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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稳固—從“誰把聶绀弩送進了監獄”的爭論看中國社會的轉型正義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稳固—從“誰把聶绀弩送進了監獄”的爭

論看中國社會的轉型正義

     来源：人與人權雙周刊作者：余傑

     聶绀弩是何許人也？也許現在的年輕人大都不知道了。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黃埔，後又棄枪持筆，被譽爲鲁迅之後杂文第一人，其舊體詩更被視爲“千年詩歌傳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雖然是一名參加過“左聯”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難以見容于一九四九年之後道路以目的“新社會”。從反胡風运動到反右运動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風头浪尖上，被發配到北大荒及關入監獄，前前後後達二十多年，还因爲作詩攻擊伟大領袖，差點被判處死刑。在去世前夕，聶绀弩對守候在床邊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個蜜橘。”周颖剝了一個蜜橘給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連核兒都没吐。吃完後，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沈，再也没醒過来。钟敬文《怀聶绀弩》有詩：“憐君地獄都游遍，成就人間一鬼才。”堪稱對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聶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衆的關注，是因爲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發表了觸目驚心的《聶绀弩刑事檔案》，隨即作家章诒和又發表了《誰把聶绀弩送進了監獄？》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黃苗子爲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層浪，“聶黃事件”遂成爲近期中國文化界的一大熱點。有人憤怒谴責黃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繼續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贊揚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氣，有人則呼籲放過已經臥床不起的黃苗子，更有人以黃苗子曾經促成毛澤東的《沁园春》的發表以及爲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爲其辯誣……關于真相與细節，關于記憶與遗忘，關于忏悔與不忏悔，關于寬容與不寬容，關于时代的限制與個人的責任，剪不斷，理还亂。

     中國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聶绀弩臨终时發出的那聲叹息。可是，一個蜜橘能让他嘗到生命的甘甜嗎？不能。聶绀弩是在內心充滿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點，只有漆黑的死亡與絕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與希望。這不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嗎？在中國，即便是掌權者也離幸福很远。胡錦濤和温家寶也活得很苦，看看他們脸上僵硬的肌肉、緊鎖的眉头、伪装出来的笑容，就可以想像其內心深處的恐懼與戒備了。他們拼命維系那套戕害人性的制度，他們自身也是此制度的囚徒。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聶绀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裏面没有一點歉意。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是啊，誰没有生活在陰影裏呢？

     這場“誰把聶绀弩送進了監獄？”的爭論，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膚之痛。翻譯家余澤民在《欧洲後現代文學的傳奇貴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紹了彼得于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傑作《在天堂的和谐》。在這部小说中，作者通過多條線索在理事的塵烟中寻找、回憶、接近、了解自己的父親。用作家的话来说，這不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將個體的命运放到家族、國家的宏大曆史背景下層層剝解，放大觀察，深情地回憶、追寻、辨認、拥抱、贊頌了在共産政權下曾遭放逐、淪爲瓜農、屢受迫害的父親。评論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書、理解之書、和平之書。在事物之間、世界之間、語句之間，在真实與虛假、曆史與故事、小说與書之間，在两個（或多個）人之間，在父親與父親之間，在兒子與兒子之間，在父親與兒子之間，締造出充滿和谐的友好關系。這部書是聖靈。你重新讀一遍第二部分，你會知道，什么是父親的責任，或者说，什么是兒子的責任。一個這樣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難，辛苦持家，分享忧樂。能夠從容應付世上的一切。”讀者也普遍認爲，作家刻畫出了人類最真挚、最复杂、最濃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這一切在一夜之間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一部分專制时期的絕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報员的曆史汙點。彼得委托在曆史檔案所工作的朋友幫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爲澄清過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責任，表示對過去的關注”。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天堂的和谐》一書剛剛出版，他便来到檔案館。他却發現，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謹而惶恐，奇怪地建議他最好不要翻阅這些檔案材料。

     彼得堅持親自阅讀自己和家人的檔案。打開厚厚的檔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東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東西令我難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爲我的手開始發抖。現在我該怎么辦。好像是在做夢。我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決一切。或者我從禁閉的窗戶跳出，逃之夭夭。”卷宗裏，他看到遭当事人舉報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總計一百五十條，三百七十五页，結束日期爲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写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一九五七年三月被內務部招募、代號“查納迪”的秘密情報员。

