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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泰中國論壇黃河兩岸 → 人定勝天?北京當局開始猶豫/國強民弱,中國的悲哀/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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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北京當局開始猶豫

2009/03/10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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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 紀群編譯報導/張毅港村(張毅港,音譯)村,將是中國最新的征服大自然工程的一種嘗試的犧牲品。中國將建造3條數百英里的運河,向北京和北方其他缺水的城市供水。為了建造這些運河,沿途超過35萬的人口將被迫遷居。

對地處中國中原的河南省淅川縣張毅港村的942名村民來說,很多人將是第二次的遷居。50、60年代,許多村民因為黃河丹江口水壩的建筑工程淹沒當地的房屋和寺廟,他們搬移到了現在的高地。如今,他們將再次遷居的定居點是往東30英里的繁華商城登州。


“我們被弄得老是搬遷,”提著一袋干玉米的張吉慶(Zhang Jiqing,音譯)說,現年53歲的他,也擔心因為經濟危機,他的玉米沒法賣出好價錢。“我一直很想念以前的舊居。但是,如果政府說要我們搬家,我還能我能咋辦?這是為了國家利益。”

為了國家利益?現在,這點正受到質疑。美聯社記者亨利-桑德森(Henry Sanderson)8日從北京發出的一篇題為“解決中國大干渴的新口頭禪:少即是多”(A new mantra for China's big thirst: Less is more)報導說,專家和環保主義者說,現在到了中國必須采取新的方式來解決與經濟增長帶來的相關問題的挑戰之時候了,應當基于這一點來思考問題:把保護環境看得比大興土木搞工程更重要。

這樣做,對于一個素以建設大型工程項目聞名于世的國家,也許并不容易。中國當局為了阻擋外族入侵,建設了長城﹔為了運糧,又開挖了延綿兩千里的運河﹔當她需要電力時,她就建造了三峽水壩。

“在政治上持續專制的國家通常喜歡用這類大型工程來解決問題,”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教授大衛﹒匹爾茲(David Pietz,音譯)說,他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課題就是中國建國60年來的水利政策。

實際上,替代這樣的大型調水工程的方案是有的,它們包括,提高用水效率,淡化海水和廢水回收等,例如,高爾夫球場就可以使用回收水。

有跡象顯示,政府官員,其中許多都是工程師出身的,開始聽取這些批評。

在專家們對建造調水運河計划的可行性提出質疑后,運河工程開支最大和技朮層面最困難的施工項目已經推遲展開,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此外為了保証遷居和安置過程順利完成,另一施工階段已經推遲了4年。

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一位重要官員承認,這個項目無法確保北方的干旱問題得到解決。

“作為一種補充,它可能只能在短期內緩解缺水的問題,”負責水利項目的部長張基堯對美聯社說。“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節省用水。”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最初于1952年就設想了這個運河計划,提出要搞南水北調。在中國,人口密集的北部平原的水資源只占全國水資源的8%。

結果就是:計划出這項估算耗資約620億美元的項目,要比建設三峽大水壩的花費還大。項目的設想是每年從長江調12兆加侖用水到北方灌溉農田和供應迅速擴張的城市用水。

東線調水工程將沿著1,400多年前開挖的大運河行走,預計到2013年完工,在進入天津和山東等沿岸地區前會將使用抽水站,以抬高水位近130英尺。

西線調水工程因為還需要做進一步研究,已經被推遲。依據當前的方案,將通過水壩來抬高3條河流的水位,讓水流穿過西藏高原的60英里長的山區。

中線調水工程已經于2002年開工,將引丹江口水庫的水源穿越3個省份,向北京(屆時將滿足北京大約四分之一的用水)和其他20多個城市供水。將有近40萬民眾將不得不為此遷居。

美聯社的報導指出,如今,為工程所需要付出的如此人力的和環保的代價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疑問。

為了建造世界最大的水電項目三峽水壩,已經有超過140萬民眾被迫遷居,他們的村子被這座水壩在長江中游上創造的410英里長的水庫所淹沒。

中國科學家說,在三峽水壩提高水位后,已經改變了流域附近的地質狀況,導致河邊的山坡侵蝕,當地居民也抱怨發生時常爆發泥石流,但是,政府否認泥石流的起因是建造水壩造成的。

