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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網高毅

今年“兩會”談的重點是金融危機，但殊不知，金融危機產生的相互作用正影響中國著的政治體制，甚至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分水嶺。

“三十而立”，改革三十年后遇到的這次危機要么會使中國走向成熟或自信，要么會令中國彷徨和迷失，出現“中年危機”。

持前一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保持著整體穩定得益于經濟的迅猛發展，能導致動亂的就是經濟停滯蕭條，如果中國能順利渡過這次“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很難想象還有什么經濟難關不能過，即便有，也是“百年之后的事了”。

持后一觀點的人認為：改革發展至今，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三十而立之際，中國改革進入以政改為重心的改革。發展經濟有章可循，“有中國特色的政改”則是“摸著石頭過河”，難免出現彷徨和迷失。

兩大任務

民間和學朮界對中國政改的討論已持續多年，但問題的核心是中共高層怎么看，因為在中國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先例鳳毛麟角。那么，“兩會”是否透露出些許信息呢？

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工作報告花了不少篇幅論述中國政治制度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整體的區別，這在以往兩會上是不多見的，而針對吳邦國的講話，中國媒體廣泛發表捍衛中國人大制度、駁斥西方民主的文章，這在另一方面似乎說明中國高層已對關于中國政改發出的不同聲音感到壓力。

俗話說“窮”則思變。這些年中國不讓百姓思變的辦法就是不要讓大家感到“窮”──貧窮之“窮”﹔即便是窮，也讓百姓有擺脫窮的盼頭。這是中國改革截至目前走的一條道路，而且是正確的道路。

上海街頭中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不高，多少與現行政體有關。

俗話又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國政治改革滯后經濟改革導致權貴資本的產生，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成為“穩定大局”的最大威脅。

溫家寶曾表示，中國要完成兩大任務，其一，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其二，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溫家寶的這兩句話就是平衡和化解這兩大議題。

但是，如何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不是發展經濟就能做到的，于是，各種爭議陷于混戰當中。

誰的民主

這一混戰在2006年顯得最為激烈。前人民日報副總編皇甫平（周瑞金）發表《越南改革值得關注》，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改革"提出具體要求，最為突出的就是要"差額選舉"中共總書記，否則中國政改落后于"越南小弟"。

几個月后，時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撰寫《民主是個好東西》，表示民主雖有其弱點，但卻是目前人類最好的政治制度。

這兩個"右"的聲音在金融危機之年銷聲匿跡，國內各主流媒體紛紛援引吳邦國的講話，表示"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這次金融危機發端于西方，蕭條之中的中國經濟仍是亮點，這增添了中國堅持和宣傳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底氣。但話說回來，所謂中國特色的政改誰都沒有底，誰掌握了話語權，那就是誰的特色。

包括溫家寶在內的有些人將這次金融危機歸咎于西方市場和民主制度的失敗，但這未免過于簡單。畢竟，西方經濟發展數百年，其創造的巨大財富是中國現階段還難以比擬的。有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危機遲早會發生，關鍵是以什么形式、何種程度發生，不在乎是資本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表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有自己的道理，因為西方之間也沒有“照搬”一說，但精髓是一致的。溫家寶也承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諸如印尼、日本、台灣等亞洲國家的民主就與西方不一樣，而中國特有的文化和滄桑的歷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無論怎么特殊，不變的就是監督制衡、追求法治、人權和平等。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汪玉凱說，政改話題從90年代就已經討論得很熱烈，但几經醞釀，几經流產，這給百姓一個很不好的感覺：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還是下崗，動作都很快，凡是改當權者自身的，都步履維艱，困難重重。

正如人一樣，改革后三十而立的中國已沒有多少機會再醞釀下去，而花甲之年的人民共和國仍將面臨一場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