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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泰中國論壇黃河兩岸 → 胡錦濤放話: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民主成大眾訴求:腐敗使中共陷存亡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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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放話: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中評網<--sk--> <--sk--> 

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12月18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指出,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胡錦濤表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不發達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胡錦濤說,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自己的發展。30年來,我們既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夯實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基本路線是興國、立國、強國的重大法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証,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群眾的幸福線。我們要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另外,胡錦濤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時指出,“我們需要借鑑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sk--> 

  胡錦濤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sk--> 

  他說,“我們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壯大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証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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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成大众诉求:腐败使中共陷存亡之秋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明报专讯/民主政治在中国走过非同寻常的30年。随覑时代演变,民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些精英的政治呼声,而成了普通大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日渐强烈的诉求。「民主是个好东西」已成为可以放在桌面大谈的热论,维权斗士的成果也不断积累。民主化浪头都不约而同指向权力体系,而一个涉及中共党内党外执政体系的系统工程呼之欲出。

胡锦涛不指定接班人

长久以来,中国最高层人事变动是海内外测评中国民主风向的最重要指标,而中共十七大期间,已有消息人士明确指出,胡锦涛不会指定接班人,未来也不会。事实上,这种平稳过渡最高权力的演练早在十六大时就已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称,举行十六大时,党最高领袖的顺利更替在中共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它改变了共产国家长期形成的领袖终身制做法,避免了由于交接引起的不稳定和党内的残酷斗争。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上层推进民主最具标志意义的事件,其实要从华国锋的退休算起,这是对第一代领导人,即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反动」。其后邓小平退而不隐,是在特殊情势下的非常之举,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隔代指定的做法。

江泽民朱鎔基退休后隐居

而从十六大开始,中共最高领导人用事实给出了答案。退休领导人隐身澹出意识增强,像江泽民、朱鎔基等第三代领导大部分过覑隐居生活,除了发表一些个人着作,甚少对时政发表意见。而十七大以来,又一批高官以全退姿态告别政坛,前副总理吴仪就是其中的典范。

不少内地学者和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民主水平,特别是中央高层的民主水平并不比西方低。相反,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更多集中在基层和中层。

而基层民主的代表形式——直选,更是在欢呼与诟病中不断实验前进。儘管中国已在超过66万个村庄里实行基层选举,在较大城市如南京和广州,也正开放更多重要的职位让公众参与,但是「宗法政治」的阴影也同时爬上基层直选的额头。儘管全国「两会」上基层代表成为媒体宠儿,然而不少接触过这些代表的记者私下对他们的参政素质有覑明显的担忧。

这固然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瓶颈,但是目前内地学界的主流声音仍如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所说,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政治上说话的权利。如果有些人水平低、能力低就不让他们说话,就只能由那些「聪明人」来代表他们说话,那就不用搞民主选举了。

学者吁用12年建民主平台

2007年,一部叫做《攻坚》的理论书籍引起了海内外的特别关注。因为,这是一部在改革开放30年前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最前沿研究的论文集,主编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谈到中国上层民主推进的时间表,惹人关注:「我们拟定了一个12年计划来建立民主平台,在政府所有层面上,都将有公泷的民主参与。」

周天勇的「12年说」,很快引发了各界的质疑和争论。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算命」行为,是政府的「缓兵之计」。对此,周天勇一方面觉得有被误读的无奈,「民主政治需要改革来过渡,改革同样也是要有一个时间、计划。如果没有总体报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些方案,那你什揦也不干了。」

腐败使中共陷存亡之秋

明报专讯/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被外界视作中国民主扛旗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近来最关注的话题是权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俞身处高层思想动态前沿的中央编译局,他的思索焦点多少能够反映出中共高层的思路和未来动向。

经济政治发展严重失衡

有论者对近20年的中国改革进行尖锐抨击,认为这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严重失衡发展的20年,社会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惊人,照此以往,中国势必危矣。

近年来,建国以来最高级别官员贪污犯罪的陈良宇桉震动朝野,情妇现象触目惊心,黑色势力染指政界,地方贪腐桉等特大重大腐败桉例频频撞击人们的心脏。权力腐败,已成为阻碍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中共内部干部教育活动中,讲座者甚至称腐败已使党处于旦夕存亡的境地。

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所运行的是政治权威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这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尖锐複杂的矛盾和问题。

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将直接危及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党校专家﹕应设制度作保障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戴焰军指出,中共作为长期唯一执政的党,要加强党内民主首先是党员在党内各项权利的落实,如现实中存在的买官卖官、干部「带病上岗」等问题与党员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得不到充分体现密切相关。同时,应强化党内监督、提高党的决策水平和领导水平。近年党内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已直接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形象,这要求中共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的监督机制,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正是强化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