中國環保機構和組織還警告,由于水壩的出現,導致長江流速降低,污染了大壩背后的河水。盡管,政府已經花大錢來清潔河水,但是,水質并無大的改善。

現在,隨著北方地下水位下落,政府試圖利用起中國最長的河流長江,以及它的主要分支漢江的丰富水源。

如此一來,將會造成藻類泛濫,導致已經受到工廠廢水污染的漢江更加臟,上海同濟大學環境科學和工程學院副教授張海平(Zhang Haiping,音譯)預測說。

另外,環保人士擔心向北京供應更多的水,只會導致首都市民更加不注意節省用水。

反對運河計划的文博(Wen Bo,音譯)說,政府當前應該著重解決用水效率低的問題,與此同時,保護森林和濕地等天然水庫。

“把這個大型項目視為解決缺水問題的思路是不正確的,”身為加州太平洋環境組織中國部門主任的文博說。“我們需要采用另外一條更注重生態的路子來解決問題,把中國看作一個生態系統,而不是工程圖板。”

天府之國四川省的科學家于2007年在公開論壇上批評西線調水工程,表示在這個生態系統敏感的地區,所調用的水量超出了供給限量,容易引發地震災害。

就中國的水問題寫過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水危機》的作家馬軍(Ma Jun,音譯)說,推遲西線工程的開工是一個積極正確的決定。

“這是中國在進步的跡象,”馬軍說。“東線和中線調水工程原來都沒有經過太多公開討論......所以,我覺得這將有助于提高決策水平。因為如果不讓人們不表達自己的擔憂,那么,我們可能最后在完成了一個巨大的項目后,卻發現沒有獲得足夠的水源。”

在搬遷問題上,政府的方針是不那么明確的。

官員們說,他們從過去建造三峽的貪污腐敗事例中吸取了教訓。當時,一些居民被遷移到既沒有工作,又沒有土地的小鎮,還有一名官員因為私吞了41萬美元被判刑。

這次,遷居的補償金已經被宣布是“高壓”,意味著這筆資金不會經地方的官僚的手,登州市官員何英(He Ying,音譯)說,他們的城市負責接收張毅港村民。

他還說,河南省政府已經承諾給每戶搬遷戶提供四分之一畝的土地,至少260平方尺的住房,以及每年88美元的補償金,有效期是20年。

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中線工程將延期4年,完工日期推遲至2014年,以確保基礎設施到位。

政府要“以人為本,”水利部長張基堯如是說。

美聯社的這篇報導最后寫道,雖然政府官員如此說,許多張毅港村村民依然覺得上當了,他們說,去年11月地方官員強迫他們簽署了一份同意搬遷的文件。盡管地方官保証會給補償,但是,文件中并沒有提到補償相關事項,盡管官員保証會給,許多村民仍然擔心腐敗的情況會再現。

那位提著玉米的農民張吉慶說,政府官員答應給的地,面積還不到他現在用地的一半,而且,土地質量很差、太貧瘠。

“就環境影響的半公開討論上,情況有所改善,”康奈爾大學副教授安德魯﹒摩特(Andrew Mertha)說,他發表過反對中國水利項目的論文。“但是,在搬遷方面令人感到關切的,我看到有許多一再出現的問題。”
[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3/11/2009 2:44:40 A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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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國式金融危機

2009/03/10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南方網  吳向宏 

上周開幕的全國人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列席山東代表團討論時,出言修正了有關代表認為“受美國影響,中國金融體系受了內傷”的說法,表示外國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金融機構沒有構成直接沖擊。經過我們的金融改革,我們的金融體系是相當穩定的,是有底氣的。王岐山發此話,顯然有利于穩定大眾對中國金融機構的信心。他的說法,按照有關概念的本來意義去理解,也是完全正確的。

不過,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體系和某些發達國家如美國的有很大區別。從狹義來說,金融體系就是金融機構及其相互交易關系。但是在中國,金融體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國的央行對各商業銀行不僅僅有金融手段上的調控關系,還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關系。又比如,在西方財政和貨幣政策是相互非常獨立的,在中國財政政策卻常常要求銀行的“配套措施”,故實質上也有貨幣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點:中國几乎不存在由市場來自主定價的“利率”,也不存在市場自主定價的“匯率”。兩者都是受到政府嚴控的。

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過在中國,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躍,可以說扮演著一個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國的“金融體系”,從廣義來說,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機構,而必須看到政府的作用。

