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黃河兩岸-“五四”的精神不是“民主”和“科學“

　今年是五四愛國運動九十周年，這個被稱爲中國現代史轉折點的曆史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保持着巨大的影響。其遺産和精神既被後人總結爲“民主”與 “科學”，也被總結爲“愛國與進步”。而“民主”與“科學”之論就來自誕生于“五四”并以“五四”傳統和精神代言人的中共創始人之一毛澤東。毛澤東曾有蓋棺定論式的評價：“‘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産黨人和若幹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産階級的道路上去了。”然而，究竟什麽是“五四精神”，直到今天海内外仍然有不同的見解。

　　近日讀到英國學者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研究“巴黎和會”的專著《Peacemakers :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漢譯名《大國的博弈：改變世界的一百八十天》），其中有專章談到中國及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可算是西方的立場和視野。關于這位學者，不得不多談幾句。她是巴黎和會英國代表團團長、首相勞合.喬治的曾孫女，畢業于牛津大學，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曆史學教授。無論是其家庭還是專業背景，都使得她有着得天獨厚的條件來評析“巴黎和會”這一曆史性事件。因此這本書出版後也大獲成功，獲得2007年《紐約時報》七大好書榮譽以及各種圖書獎。

　　在書中，她這樣評價：“5月4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裏程碑，它代表了知識界動亂的整個階段，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抵制西方。1919年之前，他們尋求西方民主和自由主義，通常是因爲他們找不到别的範例。”“1919年，中國人找到了另一個可行之路，不是回到傳統道路而是俄國的新秩序。俄國革命提供了一個類似于中國的傳統社會通過一次大膽行動而一躍向前的範例。對西方的幻想的破滅、1911年之後對西方民主不愉快的體驗以及俄國提供的道路，都使共産主義成爲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作者進而論述道：“巴黎和會一年之後，一群進步分子成立了中國共産黨。許多1919年5 月遊行的領導都都成爲黨員。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也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領導下，共産黨終于在1949年奪得政權”。（234頁）。

　　我相信，瑪格麗特.麥克米蘭說出了許多中國學者想說而無法說出的曆史真相和結論，盡管曆史距我們并不遠，曆史真相并沒有被掩蓋。

　　不錯，“5月4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裏程碑”。愛國、反帝（反日反西方）就是這場運動的本質。爲了救亡圖存，爲了反對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熱血青年才第一次走向街頭，并帶動全國各界的“民族主義”的大覺醒。可以說，西方列強（反帝）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針對對象。而發洩的出口則指向了對西方列強軟弱的北京政府。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當時公認的啓蒙導師陳獨秀在巴黎和會前稱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個好人”，而和會之後，直接怒斥威爾遜爲專說大話騙人的“威大炮”。他的轉變在當時的中國是頗具代表性的。在強烈的反帝、反西方背景下，中國怎麽會把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民主和科學當做自己的學習方向和目标？

　　其次，正如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所說的，中華民國建立七年間令人極其失望的表現也決定了“五四”時代不可能再把目光針對西方。中華民國建立才一年，就經曆了内戰（二次革命），随後就是帝制，帝制失敗随之而來的就是清廷複辟鬧劇、鬧劇失敗後就是南北方對抗，國家陷于分裂（巴黎和會代表團由南北方共同組成，互相争鬥）。袁世凱時代議會選舉産生的腐敗賄選到了北洋時代愈演愈烈，内閣走馬燈般輪換。當然，對于國民更重要的是，效仿西方建立的中華民國既無法解決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中華民族迫切的生死存亡的挑戰，更無力解決民生，提高民生。事實上，僅僅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已經公開提出“共和亡國論”。創立民國的精英尚且如此，民衆豈不更是身感同受？在這種情況下，“五四運動”怎麽還會把西方做爲學習的榜樣呢？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提的是，這個時候的西方剛剛經曆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正處于空前的危機之中。當時西方勞工運動風起雲湧，資本家與政府結合起來對勞工運動殘酷鎮壓，階級關系高度緊張。

　　可以說，“五四運動”的背景一是對歐美民主國家“公理”的極度失望、二是對效仿西方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極度厭惡、三是對一戰後的歐美模式産生高度懷疑。這樣的背景下怎麽會産生對西方價值觀“民主”和“科學”的認同與追求？這也是爲什麽1917年俄國革命時，沒有對中國産生多少影響，而僅僅兩年之後，中國就最終選擇了俄國革命的道路。

　　“五四運動”後，中國曆史選擇了俄國革命，無數的“五四精英”創立、加入、站到了中國共産黨一邊，并最終取得勝利，完成了自1840 年以來仁人志士、整個民族所追求的獨立、統一與主權。并再經過三十年後，通過改革開放初步實現了富強。而這都和西方的民主南轅北轍。至于科學，并不是“五四”的專利，而是自洋務運動就已經開始了。包括采用西醫，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武器制造、輪船、郵政以及鐵路建設等等。

　　當然，在陳獨秀爲代表的知識精英選擇共産主義的時候，以胡适爲代表的知識精英選擇了自由主義。然而，哪一個可以救國，曆史給出了答案。至于毛澤東蓋棺定論式的總結，我們不難發現，他所使用的“民主”和“科學”這兩個詞語，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來自西方的民主毫無關聯。也許，在哪個時代，對民主和科學的理解更爲寬泛或者各有所解，無論是共産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以“民主”和“科學”爲已任。這和今天的民主含義一元化定義已經完全不同。如果現在，我們用今天的民主和科學含義來理解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不是有曆史時空倒錯之感？

　　附：讀台灣出版的中國曆史，都對“五四運動”一筆帶過，更無“科學”與“民主”之論。台灣學者張玉法所著《中華民國史稿》就是一例。張玉法先生曾任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院士，而這本專著更是由兩岸著名學者吳大猷主持的“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系列中的一卷（另兩卷爲中共史和晚清史）并由台灣最著名的聯經出版出版。這本書“第三章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1916--1928）”的第二節“社會新策略的波動”，僅有一句話談到了“五四運動”：“中國于1919年5月4日發生以反日爲中心的反帝運動，在性質上都是以群衆爲主軸的自覺運動。”（136頁）。而“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另一卷《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中，對五四更是沒有列爲專項，僅在第一章“知識分子搞革命”第一節“新文化運動的轉向”中，表達了這樣的含義：新文化運動是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爲目标，但1919年巴黎和會後，新文化運動發生了轉向。具體的有這樣的幾句話：“五四思想由崇拜歐美主流文明轉向崇拜社會主義，明顯地反映在當時的出版品上。”（67頁）“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以俄爲師的心理驅使下，開始深入了解俄國的十月革命，也開始大力介紹馬克思列甯主義。”（68頁）。

　　顯然，無論是西方還是台灣的史學界，都沒有把“民主”和“科學”與“五四運動”聯系起來。台灣甚至更進一步分析認爲，“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從西方的“民主和科學”轉向社會主義。

　　法國巴黎宋魯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