     “看完這個卷宗我感到面紅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體竟會産生這種生理反應。”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親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書裏刻畫的那位正直善良、高貴自尊的父親，竟然是一個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驚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間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並于二零零二年出版。他在書裏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誠实披露了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親的手迹，我那么喜愛的字體，感到針紮式的刺痛。這是我曾經（而且依舊）爲之驕傲的字體。關于字體的主人，我有許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書裏看到的父親的從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書裏披露的卑躬苟活爲代價的。從崇敬父親到揭露父親，從頌揚父子之愛到顛覆這種虛假之愛，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氣與良知。彼得認爲，作爲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爲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須這樣做。而且，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陰影之下的惟一辦法。如今的匈牙利，檔案被公開，昔日迫害過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擔任任何公职，轉型正義基本得到实現。在此基礎上，寬容與和解也逐漸成爲一種社會共识。

     “聶黃事件”與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國还未展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價值的轉型，更遑論轉型正義了。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討論此事件，更爲困難，更有“難言之隱”。实際上，“告密事件”不僅是只關涉到聶黃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個政治事件，背後牽扯的是当今中國的關鍵问題：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爲人的本能、責任乃至光榮呢？告密的行爲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們外部的社會關系和最爲隱私的家庭關系的？進而言之，它更是一個價值和信仰事件，它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的轉型正義的思考與展望：在過去的那些年月裏，人類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樣一點點地泯滅的？是何種扭曲的、邪惡的價值與信仰，让人們如同蛆蟲一樣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汙染的、有毒的社會环境中，如何徹底斩斷這種毒性在我們身上的遗傳，重新恢复上帝創造之初人類美好、良善和高貴的一面，進而重建一個以愛與寬恕爲價值基礎的共同體，並像聖經中所说的那樣“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稳固”？

     今天中國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個詞語就是“稳定”，在他們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産主義”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個“不稳定”的世界裏，但是，真正的稳定難道可以通過不公與不義、暴力與謊言、告密與压迫来实現嗎？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築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壘。經過前三十年的階级鬥爭和後三十年的拜金主義的戕害，我們的社會已經千瘡百孔。在我們這裏，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的人战爭”。当局視人民若仇敵，人民視当局若仇敵。不僅如此，我們每個人都傷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經破裂了：当我們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會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斷：“他是假装的。”当我們經過車禍現場的时候，不會停下来施救，若幹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們裹足不前。当某個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們會先打上一個问號，因爲“裸捐門”事件層出不窮。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討要薪水的时候，有人沖過去將其推下去，並因而獲得滿堂喝彩。這樣的社會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轉過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絕忏悔，受害者怨氣沖天，那么多硬項的人根本不愿回轉過来。中國社會是一個公民群體經過了深深的破碎之後必須加以重建的社會，而這種重建應当從個體的医治開始，從心靈的修复開始，從價值觀的轉換開始。因爲，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變革迅猛展開，中國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與憲政，中國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便“甜”。美國神學家施維爾（Doanld W. Shriver Jr.）在《敵人倫理》一書中指出，“寬恕並忘記”往往是句誤導人的格言；“追憶並悔改”和“追憶並寬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針。他認爲，一個社會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殘害的咒詛之地變成以公平公義爲根基的堅定稳固之國，要經曆四個過程。這一曆程恰恰是從走在山坳上的中國所必須經曆的，而基督教的價值在其中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現現行憲法所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體積極參與個人、族群和階層間的“療傷”工作。

     施維爾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棄報复，加害者不再宣稱自己無辜时，寬恕便會開始。他認爲，寬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創傷的過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視域”。寬恕與和解應当是一對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廢某一邊：“如果爲了和解的缘故，輕視過去的不義，便是對受害者傷口的再次傷害；而爲了過去不義的缘故，輕看將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給社會本身留下一個傷口。除非正義與對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邁向將来，否則社會也只會重回失憶的舊路，助長人們复仇的欲念。”

