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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2003-12-30 |
蔡：戊戌變法很快就走向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不能不说，這就是康有爲等維新派和年輕的光緒帝实在缺乏政治經驗。改革是從上至下進行的，這就不能不充分考慮各階级各階層各集团所能接受的改革內容及其後果。以当时清廷最高權力掌握在慈禧手裏的這種政治实際看，改革是必須經過“後党”同意的，否則就難以推行。康有爲没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他不但没有时时提醒光緒帝注意爭取太後的支持，反倒时时鼓勵光緒帝學习俄國彼得大帝“乾綱獨斷”，這就远離了当时的政治現实。更爲严重的是，当變法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沖突时，康有爲秘密建議光緒帝在軍事將領中寻找自己的親信，以備不測。這就是企图用武装手段来实行變法了。光緒帝接受了康有爲的建議，谕令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凱晉見，並加賞侍郎衔。此舉無疑會引起後党極大的警惕。史料記載，直隸總督榮禄得到這個消息後“颇覺駭異”。袁世凱晉見光緒帝是在9月16日，17 日光緒帝就有密诏傳出，说他皇位難保，要谭嗣同等設法相救。康有爲在18日見到密诏，立刻與谭嗣同等商議辦法，谭嗣同当晚到法華寺游说袁世凱起兵勤王，“ 锢後杀禄”。而19日下午慈禧就從颐和园回宮了，光緒帝在宮中的一切活動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下。到21日，上谕即宣布慈禧训政。這一切足可说明，康有爲、谭嗣同等維新派和光緒，從和平變法開始，却逐步走向武装政變之路，铤而走險，最後歸于失敗也就無可避免了。
主持人：照此说来，戊戌變法本来是清政府实行的一場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但在改革的進程中却分化出改革和反改革两股势力，且都怀以武力解決對手之心，導致雙方矛盾迅速激化，最後以政變的形式結束。對于政變發生的起因、進程等，無論是当事人，还是後来的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不知近几年在這方面的研究又取得哪些進展？
馬：戊戌變法以政變的形式收場，原因很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识，也屬正常。多年来，我們已經熟悉或者说相信康梁系的话語解釋，以爲是清政府內部的權力沖突導致慈禧對“光緒帝—康梁系”維新势力進行武力鎮压，從而阻斷了維新运動的進程。其实，這種解讀是有问題的。最近20多年的研究表明，在1898年秋天的北京，确实發生了一場政變，但這場政變的發生並不能簡單地歸因于清政府對維新势力進行鎮压，也要看到先有康有爲策劃武装暴動，企图利用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軍及畢永年、唐才常等江湖力量，包圍慈禧居住的颐和园，試图以暴力手段解決反對派，推動變法。然而，改革者的這些舉措很快被後党獲悉，于是慈禧迅速出擊，逮捕、杀戮六君子，康梁等人也被迫流亡海外。所以，我認爲，對戊戌變法的失敗，頑固派固然難辭其咎，但維新派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蔡：戊戌變法在当时的曆史條件下，除了改革與保守這两種對抗力量之外，还纏绕着是聯英日还是聯俄的矛盾、滿族特權階層與漢族官僚势力的矛盾、帝党與後党的矛盾、漢族高官实力派李鴻章集团與张之洞集团的矛盾、維新派內部激進與稳健的矛盾等。這些矛盾使改革陷入紛繁复杂的糾葛之中，没有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敏銳的判斷能力是很難處理得当的。光緒想有所作爲，因而接受了康有爲的改革思想，並試图以果斷猛銳的措施来樹立自己的權威，推進改革。但他没有很好地考慮如何爭取慈禧盡可能多的支持，也没有考慮如何盡可能縮小打擊面，更没有找到真正忠心耿耿执行改革措施而又有实權的文武大臣。他只是一個勁兒地發诏書、谕旨，以爲這就是維新變法了。更有甚者，在一個很短的时期內連續罷免禮部六堂官、撤消一批閑散機構，又將樹大根深的李鴻章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走，這就促使反對改革的势力迅速集結到一起，形成與維新新派對峙的局面。