正如王岐山副總理說的,中國的金融機構并沒有受到國際金融風暴的太大沖擊。那么,為什么我們能如此“獨善其身”呢?不能不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尤其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經濟體,外貿依存度高達70%-80%,每年有巨量資金跨境流動。按常理來說,和國際金融環境應當非常緊密地聯動、深受其影響才對。為什么我們依舊巋然不動呢?原因正是中國通過政府對利率、匯率等主要金融變量的嚴格控制,通過對資金跨境流動的嚴格管制,人為地擋住了金融海嘯。形象地說,中國政府就像抗災前線的戰士一樣,親自跳下水,用自己的身體護住了背后的國內金融機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自身實際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例如,中國的國家財政在過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銀行體系注資,剝離不良資產。如果沒有上述注資,這次金融危機下中國的銀行絕不會那么輕松脫身。又例如,為了控制跨境資金流動,中國政府一直采納嚴格的售結匯制度,使得外匯過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積了高達兩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GDP的45%的龐大外匯儲備。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些錢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沒有投入到國際金融市場的炒作,是中國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機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損失的主因。但是,從消極方面來說,如此巨量的資金掌握在一個決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極為單一(其中7000多億美元是持有美國國債),由于閑置、浪費、匯率波動和投資失敗而已經造成的損失,也絕不是個小數字。

比較中國和美國在維護金融體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兩國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國是讓金融體系盡可能獨立于政府,市場化運作,但是出了大問題之后,政府還是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最終政府花的錢也不少。中國呢,如上所述,政府一直是金融體系的穩定錨,是擔負無限責任的買單者,這樣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體系抵抗沖擊的能力,但也有一個巨大的隱患───假若中國這種體系出了問題,那就連個收拾殘局的人都沒有了。

因此,中國的金融問題和財政問題是直接關聯的。只要中國的財政還能健康穩定下去,金融體系就一定能穩住。反過來說,假若發生中國式金融危機,就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表現為“純粹金融”的危機,而會表現為財政和金融體系互相拖累的一種惡性困境。這一點,無論中國政府的決策者,還是私人部門的投資者,都需要有清醒認識,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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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反腐敗是中國人的童話

2009/03/10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msg-->小偷反腐敗是中國人的童話

