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發展的上海文化是中國樣板

張閎    

上海從來就是一個商業氣息相當濃重的城市。這一點常常成為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控訴上海文化乏善可陳的一條重要理由。

商業文明並不是罪過。人類在商業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精明、靈活、誠信、吃苦耐勞精神和創造性的智慧，也是人類的美好品質。而且，在商業契約關系中，現代公民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胚胎孕育出來了︰它就是人類個體之間平等的契約關系。

也恰恰得益于此，上海曾經是中國現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會的策源地。沒有以上海為基地的現代物質生產，中國現代文化簡直難以想象。進言之，過分地抨擊上海的現代商業文明，甚至恰恰是長期以來形成小農意識的保守性的體現。

由此，今天上海文化的主要癥狀，並非其發達的物質和商業文明所致。那麼到底是哪兒出錯了？真實的情況是，由于經濟和文化之間不協調，導致了上海文化畸形的發展狀態。

擴張性品格的異化

商業自有商業的文化，商業完全有可能以一種更加人性化的面目出現。不符合客觀規律的市場運作會帶來物質泡沫，在上海，物質泡沫就經常泛起，而且反倒成了城市主義意識形態的形象廣告。

比如，磁懸浮列車，就純粹是一條交通恐龍，燒錢火爐。幾乎很少有人能夠享受其速度所帶來的便利，其主要功用就是花巨資向世界夸耀我們對高速的佔有。陸家嘴建築物的高度和磁懸浮列車的速度，均可看作第三世界國家在所謂“現代化”情結支配下的病態欲望的表征。

上海曾經是“冒險家的樂園”，體現在文化上就意味著一種“擴張性”的品格。1990年代以來，隨著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和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目標的確立，上海對文化的舊夢重溫的願望表現得越來越迫切。這一點，可以從上海這幾年文化設施建設的急劇膨脹和文化產業投資迅速增加等舉措中，以及從方興未艾的“上海懷舊”熱潮中輕易看到。然而，這個偉大的“商業之都”在新的商業大潮到來之際，其文化的影響力卻急劇衰減。

顯而易見，上海自有其無可比擬的文化優勢︰財力雄厚的文化資本，功能齊全的文化設施，還有一個龐大的，高素質的文化接受群體，這一切，拿中國任何一個省份和城市，都無法與其相提並論。

不過，在全國的文化格局中，上海所佔據的地位卻與這些外部條件極不相稱。在出版傳媒業方面的弱勢地位，即是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報業幾乎沒有一張具備全國性影響的報紙。且不說當年的《申報》、《大公報》，就說十幾年之前，《文匯報》、《新民晚報》也稱得上是全國性的大報。而現在這些報紙雖仍得地利之便，卻無當年之威。只能采取收縮的自我保護策略，既無努力也不打算應對當下強大的媒體競爭。

上海丟了文化的雄心嗎？它一度也有過將城市建成中國的“文化中心”構想。但這一構想終于胎死腹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降格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由“文化中心”降格為“文化交流中心”，意味著這座城市自身文化原創力的匱乏。

五花八門連續不斷的會展，三天兩頭名目繁多的節慶。“廟會”看似繁華，但它不是生產基地。節日自然熱鬧，但它不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廟會化”，營造了文化繁華的假象，掩蓋了文化荒蕪的真相，進而又加劇了文化原創力的退化。凡此種種，迫使上海只能從別處移植一些奇花異草，來裝點自己荒蕪的庭院。

堂皇的上海大劇院，這個龐然大物，有著功能強大的設施，高昂的票價和不算太難看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同于一個國際戲班子走街串巷的臨時帳篷。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到這里展覽一番，趕一次集，然後收攤了事。其他許多氣派非凡的文化設施，也都只能為外部文化提供展覽、交流的平台。原創性文化的缺失，使得有著強大文化設施的上海，正在蛻變為一個國際文化“廟會”。上海大劇院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象征︰一個龐大的物質巨人，一場盛大的節日廟會，然而曲終人散，留下的是空曠。接下來的世界博覽會，將會進一步強化上海的這種文化展覽功能，使上海文化全面“廟會化”。

