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外贸、內需與投资這“三駕馬車”一齊死火，中國政府半年前还在宣傳的“强國夢”仿佛已是陳年舊事。在拉動內需百般無計，失业大潮難以遏止的情況下，維持稳定已成了中國当局最大的政治夢想。
但社會局势發展到今天，稳定已成了可想望而難求之局面。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于1月6日發表文章，承認“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經濟压力影響社會各群體心態。尤其社會困難群體在生存压力下，所累積的不滿情緒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引發群體性沖突”。文中所谓“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其实就是去年以来被于建嵘冠以“泄憤型群體性事件”之名的社會反抗之別稱。
中國当局與部分學者審时度势，將農民與失业大學生這两大群體定爲需要加以密切關注、有可能制造群體性事件的“高危群體”。鑒于農民工與来自農村的大學生当中有不少失业後被迫返鄉生活者，可以说，今天的“農民”並非只指稱務農者，而是包括上述所有不能在城市定居者。弄清楚這一點，我們總算明白上世紀80年代曾有過的那種通過“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的夢想成空，與百年前一樣，中國仍然还是個農民國度，其根本问題还是農民问題。
《瞭望》這篇文章與隨之而来的各種維稳措施，均顯示中國当局的信心指數严重下降。這種下降缘于统治集团面對風起云涌的社會反抗再也無法自欺欺人，不得不承認這些年来他們那種以自我服務爲主的自利型统治使得“三仇”（仇官、仇警、仇富）情緒深深植根于民衆心中，從而導致泄憤型群體性事件逐漸成爲社會反抗的一種主要類型。如貴州瓮安事件的參與者几乎都與死者非親非故，只是長期以来受到地方權貴與各種部門的压迫，有了李樹芬冤死這一導火線，立刻引爆了長期以来郁積于民衆心目中的仇恨情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近20余年统治集团視民衆如草芥，终于換来了民衆視官僚如寇雠。
然而，考察当局的“求稳”對策，與当年慈禧太後“保大清不保中華”的思路如出一轍，在保證共産党的执政地位絕不動搖的前提下，当局除了在春節期間投入90多億元，爲7,400萬城鄉困難戶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這種揚汤止沸的治表之策以外，並無任何釜底抽薪的改良之策。這種状況，又如何能缓解势成水火的官民矛盾？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近日稱“廣東压力来自敵對分子”，重新祭起“階级鬥爭法寶”，這一黔驴技窮之態，與其说顯示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信心，不如说正好表達了其內心深處的惶恐。
当局的统治信心之所以严重下降，原因是中共與民衆之間那種用枪杆子達成的强制性交易――即“我让你們有飯吃，你們必須接受我的统治”的基礎已開始動搖。這種交易雖然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但却是數千年来王朝统治者必須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線，统治集团信心的强弱完全取決于百姓吃飯的數量與质量。出于遵守這一底線，毛澤東在入主中南海之後，必須用“低工资，多就业”的方式解決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題；鄧小平也必須用“發展經濟”之舉措與“先富帶後富”的許诺来收拾人心。現階段中國政府统治信心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其手中那张“發展經濟”的王牌已經不靈，失业者日漸增多，“我給你們飯吃，你們让我统治”的强制性交易正處于瓦解之中。
近20多年以来，在權力资本化的作用下，中國其实早已分裂成風光完全不同的三個世界：由官员、大企业家以及爲這两類精英服務的學者等組成的“第一世界”，他們主導社會分配政策，占用了大部分社會资源；一個是城市中低階層組成的“第二世界”，他們活得很辛苦，但还勉强算得上“小康”或尚有飯吃；但是，由農民與失业者組成的龐大的“第三世界”，成员們碗裏的“食粮”质量早就粗劣不堪，數量如今也難保證，正是這個世界的存在及其成员可能的反抗成了“第一世界”的心病，導致維稳成了肉食者的噩夢。
/華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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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殺蒼蠅不斬老虎：三鹿判決與司法不公/何清涟：2009 中共当局最大的政治夢想
2009-01-23 1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