秦建中

<--sk--> <--sk--> 云南網報道,一起早已破獲的盜竊案,卻因受害人的特殊身份和涉案現金,至今仍是盈江縣城居民的飯后談資。去年11月3日,3名“梁上君子”光顧了德宏州盈江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排正忠家。蹊蹺的是,抓捕歸案的犯罪嫌疑人稱,共盜得現金80余萬元。
<--sk--> <--sk--> <--sk--> <--sk--> 該案的蹊蹺之處在于,犯罪嫌疑人承認在排家盜得現金80萬,可受害人卻對丟失現金的數額避而不談。更令人不解的是,當記者采訪縣公安局的有關人員時,接待記者的警察也聲稱不知道排家被盜了多少錢。
<--sk--> <--sk--> <--sk--> <--sk--> 按常理,竊賊被抓獲歸案,而且已經承認所偷竊的臟款和臟物,如果這個數額與失主報案時相符,此起竊案便可終結。可是,盡管這起扑朔迷離的盜竊案已經移交檢方,可負責偵查的公安人員楞是不知道排家究竟丟失了多少現金。
<--sk--> <--sk--> <--sk--> <--sk--> 于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由于受害人的身份特殊就演變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懸疑大片。雖然盈江坊間早已是議論紛紛,可官方和受害人卻仍然是極力回避。
<--sk--> <--sk--> <--sk--> <--sk--> 我們知道,在刑法中,案犯盜竊財物的多少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如果受害人不承認家中被盜了80多萬元現金,不知道檢方會根據怎樣的數額將3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
<--sk--> <--sk--> <--sk-->  在現實生活中,出現這樣的兩難狀況真的讓人匪夷所思。竊賊不怕重罪加身敢于承認偷盜現金的數額,可受害人因為身份特殊而不敢與小偷當堂對質。究其原因,不知道是受害者怕日后竊賊出獄之后報復,還是這里面另有不為人知的重大隱情。
<--sk--> <--sk--> <--sk--> <--sk--> 然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案情尚未明朗之際,受害人對被盜金額的態度曖昧引起了社會輿論的猜測。許多人認為,這又是一個小偷遇貪官的精彩故事,又是一起自古以來就延綿不絕的案中奇案。
<--sk--> <--sk--> <--sk--> <--sk--> 其實,如果3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真實的話,那么,排主任家80多萬元現金的來歷有必要繼續追問。盜賊入室行竊自有法律懲處,可80萬元現金的出處更有必要給公眾一個明確地交待。
<--sk--> <--sk--> <--sk--> <--sk--> 將偷官的竊賊渲染成反腐英雄不是國人的仇官心態在作怪,而是諸多案例印証之后的事實。在社會監督機制不完善和不健全的時候,小偷反腐、情婦反腐,甚至是水管反腐的神奇故事就會層出不窮。
<--sk--> <--sk--> <--sk--> <--sk--> 將小偷當成反腐英雄是一種無奈更是一種悲哀,是中國人自我安慰的一則童話。面對肆無忌憚的權力腐敗,人民群眾只好將反腐敗的希望寄托在不該寄托的人身上。古今中外,以偷竊為手段占有他人錢財都是一種犯罪,小偷偶爾揭露一起腐敗案件也決不是什么反腐英雄。官員的清白,政府的廉潔,*的不是千奇百怪的反腐手段,而是更強有力的人民群眾的監督和社會多元力量的制約,*的是將官員的財產收入放置在陽光之下,而不是放在人民群眾看不到、而小偷最常光顧的陰暗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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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強民弱,中國的悲哀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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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外滙存底居全球首位,中國因體制原因受金融海嘯冲擊最小而領導人對走出經濟困境最具信心,中國是美國最大債主而是否繼續買美國國債也舉世關注,中國領導人近期出訪都擺出國際「大款」姿態指點國際金融運作,大手買外國產品及向落後國家提供援助。中國GDP連年保持10%以上增長,今年「保八」看來也志在必得。據稱北京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臻發達國家水平。經濟影響外交,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顯得舉足輕重。中國又是「崛起」,又是「盛世」,中國不少人為國家而感驕傲,但中國公民自己呢?
     持中國護照的人士,到世上任何地方都最肯花錢,應該受歡迎才是。然而,世上沒有任何國家,給中國護照持有者免簽證待遇(除了持外交護照的中國官員在部份國家可以免簽)。許多國家在給予中國公民簽證上都諸多刁難,即使是經濟上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
)