要实现这些目标,戴焰军认为,关键是建立相应的一系列制度作保障。

近期,温家宝总理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重要性,有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决心实质擧动权力监督的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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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畅想曲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 30年的激荡改革,3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杀出了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血路”,收获了累累战果,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同样要杀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血路”,并对此充满自信充满期待充满梦想。

  我们的梦想在哪里?温家宝总理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1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党内外关注的敏感话题。多年来,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变化,党和政府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策略。

  这是对中国整个改革的一种很大的误读和误解。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事实上,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成果。

  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战略和策略上相结合,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司法系统和司法制度的恢复完善,新阶层政治身份的定位,“村官”直选,民主党派参政制度的完善,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公务员的公开招考,纪检监察系统的重建,举报制度的建立,“直选”和“差额选举”范围的扩大与层级的提高等,都是这些“结合”的具体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成果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支撑。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说,如果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不再需要深化改革。恰恰相反,在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看到成果和优势显现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改革带来了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带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产生以及既得利益者想方设法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带来了权力寻租和政府的趋利化,使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得到不断“优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改革带来了法治的滞后,使社会无序化的现象到处存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最后聚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看到了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实行民主政治是一把总钥匙。

  我们必须继续向民主政治*近。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方向。

  2

  我们要走的方向在哪里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也应当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也应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关键要在四个方面齐步推进:一是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三是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四是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党的各项制度。而且,推进这四种民主,必须依*法治。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有了,目标明了,任务清了,改革的步子怎样迈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渐进式路径是一条符合国情、高效稳健的改革之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走渐进式之路。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就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探索和积累得来的,从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有益补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可谓是呼之欲出又呼之不出,再到最后喷薄而出,这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挫折和阵痛,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利益的博弈和调整,时时处处都是“战场”,最后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同样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之路,每走一步,也会充满利益的争夺,也会充满“路障”,而要清除“路障”,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渐渐形成气候,艰难曲折地前行,最终走上坦途。我们不能有“路障”而停下脚步,我们也不能轻视“路障”而盲目“闯关”。

  我们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发展是一条“单行道”,一旦搞错了方向、走错了路,想回头就难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整个改革中情况最复杂难度最大进程最不容易掌控的改革,所以必须格外谨慎,格外稳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为改革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具体实践中,到底是民主多一点还是集中多一点,必须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来适度把握,选好时机,抓住机遇,有序操作,扎实推进,绝不能走极端,搞“休克疗法”。任何一种形式的极端都会造成灾难。渐进式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个短时间内看,似乎步子迈得小了,前进的速度慢了,但如果一步一步扎实地走,不发生大的曲折和反复,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从总体和全局看,前进的步伐可能并不慢。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时,在方法和步骤上采取剧变的方式,结果不仅丢掉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且造成了长期的政治、社会动荡,最终遭殃的只能是人民。

  3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的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走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那些不利于共产党领导、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不利于依法治国的“路障”、“绊脚石”都应当得到“清除”,“清除”就需要“战斗”,要“战斗”就会有“流血”有“牺牲”,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虽然是条大路,但同时也是一条“血路”,而不杀出“血路”,就走不上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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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人民群众也得到了极大的实惠,这是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30年的改革开放,也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在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大多数仍然充满社会良知和责任,仍然是改革的排头兵,但有的却已经走到了改革的反面,成了改革的破坏者,而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想方设法阻挠新的改革或者将新的改革继续“为我所用”攫取新的利益。现在,不少地方出现“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和经济权力“绑架”政治权力等现象,就是明证。有人把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而“这个人”就是资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制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资本精英直接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权力已经部分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如果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政治就会沦为“黑金政治”。因此,我们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坚定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决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弄成既得利益者新的“跑马圈地”运动,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等开成董事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邓公的警告言犹在耳,我们必须保持警醒。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资本的支配,同时也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凡是采取别国形式,到了自己国家不加批判的民主,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把所谓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普选和三权分立等等这些东西作为民主的标签到处乱贴,并用导弹和坦克强制输送,或者用“胡萝卜”和“颜色”进行“和平演变”,结果西式民主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到处开花结果,伊拉克人没有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美国民主的武装开进,俄罗斯人在“休克”醒过来之后也不再在自己的民主面包上蘸粘美国的民主奶油。中国是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重点“西化”的对象,他们动不动就拿民主、人权什么的来说事,矛头直指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向往西方民主的人士,他们也时不时提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并以此来“救中国”。可他们就是不知道,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中国的理,不是不伦不类,就是开错了药方;他们就是不知道,即使把故宫拆了建成白宫,西方民主也不会在中国成活。因为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完全照搬西方民主,中国只能变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既要与资本作斗争,又要同“西化”拼刀枪,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任重而道远。

