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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傳珩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12月18日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本文稱這個講話為"兩路三不"。

所謂"兩路"：一是"封閉僵化的老路"，指蘇維埃式傳統社會主義道路，這被稱之為"左"﹔二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指西方式憲政民主道路，這被稱之為"右"。所謂"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三不"，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不折騰"提法。這個提法不僅被國內官方輿論大肆操作，也為海外媒體廣泛報道與解讀。但這些解讀大多隔靴搔癢，不得要領。如台灣中央社報道說，胡錦濤關于不折騰的新提法中，不折騰的主詞雖然是我們，但所指也可以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官員或一般民眾，再加上胡錦濤未明確說明是在哪個方面、哪些事情上不折騰，因此成為中國媒體和網民的熱門討論話題。

在國內官方媒體，輿論一致為胡錦濤的"不折騰論"唱贊歌，評價這是一種高度的政治責任和高度的政治清醒。還有官方媒體，說在如此庄嚴的會議上，黨的重要報告用群眾耳熟能詳的百姓語言，感受到了黨的文風的改變。更荒唐的是那些大陸御用學者，為粉飾胡錦濤的正面形象，有意凸現"不折騰"是新提法，并南轅北轍地解釋說"不折騰"是對總結歷史教訓而言的。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則認為，它既有歷史針對性，也有現實針對性。為此央視名嘴白岩松還特此在節目中講解胡錦濤"12、18講話"中"不折騰"的意義。

其實"不折騰"提法在中共黨內早有淵源，并非什么新東西。它是只能被冠以"總設計師"而無實際黨首名分的鄧小平，傳授給兩代接班人的政治祕籍。1957年就是"反右"急先鋒的鄧小平，一向是把在中國推行憲政民主與自由視為"折騰"的。他在黨內曾多次以君臨天下的口吻，傳授臣下政治密旨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引自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對几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更加明確地說："為什么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么嚴肅，這么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蕩。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引自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這些講話在《鄧選》中都能查得到。由此可見，"不折騰"是鄧小平留給隔代繼承人們統領"堅持四項原則"，"穩定壓倒一切"，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西方化民主制度的傳代政治祕籍。從這個邏輯推演，就不難深度解讀出胡錦濤在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重提"不折騰"的內在意義了，那就是再次強調"黨的核心領導地位決不容許動搖"。鑑此，央視名嘴白岩松在講解"不折騰"時提及"還權于民"，實在是文不對題了。據此，可以肯定地說，"不折騰"根本不是胡錦濤的新發明。

基于上述分析，胡錦濤"兩路三不"的玄機設計就在于"不折騰"，而"不折騰"的實質就是"不放權"。由此理解也就會明白胡錦濤所謂政治上"不易幟"的用意了。實際上，胡錦濤此次講話是借用鄧小平的"不折騰"，來鎖定"胡溫版政改"的內涵──"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即不搞西化民主，拒絕憲政改革。他寧愿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原地踏步，也絕不在"自由化"道路上改變求新。為此，胡錦濤說："我們深刻認識到，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在這里，"穩定"又成了"不折騰"指向的"硬任務"。由此一來，人們不禁要問，胡錦濤"12、18講話"誰最歡迎？又代表誰的利益？

一個社會民眾究竟需不需要"穩定"與"折騰"，不在于是否有領袖人下達旨意，而在于社會制度是否正當和利益分配是否公平。那么在這個社會矛盾尖銳，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腐敗嚴重，社會不公，兩極分化已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的現實中，又是誰最需要"穩定"，害怕"折騰"？其實，既得利益者最怕"折騰"，權貴集團更需要穩定。對于既得利益者和權貴集團來說，穩定就是壓倒一切的絕對真理，因為他們只有在穩定條件下才能維持、發展其既得利益和權勢，而對廣大弱勢者和權利被剝奪民眾來說，無正義、不公平的穩定，只能是繼續侵害他們的權利與利益。因此他們更需要的正是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現存制度與秩序。

對此，2008年群體事件蜂擁而起，已成燎原之勢。瓮安群體性暴力事件、云南孟連事件、孟連警民沖突、甘肅隴南事件、陝西府谷縣警民搶尸事件、廣東惠州騷亂事件、云南麗江環保糾紛事件、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川渝教師罷課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資事件、重慶巫溪車禍事件、河北省廊坊鐵路征地事件、江西銅鼓縣山林糾紛事件、深圳寶安區對講機砸人事件、湖北武漢下崗職工上訪事件、重慶開縣村民煤礦沖突事件、廣東東莞勞資糾紛事件等等，2008年究竟發生了多少群體性事件，官方未敢再公布最新的數據。不過三年前的一組數據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了。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如此現實已給出了很好的答案──很遺憾，中國的國情民意，并沒有給領袖的"不折騰"論調背書。

歷時四年專項研究群體性事件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日前接受采訪時說，群體性事件蜂擁而起"一方面緣于信息傳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夠捂住的事情被掀開了蓋子﹔另一方面，也說明矛盾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壞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如果胡錦濤今后執政的思維框架，只能退守到中國特色"引號"里去尋求作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極左勢力對其"修正主義"的抨擊﹔另一方面又遭到自由主義者對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和來自民間自發的群體抗議事件一浪高于一浪的回報。

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正路"，說白了就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推行不允許工人有獨立工會的市場經濟。正是由于它在理論上陷于了自我矛盾的邏輯錯誤，因此不僅難于統一中共黨內思想，而且注定難逃腹背受敵的政治宿命。只引進資本家剝削，不接受獨立工會制約﹔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間社會對治的中國特色發展道路，已經走向了背離人權、民主與社會正義的歧途。

在當今世界上，只有通往普世價值的憲政之路才是人間正道，才在根本上符合人類平等、自由與安康的福祉。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誘人"主義"與"原則"，都是背叛人類自由發展的天然屬性的，因此也是終將會被拋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