    目前,香港特區護照已在137個國家或地區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與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只20個左右,但卻有60多個國家予以台灣護照持有人免簽待遇,新近英國給了台灣免簽證,歐盟其他國家也在評估中考慮跟隨。
    中國國家的國際地位似乎越來越高,但持中國護照國民的國際地位則居世界的倒數第二(第一是北韓)。香港雖說是回歸,但香港人都不願當一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因為持這種護照,在世界各地都得不到尊重。相反,中國內地人士,卻千方百計要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以便可持香港護照旅遊世界各地。台灣人談到「統一」問題時,提到在世界各地,當中國人是否會比當台灣人更獲尊重?
    中國護照持有者申請其他國家的入境簽證,都手續繁複,各類擔保、邀請、證明、回程機票一樣不能少,一些國家甚至要求不出機場的中國過境旅客也要辦理過境簽證,像是堵截恐怖分子一般。
    獲得簽證的中國公民,在外國的機場、移民局、海關,常被懷疑是持假證件的非法移民遭扣查,縱使放行也備受詰問威脅。
    有人說,外國對中國護照持有人歧視,是因為中國是窮國,人口眾多,如果放鬆簽證,很多中國人會滯留國外成為非法移民。但中國不是已經崛起,已經有錢了嗎?而且,許多人均GDP比中國低的窮國公民,出國並沒有受到同樣的限制與歧視。比如日本政府對中國公民發簽證極為嚴格,但對接受中國援助的巴基斯坦的公民卻相對寬鬆。中國人口佔世界發展中國家約四分一,但其他四分三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受到這麼嚴格限制,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至少在本區域內旅行是免簽證的,比如東盟國家或非洲國家。但中國公民去任何一個區域的任何國家都要簽證。
    也有人說,中國公民到其他國家要簽證,可能是因為其他國家去中國也需簽證,是一種對應的政策。但世界上並沒有這種對應政策。任何國家的人去澳洲都要簽證,但持澳洲護照的人去許多國家都免簽證。香港人去美國要簽證,但美國人來香港卻免簽證。
    其實歧視中國護照持有者,不僅是外國使領館,而且還包括中國使領館。中國駐外使領館人員,對持中國護照華人,都另眼相看,將這些人視為沒有本事撈到外國籍的次等人。持中國護照的華人,把中國使領館形容為「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衙門。
    中國富起來了,崛起了,國家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國家領導人在外國領袖面前威風了,但中國公民在國際社會卻是不被尊重而且受盡歧視的族群。
    國強民弱的嚴重落差,歸根究柢的原因是:國家不是屬於人民的,人民沒有權選舉掌權者,而各級的掌權者包括駐外的使領館官員,都把中國老百姓視為「算個屁」的「屁民」。/博讯
[此貼子已經被作者於3/11/2009 1:41:32 AM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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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中的中国未来
文章原标题:人口、发展和改革:迷雾中的中国未来
Derek Scissors文 盎山译
译者按:作者Derek Scissors博士的眼光越过了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和股市动荡,把焦点集中于人口年龄特征的影响。他将中国发展大致分为1979-2009的劳动力过剩阶段、2009-2020的劳动力均衡阶段,和2020以后的劳动力短缺阶段,如何解决劳动力问题将影响着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
今年12月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启动市场化经济改革30周年纪念日。回顾当日,中国仅是全球经济中不起眼的一份子。如今,几乎每一周都能听到有关中国发展能量的新预期。
中国巨人以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为起点,把步伐稍稍放缓,再进一步向前,还将会创造优异的成绩。不过,这种势头还会持续另一个三十年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全看市场化改革的进展,而最近看来改革的未来有些玄。进一步改革的政策抉择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很多关键变量都会对它形成限制。我们这里要说的就是:人口特征的影响。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特征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支撑。然而,这种支撑很快会减弱,引发经济增长减慢。
如果政策不当,声势浩大的中国经济领军时代恐怕尚未开锣,就已经落幕。

人口和发展

在中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而易见,无需多言。在改革之初的二十年,中国的资本有限,全*劳动力的支持来度过艰难时段。哪怕到了今天,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还是劳动力市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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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功的这一劳动力因素是以众所周之的人口爆炸为背景的。随着文革的高潮从1970年开始逐渐衰退,人口净出生数量极速增加,最终成了改革时代的能量源泉。在1979年,中共为了应付人口压力,实施了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对城市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许最终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强弩之末

近二十年来,新劳动力不断加入劳动大军,数量之巨使得中共不得不维持高增长来消化他们。每年大约有一千万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不过,中国社科院观察到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并预测在2009年,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将开始缓解。人口变化的第一波影响是有益的:每年新增劳动力减少,需要*增长来解决就业的压力有所减轻。
然而,人口变化还带来了潜在的危险。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在未来十年逐渐固定下来,提高劳动力效率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市场改革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市场改革,中国会发现高增长率将益发难以为继。

农村养老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改革,也许还会带来严重的财政问题。截至200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数目已经超过1.5亿,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5千万。当然,从比例来说,中国的老龄人口还是远小于美国。但是,从养老金支出的角度来说,绝对数目才是关键的。
到2006年底,在8亿多的农村人口中,仅有5千5百万参加了国家养老保险计划,而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减少。
不到5百万的人口正享有农村养老金,养老金平均数还不到本来就很低的农村人均现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在1991年到2006年间,中央政府在农村养老上竟然一分钱都没投。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涌入,财富在不少城镇地区积累起来。农村地区却依然穷困,而且很快就会进入劳动力供需平衡阶段。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努力去拓展渠道来使资金回流到农村,人口特征的变化就意味着财富不会流向大多数人口。如果农村养老金计划还是名存实无的话,将会出现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全面停滞,因为劳动力变少了,虽然挣得多了些,但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多的无劳动能力人口。中国奇迹或许就止步于城市边缘,而无法渗入农村。

又一个日本?