誰吃掉了文化空間？

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策源地，曾經匯聚了中國電影的全部精英。即便現今，上海電影業依然擁有國內一流的設備和技術、一流的制作工藝、一流的外景地以及最強大的財力支撐。如今它的真實處境，就是外行也能看出來︰它炮制出來的影片，能算得上二三流之作的，就實屬不錯；一些巨額投資的影片，差不多從一出來就是一條死掉的“恐龍”——其影響力和創造性，甚至遠不如那些投資額度小得可憐的低成本小制作的“獨立電影”。尤為可憐的是，上海幾乎就沒有任何“獨立電影”——與北京的情況截然不同的是，“獨立電影”在上海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空間。

不錯，上海坐擁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文化資本，上海還有一個高效率、身具強大管理能力的政府。這個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一直表現出引人注目的優勢。上海的街道、地鐵、廣場……任何公共空間看上去都干干淨淨，有條不紊，秩序井然。

但巨大的上海，卻容不下一個像樣的搖滾樂隊，更別說那些流浪藝術家了。所謂“廣場文化”、“街頭藝術”，實際上是逢年過節各級政府組織的結果，節日一過便煙消雲散。相反，北京卻是中國各類藝術家的集散地和大本營。現在的宋莊和早一些時候的圓明園藝術村，在那里麋集著獨立藝術家，流浪歌手，行吟詩人等等，他們原始野性的生活方式和藝術創造活動，帶給北京以一種粗礪的、原始生態的文化生命力。

文化好比植物，野生的生命力更強。管理者越是搗鼓，植物就越是容易枯萎。強勢政府能夠管理好街道居委會，並不意味著就能管理好藝術家；管理者能卓有成效地造100座大劇院，卻未必能培養一位文化大師。園林化的管理，可以使街道清潔、車站有序，卻不能產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相反，這種精心的、無微不至的管理，只能加劇文化創造力的萎縮，進而影響市民的精神品格趨向于精巧、瑣碎和萎靡不振。過于清潔的文化生態，只能造成文化的荒蕪，這也許正是上海文化荒蕪現狀的真正根源。

樣板病

話又說回來，盡管目前上海文化缺乏活力，但由于城市地位的傳統，它的文化影響力依然不可低估。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新一輪的發展狂潮中，上海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幾乎成了一個樣板。它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對其他省份和城市產生著巨大影響。比如，上海有一外灘，其他城市也紛紛搞“外灘”；上海有東方明珠，各地“西方明珠”、“南方明珠”、“北方明珠”也紛紛矗立起來；上海對建築高度和燈光工程的追求，對其它地方的影響更是貽害無窮。

與中國內地城市相比，上海是一個本土性和歷史傳統相對缺乏的城市，因此，它在塑造自身現代城市形象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文化歷史方面的障礙也少得多。如舊城區改造問題，上海大多數建築，不過百年左右的歷史，拆遷問題並不嚴重。而那些擁有大量傳統歷史建築的城市，效法上海的做法，大面積拆遷，給城市帶來無可修復的破壞性後果。而現代化的新式建築與傳統歷史建築之間的協調關系，以及城市自身的文化個性，等等，也是一系列無可回避的難題。

又如，許多中小型城市也搞所謂“燈光工程”，以營造華麗的盛世幻境。在能源短缺的今天，“節約型城市”理念始終難以被地方政府接受。大量景觀燈光，既耗能源，又艷俗不堪。而更為荒謬的是對水景和跨江發展模式的刻意模仿。一些內地城市為了水景，甚至挖出一條人工河來制造“假外灘”。

如此，內地城市對上海城市營造模式的過分模仿，無疑會帶來一系列城市發展的弊端和危機。上海發展建設中所暴露出來的弊端，在其他地方都將出現或已經出現，而且往往會更加惡化。

究其縱深，根深蒂固的“樣板思維”依然支配著當下中國文化，支配著現代城市之營造。通過對某一城市形態一窩蜂式的模仿，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形態和空間文化。這些沒有個性的城市，不僅在美學上是畸形的和刻板的，在倫理上也是狂暴的和扭曲的。

文化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它要求有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自由舒暢的精神空氣。上海顯然缺乏這種氛圍。這座城市很龐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間卻十分之逼仄，與這座城市的規模極不相稱。

擺在上海決策者面前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影響力日漸衰減的城市，卻如何去實現一個偉大城市的夢想？（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