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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耀談中國改革開放路
李光耀談中國改革開放路
2009/01/04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中國財經報紙《21世紀經濟報道》配合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做了一系列專題報道，訪問國內知名企業家，探討改革開放的歷程，也嘗試從中吸取新知。內閣資政李光耀也因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點被視為最有價值，而成了它的專訪對象，并在星期二刊登了在去年10月在新加坡所做的專訪詳文。在發表大篇幅的專題報道和答問錄時，編者形容李資政“30年來一直從旁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并在每一個關鍵階段，都有代表性的評述”。
李資政新聞祕書也向本報發出專訪記錄，而由該報整理的答問詳文，將分今明兩天完整轉載。
新加坡總統府一棟普通二層小樓，午時六點，窗外華燈初上、高樓星星點點﹔樓內窗明几淨，沒有窗帘，約50平方米的房間內只有三大件物品：辦公桌、會客桌、三件套的沙發，簡潔而不奢華。
整齊疊放著數十份文件的辦公桌就倚在*窗的邊角，一副黑色邊框眼鏡安靜地躺桌邊。1.78米的李光耀站了起來，溫和笑了笑，“我剛剛去北京參加了奧運會的開幕式”。
從海外觀察者的角度來審視，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時，這位85歲的老人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在其身后的新加坡則亦是繞不過去的存在──新加坡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唯一由國家領導人明確要向之學習的國家。
對1978年的中國而言，歷史對75歲的高齡、第三度上台的鄧小平賦予的歷史使命是：排除來自保守派的阻撓，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并謀求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划經濟體制轉軌到市場經濟上。其時站在鄧小平面前的，并沒有現成的模板可言，一切都在試錯的過程中。彼時，以華人為主體的三個經濟體香港、台灣與新加坡就成為重要的外部引力，推動國內改革之局。
在這三個經濟體中，如果說香港與台灣主要在經濟方面予以大陸助力，推動大陸在基建、交通、資訊、信息技朮等產業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話，那么新加坡則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治理等的“國家層面”角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鏡鑑，提供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樣本。
30年前的11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北京出發，登上新加坡巴耶禮峇機場，與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促膝長談，“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與“理性主義”的李光耀就中國未來改革的道路選擇達成共鳴，鄧小平將新加坡列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再一次來自新加坡的互動是，繼農村改革之后，1984年中國做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并于是年第一次考察深圳經濟特區并發表重要講話，李光耀則于隨后的1985年造訪深圳，探察中國建設經濟特區的經驗得失，并從此每年派員觀察深圳改革動向﹔1990年中國受到西方的經濟封鎖，李光耀頂著巨大的壓力造訪中國，并于當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1992年，在鄧小平破除左右兩派的爭論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同時盛贊新加坡的發展模式，隨后李光耀迅即訪問中國，由是推動新加坡資金第二輪投資大陸高潮的形成，并促成了兩岸第一次破冰的1993年“汪辜會談”及蘇州工業園的創建﹔2008年10月23日，李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貿易協定》簽署，成為中國與東盟（亞細安）國家首份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東盟（亞細安）自貿區的建成喻有泰山之重。
在近門處會客桌旁的一張沙發坐了下來，李光耀將雙手合十放于腰間，目光炯炯，歲月的年輪并未在他思考的軌道上留下碎石障礙，提起某件趣事時不禁哈哈大笑，間或配以堅定手勢以加強言語的確定性。他有著超強的記憶力，歷史的某個時間、地點，30年間的細節信手拈來。
這位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老人，以其畢生心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注：聯合國祕書長安南語)，并在裕廊工業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貪污調查局、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取得成功，而這些都將會成為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繼續前行的重要經驗財產。
但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已經與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并沒有惠至每一位國民，需要處理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經濟改革還需要完善、社會改革有待繼續、政治改革面臨巨大壓力，改革的攻堅性質包括重構現有的利益格局。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現今中國的基本市場制度已經確立，并且已和國際社會深深整合，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精神實質已經隱含到整個社會運轉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為下一個三十年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石。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親歷者，李光耀與毛鄧江胡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交集，并與中國第二代至第四代領導人私交深厚。而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歷一線的探知，中新兩國經商文化的不同、制度及法律等層面的差異，李光耀身在其中，以一個局外者而言，更有許多閎遠見解。