     此次“聶黃事件”亦應本着此一原則来處理：我們要將心比心地體察受害者及其後人的創傷，不僅聶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並受盡折磨的代價，聶家还有一個女兒受到父親的牽連而自杀，這是怎樣的人間慘劇！不是輕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過曆史的這一页。同时，我們也要面對這樣的事实：黃苗子已經臥病在床，失去知覺。即便報复，亦無從下手；即便让其身敗名裂，亦于事無補。我們当然要指證罪惡，但不能自以爲義地扔出那塊耶稣所说的只有無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們要以和解爲愿景，而非以報复爲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類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陰影、拥抱陽光。

     施維爾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開過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過，爲要公開事实真相，並達成某種程度的寬恕，須本于大衆對和解的期待。那么，公開過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進和解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究竟真相是作爲武器，繼續緝拿你身邊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衆环境中過去的殘骸，好預備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施維爾教授强調说：“如果這個過程是要達到後一目標的话，便一定要幫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覺，這些感覺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聶黃事件”，重點便不在于探討黃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動还是被動，是無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請賞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種種情状，任何人都無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憶仍然會可能出現“羅生門”式的差異。故而，無論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盡所能地公開真相，但公開真相的目的不是將傷口擴大，不是推诿責任，而是使得公衆有足夠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養一種“讲述真相光榮，掩蓋事实可恥”的公共輿論，並由此一點點地擴大人們的“同理心”。在此氛圍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無須感到恐懼战兢。這裏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價的“同情心”，而是經過理性的思考，對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的認识之後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構造一種团契式的社會的心理基礎。

     施維爾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從前互相爲敵的人彼此容忍，悔改並说出真相，進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寬恕的進展。他特別指出：“我們全都有與別人聯手向自己的鄰舍作出十惡不赦之事的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禮物要送給政治學，這關乎我們人性的真理應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對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對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惡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鄰舍與公民的關系时，便必須看待行惡者也是我們人類的一分子——這是寬恕在政治中希望達到的目標。

     当“聶黃事件”成爲一個焦點新闻之後，中國人慣有的道德潔癖又爆發了，過去颇有清譽、公共形象較佳的黃苗子，一夜之間成爲被人不齒的“小人”。公衆在向黃苗子吞唾液时，很少反求諸己，認识到“我也是黃苗子”。其实，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限並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動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動中，則很有可能轉化爲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寬恕”的開始。過去，我也是吐唾液的人中的一员，後来在走向信仰的過程中，才逐漸意识到：在原罪的意義上，我與那些被示衆者没有本质的區別。我對余秋雨的批评是在這段时期開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爲《余秋雨，你爲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則名爲《我們有罪，我們忏悔》。從“你”到“我們”，可以看出信仰對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變。

     施維爾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從寬恕到補償，金錢和公開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這些想象征性的舉動，能夠帶給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後代莫大的医治，叫他們更容易去深思寬恕的觀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與加害者和他們的後代同享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認錯是良藥，而物质補償可以加添几分正義。在這個原則下，如果是國家、政党、族群或階層的群體性的罪過，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開道歉並承诺賠償。如德國總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跪，德國政府也成立賠償基金；又如美國總统老布什公開承認二战期間囚禁日裔美國人的錯誤，並宣布美國政府向每個受害者賠償两萬美元，美國司法部長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長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這名坐在輪椅上的一百零七歲的老人呈上支票並道歉说：“美國最终也承認錯誤，這並没有損及自己的正直，反而鞏固了國家忠于憲法和人民的真誠。”而如果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恩怨，亦可以按照類似的方法来處理。

     以“聶黃事件”而論，久病在床的黃苗子不可能在訴说真相、道歉或賠償等方面有所作爲了，我們對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過于苛求。更需要我們去努力是，促進当權者的公開道歉及國家賠償。就像馬英九代表國民党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會並設立二二八紀念館一樣；今天中國的执政掌權者也應当及早向曆次政治运動中受傷害的同胞及家屬公開道歉，並制定國家賠償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從土改、鎮反、反右、大跃進、文革一直到六四，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轉變爲戾氣，戾氣再轉變爲新一輪的暴力沖突，則和解、和谐與和平難于上青天。所以，当局與其大张旗鼓地张羅六十年的慶典，不如立即啓動真相調查、道歉與賠償的程序。轉型正義的工作，需要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前便展開；否則，改革一旦啓動，轉型正義便很容易成爲一個被忽視的和滞後的領域；而轉型正義如果滞後甚至缺失，對未来的民主憲政而言，將成爲一個巨大的隱患。

