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治國與建立和諧社會的悖論
暴力治國與建立和諧社會的悖論
何清漣
從胡錦濤執政以來，建立“和諧社會”成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更被渲染成了一個理想目標。而這次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更有意思，中國當局正在做的事情，即打壓地方諸侯、力挫強勢部委倨傲之氣只字不提，只突出一個主題：建立和諧社會。
但評價這個政治口號，不僅要考評它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還得考量口號與實現口號的手段之間的關系。從中國政治現實出發考量這個口號，提出它是合理的。試想想，生活于一個每天都發生無數暴力事件、社會反抗事件不斷的國度，安甯平靜已經成了可望而不可即之物，且不說富人需要保镖隨身防衛，即使是平民百姓，家宅必須要安上牢固的防盜網，有如生活在一個囚籠裏；而出門最有可能碰見三種人：騙子、小偷與搶劫者，人與人之間已經缺乏基本信任。此情此境，提出要建立一個安甯、平靜，較少社會沖突的和諧社會，不能說不合理。
再來考量口號與實現口號的手段之間的關系。共産主義實踐有兩大特點，一是爲了追求理想設定的目標，所使用的政治手段往往帶有濃重的血腥味。二是尤其是當政者號召人民，爲了實現未來的理想，人們必須放棄一切對現實生活的合理要求。上述兩點是各國共産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追求共産主義理想時遇到的老問題，在中國尤其明顯。過去爲了追求共産主義理想，中國人曾經連一求溫飽都成了奢望，爲塑造共産主義新人而屢屢開展殘酷的階級鬥爭，這些往事煙雲還未散盡，現實中更有新的佐證，比如人們因失去土地、住房而被迫上訪，往往被當局以“上訪破壞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目標”強行截訪甚至拘留時，這些利益受損者是否應該從建立和諧社會的大局出發，消釋忿恨，忍受了事？
所以問題還得回到兩個被有意模糊了的出發點來談：第一，是誰制造了不和諧，即社會矛盾？第二，政府通過什麽手段達致和諧，是通過壓制反抗者與無權者的正當利益訴求，還是減少制造矛盾的根源？從這兩點來看，十六屆六中全會盡管聲稱在建立和諧社會上達成了共識，但在尋找不和諧根源時，顯然卻回避了這一問題。六中全會公報通篇是虛化的套話，而從“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在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所發表的各種文章來看，黨認爲目前影響中國穩定的主要矛盾是部門利益膨脹，地方勢力坐大。
但這兩大矛盾是否真是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呢？應該說不是，這兩組矛盾影響的是統治集團內部關系與權力秩序，並不直接影響民生與民權。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影響社會安定，導致黎民生計日益艱難的不是這兩大矛盾，而是整個執政集團直接剝奪民衆的生存權利，以及政府在處理民衆的被迫反抗時，完全依賴政治暴力手段，日益顯示出向極權政治回歸的傾向。
對中國現政權的性質，人們做了諸多歸類：後極權社會、威權政治，以及新極權主義。應該說，這三種概括其實用來描述1978年以後的政治演變過程比較合適，因爲它正好代表了自那以後中國政治演變的三個階段。80年代屬于後極權政治，以政治上的相對寬松和經濟改革的開始爲主要標志，中國進入了比較典型的後極權主義體制。而9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威權政治時期，政治控制較之80年代要緊，而思想文化控制則處于一種尚未完全定型階段。而從9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則日益向極權政治複歸，越來越依*政治暴力恐嚇、威懾民衆，讓民衆出于恐懼而被迫服從當局。
于是中國目前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政治現象：政治實踐越來越依賴暴力統治；政治口號卻聲稱要建立和諧社會。而達成和諧的手段不是消除産生社會矛盾的根源，即控制強勢集團對弱者的掠奪，而是通過政治暴力手段壓制利益受損者的利益訴求與反抗，同時加強特務統治，比如在大學建立信息員與安全員制度。
不正義的手段絕對不會通向正義的目標，力圖通過暴力治國來穩定統治集團利益的社會，是無法通向和諧的。因此，中國當局與其通過宣傳表達建立和諧社會的決心，還不如以行動顯示其誠意。而顯示誠意的最好方法是消除社會矛盾的根源。否則，所謂建立和諧社會只不過是中國當局爲新極權政治編織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原載于《華夏電子報》2006年10月19日，總16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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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4 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