對鄧小平印象最深刻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這是李光耀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評價。
在1978年，歷史賦予鄧小平的任務是把中國引出計划經濟的死胡同，并創建一種能容納市場機制的新體制。但他執政之時已經75歲了，歷史給他的時間很短暫。
在隨后鄧小平的探路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先后歷經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伊始，建立包括深圳在內的四個經濟特區進行試點，并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划的商品經濟的提法﹔第二個階段是伴隨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形成總體開放格局﹔第三個階段為2001年跨入世貿組織大門，在世界共同的商業規則下融入全球經濟。
總體而言，中國的改革采取了先易后難、先外圍后核心的改革策略，從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環：改革造就初步的經濟繁榮﹔初步繁榮支撐著改革繼續深入﹔深入改革造就進一步繁榮﹔經濟繁榮再支持改革。
新加坡于彼時的角色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照面出現。一方面鄧小平一直比較欣賞新加坡的政治運作及經濟發展機制﹔另一方面，李光耀經常與中國第二、三、四代領導人會晤，既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實情，又提出許多有益建議與忠告。
“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征當屬他的果斷堅決和不遺余力”
從1980年開始，至貫穿于整個90年代，李光耀几乎每一年均來到中國，不僅與中國的高層會商，同時亦深入到許多中國的城市，包括香港、廣州、深圳、武漢、南京等，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至一線的探知，促使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有獨特的見解。
中國的開放政策果斷堅決不遺余力
■21世紀 □李光耀資政
■ 資政先生，鄧小平先生于1978年11月正式出訪新加坡，并與您有四天促膝長談。依照您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他（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准”──這當中，您認為他最關注的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哪一領域的內容？
□ 鄧小平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這一點我只能猜測。在當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資企業推動經濟活動和發展、為人們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這些機會既包括培養優秀車間工人，也包括培養大批主管、經理、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才──我相信這一定是鄧小平最為關注的。
我們當時的經濟增長具體表現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家園，良好的醫療保障、子女能夠得到良好教育，以及各種娛樂設施。他看到了我們是如何利用資本主義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
■ 改革開放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您第二次訪問了中國。這次造訪您感覺與上一次有什么大的不同？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划的商品經濟，隨后包括價格體系改革在內的經濟改革措施全面鋪開，那么您80年代中期看到的又與80年代初期有何不同？
□ 1980年我來訪的時候，當時中國的改變還不是十分巨大和明顯。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非常熱心學習我們管理經濟的方法，以及我們的醫療服務收費措施，為了減少浪費和濫用，C級病房獲得較多津貼，病人支付醫療費的兩成，住進A級病房的人就沒有津貼。几年后中國也借鑑我們的經驗取消了免費醫療，實施了一套更有效的衛生服務措施，而且這個措施還在不斷調整以滿足高、中、低層收入人員的不同需求。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每一次訪問都能看到明顯的進步。經濟活動越來越多，私人企業越來越多，小商小販越來越多，社會越來越繁華。人們的穿著打扮有了變化，女性越來越時尚。 我能感覺到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
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征當屬他的果斷堅決和不遺余力，因而所有的決策都能得到貫徹執行。中國有許多優秀得力的干部，這就保証了中央決策和命令的貫徹執行。
（注：八九十年代，在几乎年年訪問中國期間，每次訪問李光耀均會花一個多星期，由一位中國副部長陪同游覽各省。在這八到十天內，在中國各地考察，長時間的共處，讓其有機會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和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 199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歷經“八九”風波之后，“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占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便會付之東流。這是不是鄧小平決定“南巡”的重要出發點？
□ 當時之前，在許多經歷過長征的老一輩中間充滿了爭論和疑慮，他們認為開放勢必會令中國失去社會主義性質，因而憂心忡忡，鄧小平不得不做出南巡的決定，向人們解讀開放政策。
幸運的是，鄧小平獲勝了。
