗含的政治傾向不談，撇開其對日本佔領上海時期（他的“日本佔領上海的孤島時期”這個提法也暴露了其對歷史的無知，孤島的上海就是指尚未被日軍佔領的那塊上海）的美化不談，這個問題跟股市里的博弈有類似的地方。在股市里，投資人的決定取決于他對其他投資者即將作出的決定的預期。抗戰能否取勝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國人抗戰的決心。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寧死不屈、奮起抵抗，則中國必勝；如果每個人都準備投降，則必敗。因此吳洪森可以再出一道題︰“假如中國沒有一個投降”。真實的情形，當然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抵抗者越多，勝利的可能就越大。對勝負的預計，也就是對國人抗戰決心的預期。汪精衛認為中國必敗，就是低估了國人抗戰的決心。以他的巨大影響力，他選擇加入投降派，大大打擊了國人對勝利的信心，使堅決抗戰者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罪不可綰。
然而在抗戰的問題上，我們的無數英烈，那些使我們這些後代子孫能夠在地球上昂首做人的先烈們，是超出了勝負的算計的。炒股式的算計，在以血肉築長城的人面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的信念很簡單，寧死不做亡國奴。有這樣信念的人，永遠是國家和民族的脊梁。
因此政治到底還是與股市不同。股市里，利是唯一的目標。而政治則不僅關于利益，還關于信仰。共產黨如果想維護其政權，除了在政治藝術上通曉政治如股市的道理，不給顛覆力量以可乘之機以外，更為重要地，它必須能夠為國人提供信仰。如果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是可以讓人寄托人生價值的，那麼就會有人，在成敗的算計之外，義不容辭地維護其領導地位。 | 2008年11月20日 [史地人物]
[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11/21/2008 12:42:47 A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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