  4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没有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有一个纲领性的决定,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为了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过了艰苦探索和实践一样,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上上下下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范围、实现途径和实现方法,一刻也没有停止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以广东、重庆、湖南、江苏等地为代表的许多地方,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改革热潮,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果说此前的政治改革实践大多与经济改革结合进行、偏重于“还利于民”的话,那么,新一轮政治改革的探索实践则剑指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人民民主,偏重在“还权于民”。“还权于民”,就是要切实保障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还权于民”,就是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做到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权于民”,就是要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做到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让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依法有效地批评和监督政府。新一轮政治改革探索实践的最大亮点之所以在“还权于民”,就在于“还权于民”探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深处,也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痛处。之所以叫“还权于民”,是因为过去有些属于人民的权利被有些执政者“代收代管”以至“代用”了,或者根本就舍不得“放”舍不得“给”更舍不得“还”;被有些既得利益者蚕食了掠夺了占有了,并且还想继续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合法化”。因此,要“还权于民”,对有些执政者来说,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对有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就是把“吞”下的民主权利或主动或被动地“吐”出来或者至少就此止步;而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则是对那些非民主的执政者说“不”,对那些不愿“还权”的既得利益者进行“讨还”。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每一步都障碍重重、异常艰难,每一步都得真刀真枪才能逆难而进,但退缩没有出路,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才能勇往直前。

  好在人们已经有了共识,新一轮政治改革热潮掀起后,全国上下动作频频、亮点多多,“问责制”的全面推行、“阳光政府”的渐次推进、“大部制”的机构调整、重要法规制订前的公开论证、局长处长的公开竞选、一定级别一定范围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差额选举县区长、直接竞选县区人大代表、市县党代表试行常任制……这些新探索新尝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让人们看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幅幅美丽的新图画。

  5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一同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循着渐进式的路径前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是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30年来的探索积累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实践,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灿烂前景。

  中国人民是最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曾几何时,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创造性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年最伟大的“原创”杰作。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一定能够全面建立。而且,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不断推向更加完善更加美好的新境界。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是个好东西,集中也是个好东西,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则是更好的东西。毛泽东主席早就为我们描绘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想图景,那是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样的生动局面,我们不仅向往,而且也会创造出来!

  罗满元/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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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失千金不丢寸土!中国还有多少领土尚未收回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李奉先 文

写在前言:夜阑人静,无眠人在书房内敲打着自己的键盘。很想很想写一篇关系我们的祖国主权和领海领土的课题,生活在绵延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土地上,失眠人渴望借助博文与诸君交流观点,以求同道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伟业聊尽绵薄之力,亦为共勉归途,快意人生。

众所周知:领土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涉及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亦关系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作为外交手段,我们可以送给外国财富、金钱、技术,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唯一不能赠送的东西,就是领土,领土!!原因很简单:再多的财富也可以重新创造出来,唯有领土,一旦失去,就永远回不来了!宁失千金,不丢寸土!!

那么,除了台湾问题,中国究竟还有多少领土未能收回?

  首先,我们必须提到中印领土争端。中国在整个中印边界1700公里的东、中、西三段,几乎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无可争议领土主权。



  ①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

  ②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③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我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其次,越南对我南沙群岛和部分西沙群岛的蚕食和侵略吞。

发端于前南越西贡政权,该伪政权在1956至1971年期间多次派船入侵南沙群岛,并发表对南沙拥有主权的声明;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先后侵占南沙群岛的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沙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1975年2月14日发表的白皮书,声称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越南与中国双万在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上本来并不存在争议,在1974年以前,越南方面无论在政府的声明、照会中,还是在报刊、地图和教科书中,都正式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可是自1974年后,越南自食其言,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1975年4月越南在解放西贡的同时,占领了原西贡政权占据的南沙6个岛屿;5月越南报纸刊登越南全国地图,把我国南沙群岛划人其版图,并改名为“长沙群岛”。1982年12月,成立“长沙县”,划归同奈省管辖;后又划归庆和省。越南还于1979年9月和1982年1月先后发表白皮书,声称对我国西沙和南沙两群岛拥有全部主权。其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33年以后法国殖民当局和南越西贡政权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国家继承”,二是一些越南“古籍资料”。

