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胡錦濤訪問了印度，主要談的是經濟上的合作，因爲這兩個國家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我們要相信（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一個說法：印度的現代化有許多特長是中國需要學習的，印度也有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現在我要講的問題不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兩個國家的文化背景問題。中國以前一向認爲自己是中心國家，無論是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自從跟印度接觸以後，特别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這個觀念就改變了。中國最早知道印度的是漢朝的張骞。中國和印度最早的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貿易關系，這種貿易關系基本上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是經過其他許多國家的。東漢末年，也就是三四百年以後的公元二世紀，佛教已經很明顯地傳到中國來了。這些都說明中印文化關系慢慢地變得越來越重要，比經濟交往還要重要。

中國直接到印度去回來寫遊記的有好幾個人：最早的比如說有法顯，更有名的就是玄奘。他們都通過寫遊記述說他們是怎麽到印度的。過程是非常曲折的。這些人到了印度以後，就把印度的文化，不光是佛教，作爲真經取了回來。我們現在的小說象《西遊記》就是以玄奘去西天取經爲背景的。玄奘是中國最有造詣的梵文學家，也是佛教的經典學家。他在唐太宗時代，就是七世紀中葉一個人到印度去學梵文，前後住了19年之久。他對梵文非常精通，不但能把梵文的東西翻成漢文，還能把漢文的東西象《老子》翻成梵文。他的梵文好到在印度可以參加任何公開辯論的程度。

在佛教交往過程中，我們特别要注意的是科學觀念、數學、天文、醫學這些東西在兩邊的傳授：中國的部分傳到中國，印度的部分也傳到中國來。所以我們講中印關系除了要注重目前現實的貿易、石油種種問題以外，還要注重科學上面的、觀念上面的溝通。觀念上的溝通如象佛教進來後使中國文化就越來越擴大了。

照阿瑪蒂亞-森的說法，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印度可以從中國學習很多東西，印度也有很多東西是中國可以學習的。印度的這些東西都是有曆史背景的：如佛教的公開大辯論，這是印度很重要的一個傳統。這種辯論是必須要以邏輯、以理服人，不能用力量服人，必須要在理上占上風。這種公開辯論也就是康德講的要理性、要公開，這就是一個民主的基礎。阿瑪蒂亞-森也認爲這是印度人能夠公開開放辯論，不壓制任何言論自由，使印度能夠走上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内在因素。他認爲這個因素也許對中國有啓示作用。如果照這種說法，我相信我們應該還有在文化上要向印度學習的地方。決不是說兩個國家元首談判怎麽做生意、怎麽賺錢、怎麽樣分工合作、怎麽樣使中國人在印度開公司、怎樣讓印度人放心用中國人，不要歧視中國人….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還是要有文化上的溝通、文化上的了解。這樣中印關系才會得到根本的改善。這才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如果隻重視商業利益而忽略文化背景、忽略印度有很多精神上可以給中國增加資源的東西，那我們對印度就不夠了解。

不要說佛教，不要說遠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就曾轟動一時。這對中國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刺激作用。這是很眼前的例子。

所以我認爲中印關系特别應該回到文化的軌道，我想這樣雙方才有長期永久合作的可能。 /阿波羅