中国社科院观察到的劳动人口变化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官方数据显示,在2005年,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的人口大约略多于1.35亿。等到这些公民进入老龄,劳动力资源储备就会出现不足。不说别的,出口竞争力就会降低,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柱石,这一切都考验着中共的政策创新能力。
除非退休年龄延迟,这1.35亿人口将会在2020年后开始退休,那时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短暂时期即将终止,中国将会进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短缺时代。国家老龄工作委员会将会看到,2030年后,由纯劳动力带来的增长将会为负值。
到那时,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城市地区甚至可能趋向富裕。劳动力短缺会怎样影响富裕经济体?中国可以参考一个清晰的样本:日本。日本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年轻型人口,经济由出口带动迅速增长,也曾一度被很多人视为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挑战者。然而,如今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已经近二十年,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及比“奇迹”之初低得多的出生率。从韩国到俄罗斯,再到欧盟的最初成员,都有和日本类似的故事。

别太快

人口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很快就会从人口模式支撑的持续经济增长,过渡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其间需要做出艰难的政策抉择。在一些广泛经济指标上(如GDP),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超越美国,但2009-2039的三十年却不能再简单地延续1979-2009这三十年的趋势。
*本文作者Derek Scissors博士系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译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8-25 本站发布时间:20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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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Growth, And Reform: China''s Uncertain Future
by Derek Scissors
This December will mark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cision to initiat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At the time, China was an insignificant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Now, scarcely a week goes by without a new projection of its greatness.
China bulls star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pat it down somewhat, then extend the lines forward on a graph to reach wondrous conclusions. But will the expansion be sustained for another 30 years?
The answer lies ultimately in the future of market reform, which does not look promising of late. But the choice to reform further will not occur in a vacuum. There are core variables that frame it. Case in point: population demographics. For the last 30 years, demograph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ve been a very strong ally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support, however, will soon weaken, starting a transition period toward weaker growth.
With the wrong policies, the much-heralded era of Chinese economic leadership could stop almost before it starts.
People and Growth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chronicle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 to growth. For the first 20 years of reform, the PRC was capital-poor, and labor did the heavy lifting. Even now, the attractiveness to foreign investors, for instance, stems primarily from features of the labor market.
This component of China''s success is built upon a well-known population boom. As the wor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to ebb around 1970, net births accelerated sharply, eventually fueling reform-era expansion. The party responded to population pressure in 1979 with the infamous one-child policy. This policy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urban families, and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it begat may eventually have a dramatic impact on the entire economy.
End of an Era
For nearly two decades, new workers have poured into the labor force in such numbers that the party has been compelled to keep growth high to accommodate them. Annual entrants to the urban labor force are typically put at 10 million.[1] In a startling chang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sees labor surpluses beginning to dissipate as soon as next year.[2] The first effec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therefore beneficial: fewer annual entrants to the labor force and a less pressing need to grow for the sake of jobs.
There is a catch. As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akes hold during the next decade, pressure will rise to find greater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labor. Market reform is the obvious option; without it, China will find it more difficult to sustain its high rates of growth.
Rural Pension Peril
A failure to genuinely reform in this environment could also be a major fiscal problem. There were more than 150 million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0 at the end of 2006,[3] compared to fewer than 50 million in the U.S. The proportion in the PRC is still much smaller, of course, but it is absolute numbers that matter with regard to pension payments.
In an 800-million-strong rural population, there were only 55 million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al pension scheme at the end of 2006, and the number was shrinking.[4]
Fewer than 5 million people are receiving payments averaging less than 40 percent of the unpleasantly low per capita rural cash income. Yet, between 1991 and 2006,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contribute a dime to rural pensions.[5]
Affluence is spreading in urban areas in no small part due to the surplus of rural labor. Rural areas are still poor and will soon begin to see labor balance. Without a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channel resources back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changing demography means affluence will not spread to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f the rural pension program remains effectively non-existent, there could be outright stagnation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s a smaller number of workers earn more but are forced to support a larger number of retirees. The China miracle might stop at the city limits.
Japan Redux?
The CASS transition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ficial data imply that no fewer than 135 million people were between the ages of 30 and 35 in 2005.[6] As these citizens age, the reserve labor pool will become inadequate. Among other thing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ill erode, weakening a cornerstone of expansion and testing the party''s capacity for innovative policy.
Unless the retirement age shifts, the group of 135 million will begin to leave the labor force soon after 2020—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the brief period of labor balance—and start to push China into an actual labor deficit. The State Committee on Aging then sees the growth contribution of the pure quantity of labor actually turning negative after 2030.[7]
At that point, China can be confidently projected to be middle income and, in urban areas, perhaps even tending toward rich.[8] The impact of labor deficit in wealthy economies is clearly seen in a sometime model for China: Japan. After four decades of a young population and rapid growth founded on exports, Japan was also projected by many to challenge the U.S. for global economic preeminence. Instead, Japan is now approaching 20 years of starkly inferior performance, coincident with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much lower birth rates than those seen at the outset of that earlier "miracle." There are similar stories to be told ranging from Korea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original members of the EU.
Not So Fast
Population is at the heart of long-term economic expansion. China is soon to leave what has been an extended demographic pattern suppor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nter a very different pattern entailing difficult policy choices. It remains likely that at some point China will 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broad economic measures, such as total GDP, but 2009–2039 will not necessarily just extend the trends from 1979–2009.
Derek Scissors, Ph.D., is Research Fellow in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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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左派
原文标题:中国的新左派及其对政治解放的影响
Li He 文 盎山 译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准备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今,来自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对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新左派”。新左派強调通过国家的力量,来矫正由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引起的不公平以及其他负面影响。
新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给政治讨论施加影响定调。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受到政治流放,他们呼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他们并不是“领导的笔杆子”,后者大多是毛统治下的国家干部,今天的新左派学者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新左派的观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影响。新左派反对盛行的、以市场效率和全球化为名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这种斗争中,普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成了他们天然的同盟。
新左派的观点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受到不少追捧。一个主要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自从2003年建站后已经有4,700万的访问量。在百度上搜索“新左派”,能得到15万条查询结果。
胡温对“和谐社会”的强调,反应了新左派对农民、社会公正和福利问题的关注。更有消息称,新左派受到了胡温的赞同和支持。
当今领导层的政策反映了新左派的影响。2005年底,胡锦涛和温家宝发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谐社会”的蓝本。自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压倒性的国家任务。相反,他们谈及引入福利国家的某些特色,承诺在养老金、失业补贴、医疗保险和产假等方面的投入将以每年20%的水平增长。对中国农村,他们保证会禁止随意收税、改善医疗和教育。他们还承诺会减少20%的能源消耗。
相比毛时代的单一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已经开拓了一个公共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理念从20世纪末就开始了激烈的角斗。这使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唯一来源的角色受到弱化。