  从1975年4月至1991年11月,越南先后共侵占南沙岛礁27个。它声称拥有南沙全部海域。迄今,越南巳完成对南沙岛礁的军事控制部署。

  其三,与日本产生争执的钓鱼岛,中国拥有不可分割的领土主权。

也是我们保卫祖国主权的前沿阵地。钓Yu岛列屿由钓Yu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组成,总面积约6. 5平方公里,位于中国台湾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 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Yu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  在古老的历史上,中国关于钓Yu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Yu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Yu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Yu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Yu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Yu岛为战略防线。1602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从此遭日人监督内政40余年。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Yu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已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Yu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

  日本政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履行战後《开罗宣言》所规定的条款,拆除日本右翼团体在钓Yu岛上设置的灯塔,将属于中国的岛屿归还中国。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如果日本占领该岛,该岛海域就便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其四,外蒙古及周围地区。由于蒙古国事实上的法律独立,不存在争议问题,故不再多叙。

其五,与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领土争端问题。当然热点存在与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部分领土: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属于阿尔泰共和国的部份,以及蒙古的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其六,韩国通过强占我国的苏岩礁,将海洋分界线向我国一侧大大推进(参见中国海洋形势图),意图染指我国东海大片领海韩国除占领我国海上领土苏岩礁,还无礼提出间岛为韩国领土。

除上述几宗领土,目前被外国占据的领土或领海还有:

(1)菲律宾:占据9个我国岛礁。

(2)印度尼西亚:占据2个我国岛屿。

(3)马来西亚:占据9个我国岛礁。

(4)文莱:占据1个我国岛

笔者以为:关于领土问题开展的斗争,中国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尽管发展经济是第一,但国家主权更是第一中的第一!因为领土问题涉及子子孙孙千秋万世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

“我永远诅咒麦克马洪线,我永远拒绝承认屈辱的麦克马洪线” ,按照笔者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领土东部边界地区,也许成为现阶段中国陆疆唯一有可能爆发边界战争的地区。至于海疆爆发点,中国亦需要存在与日本、越南存在潜在军事冲突的心理准备,防患未然,乃兵者之大计也,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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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收购已交2000亿学费 存在3大败笔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中国证券报 作者:济川<--sk--> 

<--sk-->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年,也是中国海外投资减值年。你可以去憎恨它,因为损失惨重;你也可以感激它,因为教训珍贵。

  曾几何时,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让国人豪情万丈,金融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或隐或现。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号角声中,踏着“走出去”的惊涛骇浪,那些匆忙“赶海”的“资本家们”,在亏掉了手中70%的真金白银之后猛然醒悟,轰轰烈烈的海外收购快速鸣金收兵。仔细一算账,我们付出的学费早已超过2000亿元。损失让人心痛,教训弥显珍贵。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感谢金融危机的及时爆发,否则海外收购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补办完“身份证”的中投公司羞涩地亮出了60亿美元的浮亏;两拓合并失败后,中铝公司的80亿美元亏损毫无遮挡;中国平安没有施行它那1500亿元庞大的融资计划,但157亿元的亏损计提已经完成;QDII没肩负中国人海外淘金的使命,1120亿元投资,已现600亿元的浮亏。如果接着往下算,今年海外收购的损失肯定越过2000亿元。2000亿学费得来的教训是一切都在掉转船头。

  金融收购急踩“刹车”

  2008年12月3日,中国2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香港表示,在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而损失60亿美元之后,海外金融机构已经不敢再投,而非金融产业公司还可以投资。

  中国平安去年底和今年初在二级市场购入约1.13亿股富通集团股票,2008年6月26日又参加闪电配售增持750万股,共计持有1.21亿股,合计成本为人民币238.38亿元。由于比利时富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导致股价暴挫,手持富通股票的中国平安投资浮亏超过157亿元。平安由此宣布放弃收购富通集团的计划。

  去年9月中旬,中国首个股票型QDII南方基金全球精选火爆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此后华夏、嘉实和上投摩根分别发行的QDII均受到内地投资者的追捧。一年后的QDII却出现巨额亏损。10只基金没有一只净值超过1元。规模最大的4只基金,浮亏分别为48.2%、62.7%、56.7%、47.4%。

  有人把它们称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三大败笔”,但它们也昭示着海外金融资产收购的巨大风险。

  招商银行斥资193亿港币对香港永隆银行的收购已经完成,停牌中的永隆银行无法显现招行的损失,但收购的期望值已经变化。

  对于更多的金融企业来说,海外之行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了。

  中国人寿高层近日透露,公司手中持有45亿美元现金,尚未做出任何海外战略投资。

  资源收购谨慎行事

  12月15日,中石化集团今年最大一笔海外收购获国务院批准。中石化出资130亿元人民币收购加拿大TYK公司。该公司石油资产仅次于叙利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海外收购的步伐没有停止,但目标已经明确,资源性公司的收购将是重点。