     倘若我們在這樣一個新的維度上審視“聶黃事件”乃至整個当代中國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獄史，不僅在此看到人類罪惡的深淵，見识到我們实在可以有多么墮落；更將發現，在經曆了慘絕人寰的苦難之後，人類仍然可以战勝仇恨與報复，進入美善之境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種状態来：“神造我們是爲美善，神造我們是爲愛，神造我們是爲友誼，神造我們是爲寬恕，神造我們是爲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麗事物。”若能如此，我們所收獲的將是真相的揭示、寬恕的实現、和解的達成以及一個敬虔的、愛神亦愛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國家。

    二零零九年八月三日初稿，六日定稿

2009-10-18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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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荒唐逻辑暴露了什么

送交者: 心灵之窗于 October 15, 2009

贪官以为收点小礼物，收点生日钱财，只是礼尚往来，称不上犯罪，其实，财和物是并列入罪的，贪官以“收物不收钱”为自己开脱，完全是错误的逻辑推理，与法律规定相悖。

　　有些贪官的话语总是那么雷人，浙江省平阳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徐定锦算是其中一个。9月28日，法院开庭审理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徐定锦当庭发表雷人语录：“我从来都收物不收钱，收礼不受贿，不能算犯罪。”

　　这种荒唐逻辑，不是苍白的狡辩，就是智商有问题。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就是受贿罪。身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他居然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说，收物不收钱，不能算犯罪，让人不得不怀疑，如此“法盲”是如何当上副县长的。

　　可笑的是，贪官的荒唐逻辑还不只是个别现象，大有成为共性之势，像河南省荥阳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武今明，似乎也可以列为同类。这位贪官为了更好地收受财物，居然把父亲和岳母的生日改为1月1日，每年的这一天，他就大摆宴席，广发请帖，邀请荥阳市大小机关的熟人及做生意的商人为其父亲和岳母祝寿。仅这一天的“生日宴”，武今明收取的钱物就多达几十万元人民币。怪不得有网友嘲笑其名字取得好——“武精明”。

　　看过贪官利用自己或者亲属的生日、婚丧嫁娶来收取财物的，但还没看过篡改生日而借机敛财的。“武精明”可真是精明得过了头。连自己父亲和岳母的生日都能篡改，还有什么做不出的呢？“子不孝，父之过”，改老父生日收钱财，明显是陷老父于不义，一个明智的父亲应该会予以阻止，而不是助纣为虐。可惜，我们看到的却是，从1995年担任荥阳市领导至案发前，每年1月1日，武今明都是大张旗鼓地为其父和岳母过生日，借机收取钱物。

　　国人向来讲究礼节，礼尚往来一度被视为人际交往的准则。生日送点礼、过节送点物，本是无可厚非的。贪官也正是看准了这点，以为收点小礼物，收点生日钱财，只是礼尚往来，称不上犯罪。但贪污贿赂罪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

　　由此可以看出，财和物是并列入罪的。贪官以“收物不收钱”为自己开脱，完全是错误的逻辑推理，与法律规定相悖。再说了，物也可以折合成一定的钱财，收物与收钱实质上并无区别。

　　其实，贪官收受的财物，在数量上多数已经超出了人情关系的范围，带有权钱交易的性质。一方面，送礼者之所以给公职人员送礼，并非是出于人情来往的需要，而是看中其手中的权力，于是送起来也格外大方；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今天收了某个人的礼物，明天就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私利。正所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很多贪官正是由此而一步步坠入犯罪深渊的。

　　贪官的一系列怪诞言论和无耻做法，也给反腐部门提了一个醒，必须对公职人员收受礼物的行为予以规范。如此，才能进一步刹住贪官利用生日借机敛财，纠正其“收礼不受贿，就不是犯罪”的荒唐逻辑。

2009-10-18 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