新左派的形成

1989年6月前,中国知识分子为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会支持,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国家官僚体制内。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通常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
左还是右?
类别
西方
中国(1978-1989)
中国(自从1990年)
自由派
保守派(主要在国家官僚中)
新左派,代表底层
保守派
改革派(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支持)
自由派(也叫“新右派”),代表中产阶级
在8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持相同的观点——支持改革开放,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相信这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一脉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导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突然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繁荣富强。进而,在1999年,北约“误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慨。中国的新左派采取了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而自由派则为潮起的民族主义而忧心不已。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
领军人物
教育经历
海外经历
职务
活动
汪晖(1959-)
南京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哈佛、UCLA、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Nordic亚洲研究中心、柏林高级研究所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6-2007年《读书》主编之一
崔之元(1963-)
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
MIT、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哈佛、柏林高级研究所
清华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强调经济民主化
甘阳(1952-)
北京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
香港大学研究员
主编了颇具影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王绍光(1954-)
北京大学学士、康奈尔大学博士
耶鲁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强调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贫富的两极化震动了新左派,他们决心维护贫困层的利益,要求改变改革的方向,主张采用强有力国家力量保护贫困层。
新左派”这一词被用来标明他们和老左派的不同,后者是顽固的毛分子。很多新左派学者拒绝被标记成“新左派”。他们更喜欢“自由主义左翼”这个名头,因为左派在中国臭名昭著,总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左派。
汪晖、崔之元、甘阳和王绍光是左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上表所示,他们是中年知识分子,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生活过。难怪,他们会熟悉西方最新的、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并利用这些来评价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然而,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国家的角色和民族主义,有的重视社会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毛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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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论战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两方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是自49年以来以及经济改革之初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场面。他们针对经济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主要的辩题是国家的角色问题。自从92年小平南巡后,国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促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放权,但新左派阵营中的王绍光和胡鞍钢不这么认为。1993年,他们两人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中国政府真像王、胡说的那么软弱,还是坚持无论如何政府都该在经济中放手,以解放市场。但政府却不愿轻视王和胡的意见,他们的报告促发了94年1月的税务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责任分开,这一措施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在不断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学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场、回退到前苏联经济模式。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一个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伴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甘阳把新左派称为“新政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现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中产阶级后,自由才可能到来。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学术圈中最重要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并促进了最高领导人对全球化的认识。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但中国还是该拥抱加入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改革的辩论
要点
新左派
自由主义者
国家的角色
主导
最小化国家干预
市场的角色
促进增长但产生贫富差距
促进增长、效率,约束专断的国家权力
国家改革
向监管转变
私有化
宏观经济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主义
全球化
挑战
有益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
腐败、权钱交易、专制
新左派则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相反,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自由主义经济家(也称主流经济学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停滞下来,不平等和低效率都会出现,因而,诸如私有化之类的改革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另外,自由主义经济家警告,对个人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会导致产权改革的减速,恶化投资环境。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
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家为管理层收购股权而辩护,但公众舆论强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讽刺的是,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和新自由主义者更近——后者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倾向于批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物权法。2004年,中国宪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使这个说法有实际的定义,需要一个完整的物权法。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学者巩献田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他声称,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这是“违宪”的。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巩献田的公开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促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政府明确物权、卖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受到新左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权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国重要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家,他们说,肯定物权法(特别是私人所有权)保护了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和私人企业家的物质利益。它会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它还会帮助私有经济防止经济犯罪,如他们员工的侵吞。
该法案本来是计划在2005年通过的,但由于这些反对意见,上了立法日程却又被拿了下来。物权法的最终版本包含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而制定的补充条款。虽然在修正后得到通过,但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次——一个法律建议案因汹涌的公共意见而延迟通过。
总的说来,在市场和国家、国际和本土、西方和东方这些二元对立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为前者辩护,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义者相信,从长远看自由市场会支持增长,支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争取政治权力,而激进的左派则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们站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一边。虽然两方阵营的学者都占据了顶级研究结构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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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权力 (party-state)和新左派