政變的發生有一個由隱蔽到公開的過程，是反改革势力群體谋劃的結果，而非一人一事所致。禮部堂官被罷免之後，怀塔布的夫人就到慈禧那裏傾訴對光緒的怨恨。裁撤冗署的行動更增加了這種怨恨，而且使許多官员惶惶然消極待變。更爲關鍵的是，將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使之處于改革的對立面。于是，李鴻章的親信楊崇伊便出而與榮禄等实權派人物串通，密谋策劃如何说服慈禧阻止光緒繼續改革。而恰在此时，光緒又輕率地聽信了康有爲的主意，诏令袁世凱迅速進京陛見，並示以殊寵。此一拙舉，深深觸動了慈禧與榮禄。這两人本来就視兵權如命脈，光緒诏袁，明擺着是要與榮禄和太後分享兵權，榮禄與慈禧不可能莫然置之！再说狡黠世故的袁世凱奉旨進京，雖得到光緒帝的寵信，但他不可能不權衡当时各方实力的强弱與自己一舉一動所帶来的後果。所以，從表面上看，他是两邊都不得罪，实際上則是更加频繁地與頂头上司榮禄聯絡，以取得慈禧和榮禄的信任。不能否認，政變的發生與袁世凱的行爲有密切的關系，但目前还不能说是袁世凱告密，政變才發生。政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我認爲还值得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討。
房：慈禧训政的過程撲朔迷離，至今也未能完全搞清楚。其中，袁世凱告密與否仍是學界關注的重要问題。袁世凱《戊戌日記》说他是9月20日下午回到天津後即向榮禄報告了谭嗣同夜说勤王之事，但是因爲有客人来，打斷了谈话，9月21日上午袁世凱才把詳情報告給榮禄，晚間禦史楊崇伊從北京来到天津，向榮禄報告慈禧已經训政。《日記》说“业已自內先發矣”，就是说慈禧训政並不是因爲他的告密引起的。袁的说法有一個有力的佐證，就是在9月21日政變当天，有旨拿辦康有爲和他的弟弟康廣仁，但未及谭嗣同，這说明政變时慈禧尚未接到袁世凱的告密，如果接到告密則必拿辦谭嗣同。但是上述過程也留下一個重要疑點：如果榮禄轉報袁世凱告密內容是在得到慈禧训政的消息之後，那么榮禄和袁世凱还能得到慈禧的信任嗎？
清代官方史料記載拿辦楊銳、谭嗣同、劉光第、林旭四章京的上谕是在9月24日發出的，由此推斷慈禧得到天津来的密報当在23日，但這一日期太晚，很不合情理。所以有學者認爲密報当在23日由楊崇伊從天津返回北京时帶回,但這種解釋也没有说服力。榮禄將“锢後杀禄”的密谋從從容容地交給禦史回告，慈禧能饶恕他嗎？今年年初我讀《皮錫瑞日記》（正在整理出版中）發現一條史料，可以解釋這個问題。《日記》1898年11月1日（光緒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記，谭嗣同靈柩已到長沙，其仆言谭于初六日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這“初六日夜”就是9月21日政變当天的夜晚。這條史料说明：榮禄從天津向慈禧奏報維新党人密谋事應該是在21日上午,其时他尚不知道北京已經宣布慈禧训政,所以他的奏報尚屬及时，也表明他和袁世凱對慈禧的忠心；而慈禧應該是在下午接到奏報，所以谭嗣同在当夜被捕。
蔡：這裏我也要介紹一條長期未引起學界注意的史料：近年國家清史工程整理出版了《恽毓鼎澄齋日記》，恽氏曾爲皇帝的起居注官，關于政變的發生有一段重要議論，補記于1899年4月14日這個不太起眼的日子。在政變發生極關鍵的八月初四日，恽氏曾記：“至粤東館赴梁鈴远同年之约，席間所闻，深堪駭詫。”到1899年4月14日,在補記上年八月初四日事时他是這樣写的：“按此即已闻北洋生變，颐和密谋，朝局翻變在指顧間，而未便明記也。”恽氏此記，文字雖不多，但足以證实，八月初四，毫無疑问政變已成定局。恽氏認爲：“參政四卿中，谭复生捷智自矜，思以禄位寵異袁世凱，以殊榮禄，使太後孤立，即可無障礙。当时林暾谷（林旭）曾以詩代柬諷之，有‘伏浦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愿爲公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之句。蓋以董福祥粗勇易制，慮世凱難于利用也。果爾世凱还津，而榮禄入京，径趨澱园。