  本报12月1日《两拓合并失败,中国为何交900亿学费》的评论似乎激起相当多知识人士的共鸣。人们对于中铝公司(中国中铝母公司)投资力拓140亿美元浮亏80亿美元有些难以接受。也有人说这是中投为阻止两拓合并,维持中国钢铁产业链条而委托中铝做出的重大投资。对于拥有铁矿石、煤炭、铝土矿资源的力拓而言,中铝的出手也许有些早,但投资方向没有错。中铝方面也曾表示,不排除增持力拓的可能。

  对于金融产业而言,错误的投资可能会血本无归,而对于资源类产业,“买你缺少的东西,永远不会错。”

  2008年,中钢对澳大利亚Midwest公司的敌意收购为中国企业开了一个好头。这个获得《Finance Asia》(亚洲金融)和《Assets》(财资杂志)2008年度“最佳并购交易”和“最佳交易”的并购案,为中钢高层的战略思维、专业判断和执行能力打了高分。

  中钢国际贸易合作部一位高层愿意跟记者谈这次收购的经验与心得,中钢以13.6亿澳元(9.02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企业Midwest仍称得上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交易。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恶意收购,也是国有企业所开展的首次恶意收购。

  紫金矿业一位高层告诉记者,“中国公司海外矿业投资总体上还是要谨慎行事。要考虑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开发矿山还要考虑当地的基础设施、物资供应等因素。目前,国内外的不少矿业公司估值已经很低,紫金矿业也已经准备用10亿元进行股权投资。不过,何时出手现在还不好说。”

  是否到了抄底时机

  “中国企业海外抄底的时候来了吗?”

  在第四届环渤海钢铁市场论坛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对本报记者的提问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目前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时候。打一个比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1米高的海啸的话,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100米高的海啸,深不见底。中国企业如果要做海外并购,最好投资资源类公司的股权。”

  中国矿山冶金协会理事长邹健表示,中国海外矿山收购要注意风险,避免相互恶性竞争,抬高收购价格。此前,中国海外已收购的矿山估计要到2010年左右才会向国外提供矿石。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资源收购应该着眼于长远发展,而不仅是眼前的浮亏与浮盈。中国企业应该为下一轮经济周期来临做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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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职官员获重用:中国问责制如休假制

2008/12/18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失职官员获重用:中国问责制如休假制

太阳报/安徽阜阳毒奶粉案曾造成十多名婴儿死亡,一批官员问责下台,如今,多数被问责官员已重获要职。其中,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获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目前已调往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则调到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

阜阳奶粉事件曾在内地官场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式事件。但没想到的是,一年多后一切又重新恢复原样。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体面地重新戴上乌纱帽,在一个个鲜花般娇嫩的小生命可能还未完全康复之时,这些失职官员已经再次走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舞台。

被问责官员悉数重获要职,不免让人怀疑,当年「问责风暴」虽然刮得勐烈,不过是给愤怒的公众以心理安慰而已。这种柔情似水的问责,掏空了法治的尊严,扭曲了是非标准,实际上以人为笨,是新型的愚民政策。不仅让少数获重新任命的问题官员难有愧疚感,相反会给官场带回反方向的激励。

官员看到,失职后大不了低调一、两年,潇洒走一回,乌纱帽还会重回头上,没甚麽大不了。被问责相当于休了一次长假,风头过后又被官复原职或者另有重用。或许,过不了多久,外界又可以看到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失职官员,如石家庄前任市委书记吴显国等,又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

一荣共荣一损俱损

那些在劣质奶粉事件中死去的婴儿,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这些害人于无形的官员,他们的政治生命却能重生。如果真如当局所说,那些官员「人才难得」,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那谁又能给那些死去的婴儿重新活一次的机会呢?

按照中共内部有关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官员,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阜阳的这些失职、渎职官员,在过去一年多,到底做了哪些「突出实绩」呢?很明显,当局对他们的复出,缺少有说服力的交代。

实际上,导致他们复出的最大可能,是当地盘根错节的裙带关係。中国的官场,素来注重人脉与关係,一个官员往往连尠更高的官员,就像葡萄串一样,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大家一荣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共。当这名官员被问责的时候,他的*山与保护伞仍然端坐台上,只要风头一过,自然会伸出援手。

不过,随尠舆论监督的加强,这些失职、渎职官员早已被媒体盯死看牢,只要一跳出来,往往被舆论穷打勐追,有时甚至连后面的*山也被媒体连根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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