党的宣传机器既不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左派唱一个调,也不与主张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者合拍。政府曾支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引人瞩目的批判。2007年7月,长期任职《读书》主编的汪晖和黄平被解职。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对两人的一系列攻击。
虽然和执政党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公共论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是他们观点交锋的主要战场。学术性刊物的出现使学者们能彼此分享观点、辩论关键问题,并影响决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视为中国自由化的关键,如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难以想象的。互联网被广泛使用,政府再难以垄断信息来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团体以及私人智库组织的研讨会都有助于传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辩论的影响

过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讨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刚开始之际,这些讨论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圈中,他们的文章被视为艰深、晦涩。现在,他们的争论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网民。
其次,辩论的中心已经从对理论的关注,转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第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辩论已经变得激化。他们的争论不再仅是“茶杯里的风暴”。实际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常用语。
并且,如今有各种各样的途经来传播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平面媒体上,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敏感的话题频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因为在网络上思想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确会成为对共产党的挑战。然而,目前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讨论对改革产生的作用还是积极的。
第一,这些讨论使公众注意到了重要政策变化产生的后果。例如,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利用 “乌有之乡”网站这个平台,来质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议程。他们着重指出了这种路线的负面社会影响,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农业、民、农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两年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全国人大的日程。在过去几年,领导层强调了政策要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平衡的以发展为中心。
第二,这些讨论给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从70年代末期开始,决策过程比以往公开,开始受到来自政府机构之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有效性的公开辩论影响了公众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来了政策的变化。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3年有关国家能力的报告,被视为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证明是有帮助的。
崔之元对“股份合作制”的观点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4年,崔之元写了篇文章,主张继续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种劳资合作关系。一位高层领导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允许“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集权化决策方式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优点——它使得激进(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较为容易落实,只要能说服最高领导层。
第三、虽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辩论还是促成了很多新思想、见解和路线,可供决策层择优录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领导人继续了“不断试验”的思想——一种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还接受了市场会驱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而新左派则让领导层注意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他们去寻求能把合作和竞争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用汪晖的话说:“在过去,政策是由政府内部制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创新)是由社会而来。”
最后,思想讨论也拓宽了决策者的视野。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讨论已经渗透到官方话语。例如,“社会公正”这一词,在90年代被广泛讨论,现在成了官牍中的常用词汇。中国人喜欢争辩: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了决策者,还是决策者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传声筒,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不管答案如何,这些思想讨论都成为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为当局扩大了政策的选择范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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