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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立兩岸關系的“政治止損點”
2009/04/03 <--wmnewsfromename--><--endwmnewsfromename--> |
<--msg--> 自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代表中國國民黨行使中國在台灣的主權以來,台灣執政當局在繼承中國國民黨在野時期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達成的政治成果,積極推動兩岸實現“大三通”和發展兩岸經貿文化聯系的行為獲得國際普遍贊譽。與此同時,失去調整兩岸政治關系 “黃金執政期”的台灣執政當局,通過勾結“台獨”政治勢力的“藍綠串謀”、伙同拒統政治勢力的“政治合謀”及配合國際政治勢力的“政治同謀”等方式執行“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并一再對中國及中國人予以政治否認,導致兩岸政治關系陷入倒退狀態。
一、轉變兩岸政治關系的倒退狀態,需要持續穩定和不斷提高的“政治支點”﹔
要通過發展兩岸關系來造福兩岸人民,這就猶如要形成一雙可以上下翻舞的筷子一樣。而一雙筷子要能發揮“工具”的作用,除了使用者的熟練之外,最重要的“技朮指標”就是筷子在“舞動”過程中的形成的“支點”的穩定性和高低。換句話說,發展兩岸關系,沒有穩定的“政治支點”不利,沒有較高的“政治支點”同樣不利。
以當前的兩岸關系的現狀而言,兩岸統合能帶來的各種利益是無需贅言的。這就表明兩岸的“政治筷子”是不愁“沒有東西吃”的。但是,在國際政治餐桌上,“食客們”的吃相難看是毫無疑問的,尤其是“兩岸周邊”的各種政治勢力更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兩岸所形成的“政治筷子”要有足夠的“政治穩定”和“政治高度”。否則,一雙不穩定的筷子,還沒有怎么上餐桌就“散落了”,只會徒留政治笑柄于國際。或者說,一雙高度很低的筷子,只能吃到“殘羹冷炙”,同樣會遭到台灣島內反對者的譏諷和支持者的寒心。姑且不談兩岸“揚威國際”,即便“施力周邊”,都足以見得兩岸統合的“政治力道”。
二、兩岸“政治支點”的穩定性和高度的政治分析﹔
結合台灣社會族群對立、政黨政治沖突及台灣執政能力有限等特點,綜合考慮國際社會對發展兩岸的支持,以及台灣執政黨執行的“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依據兩岸的政治穩定性和政治高度的差異,我們可以得出:
1、 兩岸政治穩定性最高的是台灣“民間主導”和“經貿文化融合”﹔對應地,兩岸政治穩定性最低的是兩岸“政治協議”或“政治談判”。
2、 兩岸政治高度最高的狀態當然是“兩岸統一”﹔對應地,兩岸政治高度最低的狀態是“政治基本穩定”。
由此可以得出,兩岸執政者可以選擇四種基本的兩岸政治狀態:
(一)第一種政治選擇:兩岸政治穩定性和政治高度都很高的發展狀態,即,兩岸的“終極統一”、“經濟融合”和“社會主導”的發展模式﹔
(二)第二種政治選擇:兩岸的政治高度高而政治穩定性低的發展狀態,即,兩岸的“終極統一”、“政治談判”的發展模式﹔
(三)第三種政治選擇:兩岸的政治高度和政治穩定性都很低的發展狀態,即兩岸的“政治基本穩定”、“政治協商”的發展模式﹔
(四)第四種政治選擇:兩岸的政治高度低但政治穩定性很高的發展狀態,即兩岸的“政治基本穩定”、“社會推動”和“經貿文化發展”的發展模式﹔
由此可見,在“大三通”剛剛啟動之際,兩岸經貿文化尚未正式開展之前,兩岸率先對台灣所謂“國際空間”開展政治談判,就是屬于“第三種選政治擇”。顯然,在當前兩岸特殊的發展狀態下,中國大陸即便以“一年一申情的方式”支持馬英九執政當局成為“WHA觀察員”的政治行為也是根本錯誤的。因為,這不單純是兩岸的“零和游戲”,而且也是中國大陸嬌慣和縱容馬英九執政當局錯誤的兩岸觀念,更是與中國大陸主張的“兩岸統一”的政治方向是相背離的。
三、中國大陸對兩岸“政治支點”的穩定性和高度的有益政治選擇﹔
通過以上四種推動兩岸政治關系發展的政治選擇上,結合兩岸的政治狀態和現實,可以得出四個層次的價值選擇:
(一)上上之策是第一種政治選擇,即:兩岸的“終極統一”、“經貿文化融合”和“社會主導”的發展模式﹔
具體地說就是:以兩岸終極統一為兩岸共同的政治方向,借助兩岸民間力量的動力,推進兩岸經貿文化的融合。在兩岸經貿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積極實現台灣社會發展方向的轉變,最終實現兩岸的統一。
對于馬英九執政當局而言,原本確立兩岸終極統一的政治方向不是問題,特別是在其“黃金執政期”。因為“終極統一”也是馬英九當年的政治口號之一。但是,或許馬英九有希望“穩定第一執政期”、“發展第二執政期”的政治想法,所以錯失了兩岸從屬于第一種政治關系的選擇機會。然而,馬英九誤算了國際金融危機、“兩岸周邊”政治局勢惡化及台灣政治生態惡化等三個層面的問題。這恰恰應了中國的一句名言:“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馬英九執政當局在戰略上選的是“下”,在戰朮上求的是“中”。這只能導致馬英九執政當局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渦中“顛沛流離”了。這也是馬英九選擇的“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獨木橋所得到的必然政治結果。
所以,本質上,馬英九無論對其第一任期,還是對兩岸關系,都沒有看透。這一方面是馬英九受困于繼承的“政治爛攤子”的限制,另一方面是馬英九的政治氣度和政治格局不到位的結果。馬英九從政治品質上說,肯定是一個“好人”,但是馬英九從執政能力上講,絕對不是一個“能人”。能挽救或彌補馬英九問題的方法一定是通過分權制衡模式廣攬“能人”為鞏固和發展台灣政權、落實發展台灣民生而服務。可是,馬英九對分配政治權力存在嚴重的“政治過敏”。這才是馬英九“坐困危城”的根本原因。
(二)上策是第四種政治選擇,即:兩岸的“政治基本穩定”、“經貿文化發展”和“社會推動”的發展模式﹔
具體地說就是:在兩岸保持政治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兩岸積極動員民間力量集中精力發展兩岸經貿文化、促進兩岸經貿文化的深入融合。馬英九執政當局貫徹“發展台灣民生為第一要務”的執政宗旨,通過不斷提高台灣民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優化台灣的產業結構及確立台灣的國際經濟地位等為主要發展目標,既能鞏固、完善和發展馬英九的執政基礎,又能實現馬英九的持續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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