（注：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講話，即“南巡講話”。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改變了1984年提出的建立有計划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彼時，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作為指引，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 鄧小平先生的“南巡”講話之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但同樣又面臨放開管制之后經濟過熱的問題，譬如199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經濟過熱，1993年通貨膨脹率為14.7％，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24％，在這段時間，中國的領導人有沒有向您透露有關向改革開放往何處去的信息？
□ 關于改革開放，高層領導人沒有透露任何重要的信息。不過，他們不時就通貨膨脹問題與我討論﹔他們問過通貨膨脹什么時候才會過高。我說這取決于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得到完全利用、工人是否供不應求。只要生產力得到完全利用，勞動力資源充足，適當的膨脹并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三代領導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最近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在進行改革開放30周年的總結和反思，這30年來，您一直關心和考察中國的改革進程，而且跟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都有很深的接觸，您怎么評價這三代領導人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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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目標是平衡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因為從1978年到2000年，當他在2002年接任之時，沿海省份與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區貧窮省份之間的差異已經非常巨大。我想這項工作還在進行中，政府正努力在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建設基礎設施以帶動發展，對向這些地區投資的人給予特殊的投資政策，因為西部地區遠離入海口，出口成本過高。所以投資西部就意味著你的產品也要在西部銷售或在中國國內市場銷售，也許不久以后，隨著中國和中亞、俄羅斯聯系的加強，也可以向這些國家出口。但這是一個長遠的考慮，長遠的意思大概就是30到40年的時間。但我堅信西部省份最終也會像臨海或者臨江臨河省份那樣發達繁榮。
如果拿美國來看，你會發現兩條海岸線─東海岸和西海岸，內地城市除了芝加哥以外都趕不上這些沿海城市的發達繁華、人口眾多。而芝加哥是因為臨近聖勞倫斯河和大湖區，可以通航入海，運輸成本依然低廉。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提高標准，例如說60-70％的沿海省份。但從歷史之初，中國的貧困地區往往都在內地，那里氣候不佳，交通不便，文化和教育水平也不夠高。所以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優秀學子都希望提高自身，于是他們到沿海城市或者北京的大學讀書或接受特殊的培訓。這種狀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優秀的教授和教師都不愿意到這些省份。
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在印度尤其是個大問題。印度有許多小村落根本沒有教師愿意前往。于是孩子們跟隨一些不太稱職的教師上課。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城鎮化，建設城鎮、大城鎮，這樣才會有足夠的設施吸引教師，推動衛生服務事業的興起，實現與世界的連接。這是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都走過的一條發展之路，歐洲、美國、日本、台灣、韓國，以及新加坡。
中國改革開放的得與失
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三十年來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改革開放中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的不均衡﹔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工業，服務業發展滯后﹔大量耕地轉做工業用地，農業基礎弱化。從中長期來看，這些問題可能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要因。
以2004年圍繞著國企改革的“朗顧之爭”，至2005年7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對于改革的反思此起彼伏。
就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而言，最大的成就是以經濟的騰飛解決了經濟方面的難題，而隨著大眾法制意識和人民民主意識普及與提高，改革開放將逐步涉及到諸多曾經回避的難點，如體制改良、利益階層矛盾等深水區。鄧小平把改革開放的成就與難題都留給了他的繼任者，對繼任者而言，經濟成就是其背依基礎，難題是政治及社會改革開放的空間。
■21世紀 □李光耀資政
■ 1999年3月22日，中國啟動了西部大開發規划﹔2003年9月10日，中國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多年過去，沿海與西部、內地省份之間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
□ 省份之間增長率的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必然形成內地省份的人民無法獲得平等發展的感覺。他們遠離入海口，遠離市場、投資和出口貿易。他們會認為自己毫無競爭優勢，這種情緒是難以避免的。如今中央強調“和諧社會”，正加大力度在內地、西南、西部和西北省份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也被允許可以向投資者提供特殊的經濟鼓勵政策。這會縮小省份間的差距。但它無法完全填補這個差距，因為近海及近河的地理優勢是無法均衡的。美洲大陸也有同樣的問題，東西海岸的城市要比內地城市更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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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1/5/2009 12:05:29 P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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