楊崇伊又袖疏密達西朝。德宗既無腹心之大臣，又乏效忠之武將。复生則志大才疏，暾谷亦少年新進。雖以劉裴村（光弟）年丈之持重，楊叔峤（銳）之績學，亦依違其間，無所匡正。臨时更懵然罔覺，漫無布置，不旋踵而禍作。四卿相繼就逮，骈首市曹。其禍且更慘于唐之八司馬矣。太後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宮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爲，直與鄭莊之待叔段無異，而以區區數書生與之角，庸有幸乎？”恽毓鼎是同情變法之人，又與皇帝親近，對宮廷情況了如指掌，故他的分析，無一虛言，字字句句均值得後人玩味深思。
三、戊戌變法失敗的深層原因
主持人：我們今天回顧戊戌變法，是爲了將来。今天重温曆史，又能收獲什么新知呢？
房：戊戌變法的失敗告訴我們，改革是一個系统工程，不能操之過急。一項改革措施的出台，從理論上说將會有利于社會進步，但也必然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要求改革者不能没有周全的設計。戊戌維新时期，康有爲、光緒對此几乎是全然不顧，因此很多改革措施都遭到强力反對，反對者並非都是上層的頑固分子，也有中下層官员、士子和民衆。譬如：科考改試策論，這涉及到“十年寒窗”的士子，一下子斷送了他們的前程，他們能不反對嗎？所以一些士子要結隊到北京来找康有爲算账，要把他打死；裁汰冗官、合並衙門，這当然是必要的，但诏令一下，就使一些官员丟了生計，他們能不反對嗎？所以一些衙門的門窗都被拆走了；“廢淫寺”，就是把一些寺廟改爲學堂，這涉及到廣泛的民間信仰，也必然遭到廣泛的反對；修整北京贓亂的街道，這是好事，但是吏役驅趕小販，搞得雞飛狗跳，民無以爲生，這又引来禦史彈劾。
馬：一些人往往爲戊戌變法的失敗感到可惜。但是，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已經發生的曆史除了偶然的原因外，關鍵还是取決于曆史發展的內在必然性。如果從總結曆史經驗教训的視角進行觀察，我們就可以看到，變法运動之所以失敗，雖也不排除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它缺乏成功的必然性。其最根本之點就是近代资本主義制度赖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在中國还没有獲得充分的發育和成長，还没有成爲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所以維新陣營其实还是先前的士大夫群體，他們雖然有了一些新觀念新思想，但階级的局限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找到變法、變革的真正力量。像康有爲，我們承認他在戊戌年間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但是士大夫的舊思想和中國官僚政治體制中的舊手段，在他身上也格外突出。其时，中國的民族资本主義雖已有所發展，但民族资産階级还没有力量成爲政治舞台的主角，所以以近代资本主義制度爲基本訴求的戊戌變法最後歸于失敗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換一個視角看，戊戌變法的失敗其实也爲後来的中國社會變動、中國的革命積累了經驗，提供了可能。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党人当时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腐敗的清政府連真心誠意幫助他們變法的六君子都不放過，誰能相信他們會推動中國進步呢？中國進步的前提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另起爐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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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2009-01-04 0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